二、民族新气象

两宋时期是各民族激烈竞争的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的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并且表现出一些新的气象。

（一）民族自立意识增强

综观中国民族史，我们会发现两宋时期中国民族发展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契丹、女真、党项均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其中契丹创造的契丹大字有三千多个，此外还利用回鹘文创造了契丹小字；党项创造了近六千个西夏文字；女真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我们不应该将之仅仅归属于某一种文化现象，造字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民族自立意识的增强。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周边民族与中原政权间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文化模式。一般来讲，代表中原政权的汉文化水准高于周边民族；然而，周边民族在学习汉文化以及进行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同时，又有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意识。上述造字现象就能反映出这样的民族心态。正如党项统治者一只手高举着儒家的大旗，声称“以儒治国”，另一只手却始终不肯放弃对畜牧社会的留恋，“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2]不仅如此，党项、契丹、女真还建立自己的政权，与中原政权异爨分家。这些现象无疑表明两宋时期民族意识上升的迹象。

（二）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文化层次也有所提高(www.daowen.com)

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的社会发展轨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是由渔猎或畜牧走向农耕或半农半牧的高级形态。如党项在公元6世纪时尚处于“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状态，内迁以后，渐染华风，畜牧业、农业的生产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党项在政治上建立政权，仿效唐宋制度，与宋、辽、金抗衡近两个世纪。女真族在公元10世纪时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阶段，而在12世纪建立金政权时，其已经部分地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在灭北宋并占领其领土后，女真基本过渡到封建社会。在文化上，这些民族的起点都比较低，然而在建立自己政权后，他们创造文字、倡导儒学，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就连地处偏僻的西域诸族也在积极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如突厥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至今仍是人们了解中古时期西域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必要参考读物，显示出民族文化的强大魅力，并构成了两宋时期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各民族同胞与中原政权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两宋时期民族关系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在斗争中团结，在团结中斗争”。北宋的主要精力便为如何防御辽和西夏的入侵，兵戎相见的时间并不短。以西夏为例，西夏与北宋真正和平相处的时间有四十余年^[3]，其余时间内均有大小不等的武力冲突。与此同时，辽朝、西夏等民族政权并未因为武力冲突而使蕃汉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停止或减弱，反而双方的联系更为紧密。西夏几乎每年向北宋政府派遣使臣，即使在战事期间，宋夏沿边地区的民间贸易、走私活动也没有停歇。究其原因，虽然西夏、辽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鼎立的局面，然而在经济上却融为一体，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反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