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新格局

虽然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战乱的局面，但当时依然存在着辽、西夏、金、西州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多个地方政权。辽史专家陈述曾称之为中国的后南北朝时期。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中肯评价。这一时段中国北方呈现出一派群英争雄的局面，分布有回鹘、吐蕃、党项、鞑靼、契丹等民族，并建立了唃厮啰、西夏、沙州回鹘、甘州回鹘、辽等政权，民族关系纷繁复杂。

在隋唐统一政权之下，中原王朝能够长期抵御来自漠北和西南诸族的寇掠，保持一个较为安定和平的环境。这一时期诸蕃与内地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趋于缓和。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各民族与中原以及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了河西地区，从此打破了中原与西北诸族之间的固有平衡。从唐末五代开始，各方力量便在河陇地区进行较量，先是吐蕃政权，继而有沙州归义军，然后是河西回鹘政权在河陇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地相继亮相，使西北民族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应当看到：唐末五代是北方民族格局由一种平衡走向另一种平衡的过渡。在这期间，有三个突出事件值得关注：一是回鹘汗国败亡后，回鹘势力在河陇地区的渗透；二是党项势力在河套的出现；三是契丹、女真在东北的迅速崛起。

在西北地区，吐蕃政权迅速瓦解后，其主要势力便退缩在祁连山以南的青海东南部一带。河陇地区实则成为吐蕃、党项以及回鹘三支力量进行较量的政治棋盘。由于吐蕃、回鹘、党项均是以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经济为主，劳动产品比较单一，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因此都要力争中原政权以获得单一经济的一些补充和利益。三方力量在中原政权面前均是以竞争者的面孔出现，导致他们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与中原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另两方的连锁反应。北宋熙河开边后，党项与吐蕃曾一度结为同盟军来对付北宋。北宋也不惜财力企图攻取河湟以达断西夏右臂的目的，但北宋的势力总不能在河湟稳固下来，直到灭亡前夕，才基本控制了河湟地区。辽、金政权盘旋于河陇的外围，其势力也难以深入河陇地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吐蕃、回鹘、党项三方共同瓜分了西北地区控制权，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业已形成了稳固的结构圈。(www.daowen.com)

在东北地区，契丹、女真相继建立政权，完成了局部的统一，并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主导力量。与西北地区不同的是，辽、金政权相继而立，故两宋时期东北地区的民族割据并不十分明显，这就促进了东北开发的步伐。总体上讲，两宋时期北方地区呈现出多元对立的民族格局，也就是说并非只有一个北方强敌威胁着中原王朝，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等（单一对立），而是遇到了若干个对手，主要是西北的吐蕃、党项，东北的契丹和女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从经济角度将中国民族分为四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或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还应将东北划分为一个系统）他将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划归为青藏系列，并称之为“山人”。^[1]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从历史的角度看，南方系统民族的变迁不如北方系统民族那么强烈和明显，原因之一恐怕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南方民族主要以农业为主，诚如谢和耐所划分的那样；而北方民族则为畜牧或者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众所周知，农业经济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的稳定性，这就使南方民族的流动性较北方弱，生产的继承性较为明显，从而不会有较大的社会变革。两宋时期，南方主要分布有大理国及其统治下的诸多民族、南僚诸部以及土家、苗、白、瑶、畲、黎等民族的先民，其基本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地缘政治形态与前朝并无明显的变化，但是社会经济水平还是有了一定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