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语汇和一般语汇的传统区分标准

把语汇分为基本语汇层和一般语汇层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传统的划分标准有三个：全民性、稳固性和能产性。

全民性指的是语汇的极其普遍性。对操这种语言的人来说，不论他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不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也不论他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只要他用这种语言来表达思想、与人交际，口头上也好，书面上也好，他都要用到这样的语汇。如“水”、“爸爸”、“吃”、“喝”、“和”、“了”，等等。

稳固性指的是语汇的长期不变性。这样的语汇在语言的历史长河中产生得比较早，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比如“风”、“雨”、“人”、“山”、“一”、“日”、“月”、“牛”、“马”、“天”、“鱼”等等。这些语汇之所以具有稳固性，是因为它们所表示的事物或现象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我们只要交际就有可能用到它们，它们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风”啊，“云”啊，在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它们有多么古老。

语汇的能产性指的是，它们可以用来作为构成新词的材料。比如说“水”，用它作为语素构成的词语很多，有

水笔　　水坝　　水霸　　水表　　水波　　水车　　水电

水果　　水平　……

淡水　　风水　　祸水　　墨水　　露水　　潜水　　泉水

缩水　　汗水　……(www.daowen.com)

按照传统的说法，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或者说具备这三条特征的，属于基本语汇层，否则属于一般语汇层。

传统的这三条标准看起来似乎比较明了，但实际操作起来有很大的不足。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的词语，无疑应该归为基本语汇层；完全不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无疑应该归为一般语汇层。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这三条标准中，如果只符合其中的两条，怎么办？像“的”、“了”、“吗”这些虚词，我们在日常的交际中须臾离不开它们，但它们又无法成为构造新词的基础。把它们看作基本语汇吧，显然不符合能产性这一点；把它们看作一般语汇吧，显然有悖于语感。“我”、“你”、“他”，与上述这些词比较起来，在能产性方面稍胜一筹。“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造新词的基础，如“大我”、“敌我”、“忘我”、“自我”、“我们”、“我行我素”等；以“他”为语素可以构成“他们”、“他杀”、“他人”、“他乡”、“其他”、“排他”等这么有限的几个；以“你”为语素，则只能构成“你们”、“你死我活”。如果说“我”和“他”有一定的构词能力，可以归为基本语汇层的话，那么“你”呢？与“他”相对的“她”又该属于哪个语汇层呢？有的词甚至只符合其中的一条标准，如“收录机”，它产生的历史并不久，又不具能产性；但由于中国经济的普遍发展，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男女老少，他们对“收录机”这个词是并不陌生的，可见它具有全民性。“收录机”又该为哪个语汇层呢？如果硬要恪守三条标准，所得的基本语汇层的成员必定非常有限。这样来区别基本语汇层和一般语汇层，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第二，就每一条标准本身来说，也不容易把握。怎样才算具有全民性？是不是每个会说这种语言的人都用的词才具全民性？又是怎么知道大家都会用这个词的？显然，这里的全民性不是指操这种语言的每一个成员。再退一步说，只要每个阶层或者每个行业都有可能用到的词就可以具有全民性，那么，文盲与受过不同程度文化教育的人之间，在用词上存在不存在差别？如果仅仅以文盲所用的词为参照标准，所得的基本语汇层，其成员的数量未免太有限了。

怎样才算具有历史稳固性？经受社会的检验，是1万年，还是5　000年？是1　000年，还是500年？是100年，还是50年？正因为如此，刘叔新（1990：233）认为，“历史悠久，应该有个尺度”，“一个词语能将其存在史追溯到近代和现代交替的年代，便应当算有较长久的历史而充分显出稳固性。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至今大致有七八十年，即民国初年‘五四’时期便存在而现今仍沿用的词语，便可以认为具备了历史悠久的特征。”这么规定的依据是什么？

再看看能产性标准。能够构成多少新词才算具有能产性？“吗”不具能产性，“你”、“她”有没有能产性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人对这三个标准作了说明。黄伯荣、廖序东（1988：279）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上述三个特点是就基本词汇的整体来说的，不是说所有的基本词都具备这三个特点。现代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结果，使得许多双音节词进入了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但其构词能力却远远赶不上一些单音词。如果单纯强调构词能力，就会把许多双音节的基本词排除在基本词汇之外。”刘叔新（1990：233）则说得更干脆：“历史悠久和社会普遍使用，这两个特征充作确定基本词语的条件，则是恰当的。”尽管如此，由于各个特征自身的模糊性，用它们来区分基本语汇层和一般语汇层也是难以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