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促使工农运动继续高涨

在北伐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会组织不断扩大，工人觉悟不断提高，工人的罢工斗争猛烈发展，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北伐战争密切结合起来，夺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和上海武装起义，则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帝国主义在北伐战争胜利面前，充分暴露其反动侵略本性，妄图威吓和镇压革命运动。

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为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会，有宣传员数人在向农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武装水兵，蛮横驱逐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1人，刺伤数十人。英帝国主义这一野蛮行径，激起了武汉工农群众的极大义愤，在共产党人刘少奇等领导下，要求武汉政府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可英帝国主义藐视人民的力量，置之不理。1月5日，武汉人民群众举行群众大会，会后英勇的革命群众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党组织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解除英租界巡捕的武装，建议中国政府派军队接管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的决议，收回了英租界。1月6日，英帝国主义在九江挑起流血事件，激起了九江人民的强烈抗议，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夺回了九江英租界。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壮举，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爱国主义的伟大表现。它证明了人民群众有无比的力量，是民主革命的急先锋。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二次武装起义之所以失败了，一是由于党内的部分同志忘却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把起义的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二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故意不与上海工人阶级配合；三是起义没有作充分的思想准备、计划不统一、组织不严密，没有深入到工人之中做细心的宣传教育工作。

上海工人阶级经历了两次起义失败的痛苦，反而毅力更大了，胜利的信心更足了。1927年3月20日，担任这次起义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我党认真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宣传发动工作；在政治上牢牢地抓住了起义的领导权，在计划上作了详细的调查和周密的安排，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方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令，届时，全市80万工人奔向指定地点，罢工迅速转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按计划占领了各要害部门。上海工人阶级在市民的大力支持下，靠自己的力量，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下午解放了上海。起义取得了胜利。这充分体现了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实效。周恩来同志作为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作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及时准确地把握客观事物演变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牢牢地掌握了起义的领导权和时机的变化。显示了他的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较高的思想境界，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不愧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典范。这次起义胜利也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的突出的范例，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同志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他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要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农民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党的工作重点应转向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²⁸⁾主要力量要投向农村，要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懂得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唯一的政党。(www.daowen.com)

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宣传、鼓动、讲革命道理、办农讲所，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了。毛泽东明确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的主要力量，国民革命没有农民参加是不会成功的。因此，解放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必须支持农民用革命的手段作政治和经济斗争，掌握农村革命政权。但陈独秀在汉口特别会议上对时局作了错误的分析，顽固地反对、阻挠、压制农民运动，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民族资产阶级也跟在后面喊农民运动“过分”、“越轨”。随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同时，农民运动最突出、最迫切地提上了革命的日程。由于陈独秀的让步，反革命气焰更嚣张，中间派更动摇，农民运动遭到了极大的损害。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日益发展壮大之时，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形成了公开分裂。毛泽东同志为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用了32天的时间，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时刻注意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几次在湖南区委，党校、团校作报告，对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作了详细地认真地总结。2月16日，他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对党中央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3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重要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篇报告的基本内容：

（一）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²⁹⁾“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³⁰⁾

（二）毛泽东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³¹⁾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革命，毛泽东坚决主张农民打碎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使农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三）毛泽东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民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党的领导”。⁽³²⁾党只有依靠贫农，才能领导农村革命取得胜利。

（四）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陈云指出：“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但是如何把成千成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又如何训练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把他们引上正轨，……这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³³⁾时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去启发、教育广大群众，使他们开拓思想，开阔眼界，胸怀大志。党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处处想着群众，事事为了群众，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和智慧，领导群众前进。并号召一切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要满腔热情地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运用的革命方法论。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提高素质，纯洁思想，才能肩负起革命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在这篇光辉文献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热情地赞扬了当时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有力地反驳了党内外怀疑、污蔑农民运动的种种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重要代表作，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献。成为以后我党在各个时期领导农民斗争和党在农村工作的基本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