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提出

领导权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统一战线中，它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党在领导权问题上的分歧及纠正。我党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是同我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紧密联系的。党成立之初，由于经验缺乏和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问题都缺乏正确的认识，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中国革命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量齐观。因而党的“一大”纲领，规定的党的奋斗目标是直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这就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二大”时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上有了很大进步，制定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对中国民主革命中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关系仍未完全弄清楚。到了1923年党的“三大”，虽然明确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多数人认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

从以上回顾可见，“四大”以前党对怎样去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去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还不能给予理论上的回答。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发展，使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一些同志反对党内右倾错误思想，为党明确领导权问题逐步奠定了思想基础。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国民党右派日益猖狂地向共产党进攻，极力排挤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造成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中国共产党这时因全力以赴地从事国民党工作，忽视了自己组织的独立性，右倾思想成为党内的重要危险，而这种右倾思想在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时局的看法抱有悲观态度，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幼稚，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认为国民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忽视共产党的独立性，缺乏胜利的，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革命的前途“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¹⁵⁾陈独秀的这些右倾思想，反映出他不懂得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责任，不懂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些错误的存在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危害。

针对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思想，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及时提出反对意见。1923年12月1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九期上发表《论工人运劝》一文，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站在主力的地位”，中国工人“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他大声疾呼：“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并对那些对“二七”罢工失败后垂头丧气的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1924年11月邓中夏又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对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幼稚，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擎长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指出：“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反映出来的，它的觉借程度是随它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¹⁶⁾文章还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一一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¹⁷⁾邓中夏的文章有利于澄清党内存在的轻视无产阶级、重视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意见。恽代英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中，也强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仍需保持自己的独立活动。

对于党的右倾思想的发展，国共合作建立不久，党就已有察觉。国共合作建立后，许多共产党员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因而模糊了两党的界限，忽视了“三大”决议规定的，在进行国民运动这中心工作的同时“要发展我们党的组织”，“防止妥协政策”。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也“只知道加入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联合，不知道联合中极力与资产阶级斗争，争夺领导权”，甚至“党的会议停止，把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中去解决。”还有个别同志甚至提出是否可以取消共产党的疑问。与此同时，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左”的错误思想仍在少数党员头脑存在。但从全党来看，右倾是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右倾错误比左倾错误更危险更普遍”。为了纠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以及确定以后的政策，党在1924年5月召开中央扩大执委会，会上严肃指出了右倾错误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党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独立性，以及党加强对工人、农民、青年等革命运动的领导。特别规定，产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不应与国民党的工作混合。这次扩大执委员对不断增长的右倾偏差有所纠正，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加强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

以上这些工作，都为党认清领导权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时，党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也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已逐步明确。(www.daowen.com)

但是，在领导权问题上，党还存在一种与夸大资产阶级力量主张服从资产阶级的右倾错误相反的观点，这就是彭述之的把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的微不足道、认为无产阶级不必去争夺革命领导权、“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¹⁸⁾的错误思想。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是放弃无产阶级对领导权的争夺，正如周恩来后来指出的，“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夭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¹⁹⁾彭述之的这种观点对党在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有一定影响。

为了总结统一战线建立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制定出新的工作方针与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

大会全面地总结了党成立以后特别是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年来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作了明确的理论概括。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及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指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初步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指出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反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尚在形成过程中。还论述了历史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中，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而归于流产，又由于无产阶级参加了这一运动，而使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特别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目的和作用，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²⁰⁾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及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目的和作用，决议案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²¹⁾此外，大会的其他文件里，也都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能不能正确对待农民问题是革命领导权的关键。“四大”以前，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虽然有所认识，但对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则认识不清。“四大”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必须致力于建立工农联盟”和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策的中心”的指示，⁽²²⁾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革命同盟军问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有“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之普遍参加”，而其中‘占全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份”，“天然是工人阶级同盟者”⁽²³⁾“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大会还提出了减租、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一些保护农民利益的过渡阶段的要求，这无疑比党的“二大”和“三大”都前进了一大步。

大会还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左”右倾错误，特别强调右倾是当时党内的重要危险。大会对国民党的左、中、右三个派别作了阶级分析，确定了我党在国民党的工作中必须采取帮助和扩大左派，批评和团结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明确，是我党革命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发展，是“四大”的历史功绩。但也存在不足：在领导权问题上仍受到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影响，对怎样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认识，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同时也没有认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不仅要掌握工农运动，而且还要掌握军队。另一点不足是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反而错误地规定：“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

“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际，为随后出现的革命新高潮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