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利用合法地位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革命运动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工农群众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国民党掌管的地区，工农运动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国民党也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法令，由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我党也可以运用革命统一战线的形式，公开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

“二七”惨案后，在军阀的统治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党为恢复被摧残的工会组织，曾运用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工人中建立了十人以下的秘密组织来进行工作，这种方式收到了一定成效。

1924年初，党对铁路工人革命力量进行了调查分析，准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当时铁路的情况是，各路工会大多秘密存在，有的还新成立了工会，北京的“工人周刊”等仍秘密出版。通过分析研究，党认为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时机已经成熟。1924年2月7日“二七”惨案一周年这天，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宣言。宣言说：“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各路工人组织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虽然在1924年5月间由于军阀的破坏，铁路工会再一次受到挫折，但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上海工人运动出现新局面。1924年5月，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上海地委的报告指出，“上海的工人运动起起伏伏，总是不能顺利开展，远远落后于各地”，虽“做过几次运动，但是所做的究竟是极少部分，同时我们所做的工人运动是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到工人群众外面，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报告要求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上海。会议接受了上海地委的要求，决定派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同志来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接着，以于右任为主任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人运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等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委员。李立三、邓中夏等人以环球学生会和上海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上海平民教育促进会，然后以这个合法组织的名义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阐北、虹口7处，利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掌握的学校的现成课堂，办起职工夜校，在此基础上，逐步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1924年9月，党在上海领导了上海南洋烟厂7000余人的大罢工。

各地工人运动都有新发展。1924年7月，在党的领导下，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的罢工。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迫使英法帝国主义废除了新警律。这次罢工的胜利是“二七”惨案以后罢工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它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工人运动的进展，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信号。

10月，我党利用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的机会，救出“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会领袖，恢复各路和武汉地区的工会工作，各路的失业工人也恢复了工作。

12月，长沙和苏州先后发生了人力车工人反对加车租的罢工斗争。

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部长，共产党人彭湃任秘书。此外还组织了共产党人参加的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民部工作，农民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广东的农民运动发展比较迅速。党利用统一战线组织，分派农民运动特派员以公开的身份深入广东各县农村宣传和组织农民，成立乡、区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使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时期。自1924年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有农民组织的县达22个，组织农民21万人以上，广州郊区的农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其他各县也有农民武装出现。1925年5月1日，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www.daowen.com)

彭湃是我党杰出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国共合作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指导员的身份参与建立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在农民中发展了大批国民党员。他还主办了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支2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在他的领导下，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彭湃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总结经验教训，1925年写成《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既生动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三年来的发展经过，又初步阐发了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观点。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原理，分析了海丰地区的阶级状况，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自耕农兼小地主五种，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被压迫阶级，”而最艰苦者则是占农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五的佃农，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世代遭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要求，因此，农民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必然的。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把他们发动起来，尽快组织农民协会，以率领广大农民开展反封建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和策略，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彭湃的文章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对于当时正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后来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把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规定为必读教材。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积极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1924年冬，毛泽东从上海回湖南期间，在韶山一带开办农民夜校，利用学习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发动和领导农民积极分子在30多个乡建立了秘密农会，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加强对农运工作的领导。为适应农民运动发展需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接受彭湃的建议，在广州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共举办六期，我党派彭湃等人负责讲习所的工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章程及科目”中规定学员的条件是：“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始能合格，第二、三、四届不限中学卒业，凡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均一律录取，并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子弟”，教学内容包括：“第一为本党主义之灌输，第二注重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第三注重农民运动之理论及方法，第四注重集会结社之实习，及宣传之训练。”农讲所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一切行动均以军事训练方法管理”，学员对所内的“一切规定及命令均须绝对服从遵守”，使他们“习惯团体生活”，“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活动干员，”成为“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¹⁰⁾

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至少有五届的主任是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届是彭湃，第二届是罗绮园，第三届是阮啸仙，第四届是谭植棠，第五届尚待核实（已有资料证明是彭湃），第六届是毛泽东。农讲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进行军事训练。学习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还有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毛泽东、周恩来、谭平山、肖楚女、恽代英、彭湃、李立三、阮啸仙等都担任过教员，讲授过主要课程。此外，讲习所严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组织学员到各地农村实习，使学员深入革命的农友之中，同农民打成一片，成为农民的知心朋友，还组织学员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从而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丰富他们的社会知识。

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党派出最优秀的农民运动领袖担任讲习所的主任（所长），推荐既有高深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到讲习所担任教员，加强对讲习所的领导，并通过讲习所发展党团员，建全党团组织机构。讲习所为各地培养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从讲习所毕业的学员，经过社会熔炉的锤炼，战斗在农民运动前线，成为农村革命的中坚。如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广西后，于1925年春在东兰县组织农会，开展反封建斗争，工作十分出色。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所农民运动干部学校，为党领导农民运动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党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中的思想教育工作。早在1923年我党就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1923年2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一文，提出“由现存各团体选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代替国会和各级议会行使职权。”同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解决时局危机唯一正确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召开国民会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己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由此国民会议所产生之新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¹¹⁾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正式签订，列宁领导的苏联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在全国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同年9月，党发表了《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再次指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力和势力。”⁽¹²⁾11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指1923年6月曹银驱逐黎元洪事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并“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议国民会议，我们更应号召各阶级的民众及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政府一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¹³⁾对于这个临时政府应执行的政策也进行了阐述，“（一）……应不妥协地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道威斯计划（按：即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经济的计划）之阴谋。（二）……至少也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万能得农工兵等民众的同情。”⁽¹⁴⁾在主张中，党还向这个临时政府和国民会议提出了“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实际上是党在“二大”上制走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起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目的是对内成立人民政府，结束军阀的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人民团体纷纷发通电、宣言，拥护党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中国青年》和《向导》等也发表文章，并展开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向各阶层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宣传国民会议的内容、性质和应采取的态度。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直接针对反动军阀2月召开的善后会议而召开的。段祺瑞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决定召集御用的善后会议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他所邀请的1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军阀头目，还网罗了一些帝国主义的走卒，会议的反动性质非常明显。对于这样的善后会议，全国人民是极力反对的。1924年12月，《向导》周报就提出警告，指出段祺瑞拟召集的各省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完全是段祺瑞制造的一个御用会议，再由这个御用会议产生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挂一块国民会议的招牌，再命令那些御用会议的委员选举他作正式总统，这与袁世凯造成筹安会拥戴自己作皇帝，曹锟贿买猪仔议员选举自己作总统完全是一样的把戏。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的一次大集会，它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都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次运动虽然没有促成人民政权的诞生，但它揭露了敌人的反动面目，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党对这次运动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党成立不久，统一战线也刚刚建立，各项工作尚无广泛的群众基础，党利用北京政变的时机，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发起和领导了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人民运动，扩大了革命宣传，把革命种子撒播全国，毫无疑问，它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