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必要准备，我党为促成这一合作做出了极大努力。

党通过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战胜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仅靠无产阶级单枪匹马作战是不可能的，必须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样才能改变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状况，推翻反动统治，取得革命胜利。在联合的对象中，党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可以联合的最合适的对象，因此，党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进行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工作。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虽然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当时的中国正如孙中山痛切指出的“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国民党纪律松懈，没有战斗力。孙中山对此忧心如焚，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合作是有可能的。

对于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我党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一大”就提出和讨论过我党对国民党南方政府的态度问题。当时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腐化堕落的集团，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反对我党同国民党孙中山发生联系。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孙中山有进步的一面，对南北政府应区别对待。由于意见分歧，这一问题未能解决，在大会决议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他的态度……，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¹⁾显然，“一大”还未正式提出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1月远东各国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召集在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团干部，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讨论。多数人赞成合作，但只赞成党外合作，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党的“二大”后，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的特别会议上，专门讨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开始多数人仍反对这一做法，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加入进去，乃混合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后来虽原则上接受了共产国际参加国民党的意见，但思想上对于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党内合作形式仍存在怀疑和保留。会后只是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加入了国民党，两党合作的进展不大。

促使党内思想转变的是以下一系列事件。一是，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代表中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进一步确立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强调在中国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代表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随后，1923年1月，共产党正式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二是，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会面，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正式确立了联俄政策，这一行动使我党内一些人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三是，“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另外，孙中山虽然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却不能接受党外合作，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革命党”，一切革命力量都应包容在国民党之中，只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这样，党内合作就成为两党都能接受的一种形式。以上情况使党对统一战线形式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这时，中国共产党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认识比较一致，但是在怎样实现统一战线，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形式，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三大”在反复酝酿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了思想统一，产生出基本正确的决议，确立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议上曾出现两种认识上的偏向，一种是张国焘等人“左”的错误倾向。他们原则上不反对与国民党联合，但是他们轻视国民党，看不清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促成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甚至不相信能把国民党改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他们反对全体党员参加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认为“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²⁾他们强调党的独立性和党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改变国民党的成分，把产业工人抛在统一战线之外，那么建立国共合作、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将变成一句空话。

另一种错误观点是陈独秀、马林等人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种观点过分看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共产党的独立性。陈独秀在“三大”前夕所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和可能”。他认为，“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³⁾

大会通过讨论，反对上述两种错误观点，多数代表赞成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并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及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这些策略是：第一，“努力扩大同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第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第三，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提出“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⁴⁾大会决议把两党合作的原则和形式完全确定下来。(www.daowen.com)

党的“三大”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三大”的主流。但是大会在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时，对陈独秀、马林等人的右倾思想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三大”出现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偏高，把国民党当作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宣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也说：“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没有指出改造国民党的必要性。第二，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说：“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领导责任没有给予肯定。第三，没有重视农民问题。大会对农民问题，只作了一般性的说明，没有任何实际的决定，特别是土地问题及工农联盟问题，只作了一般性的说明，没有具体的指导和政策。

以上“三大”的不足，在同年11月的三届一中全会上得到了某些弥补。一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组织，而且要“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并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社”的活动，影响和支配国民党的行动和大政方针，努力使国民党在实际上变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中全会还指出农民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大动力，应在农村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等。全会后中央向全党发出第13号通告，提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和步骤，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与各地国民党部合作，帮助充实和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要求各级党组织选好代表，帮助开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帮助国民党选好代表，以扩大会议中的左派力量。三届一中全会和第13号通告，纠正了“三大”的某些缺陷，为改组国民党作了充分部署。

党对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对国民党右派的揭露。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建立，它的标志是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对“三民主义”赋予新的解释，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虽然同共产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部分，但它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因而成为两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成为统一战线的纲领和旗帜。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由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联盟。从此，革命运动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逐步恢复和发展，开拓出新局面。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成为革命高涨的起点。

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党积极向人民宣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及国民党经过改组后的情形，使人民改变原来对国民党的看法，对统一战线有正确的认识，参加到革命中来。1924年2月，《中国青年》刊载共产党人恽代英的文章《评国民党政纲》，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政纲进行了评述，并加以肯定。文章对国民党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国民党“是有应得之咎的”，“不甚注意对民众解释他的主张”，“虽曾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党纲，然对于时局不曾发表过他们最切近而具体的要求”，“组织与纪律颇多缺点，所以因为党员每有逾越常轨的行事，致令人家疑惑他们所有党纲只是空谈。”同时又指出：“然而可以注意的，这些错误，国民党都已经自己承认，在这一次广州举行的大会中，已将组织大加改良，而且极力整顿纪律。”文章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寄予深切希望：“这一次国民党的改组，令我们十分兴奋，我们只希望国民党真能成为一个有主义、有办法的政党，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个政党呢！”⁽⁵⁾

同年7月1日，《中国青年》又刊载恽代英的文章《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批评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中一些人排斥共产党人的做法，并申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保持独立性的理由。文章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认定了眼前最大的急务，是尽力与国民党合作，而且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势力于全中国民众”，“为国民党计，倘若是真心要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今天没有惧怕或者嫉妒共产党人的理由。”“现在那些主张排斥共产党的人，把一切反对他们的人都指为共产党，又立一些共产派、准共产派的奇异名目，欲为一网打尽之意……，这显然可见所谓排斥共产党不过是他们威胁异己的一个武器，根本便是要扫灭国民党中一切比较进步的势力罢了。”⁽⁶⁾恽代英的文章对国民党中一部分破坏合作的人是一次无情的揭露，同时也向全国人民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待合作的诚意和进行国民革命的决心。

这一时期国共合作情况总的看是良好的，但国民党右派也不断活动，严重影响合作的发展，对此我党已有认识并发表文章予以揭露。1924年8月，广东发生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商团叛乱，国民党右派势力以调解为名，暗中与之勾结，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对这种反革命行为，共产党予以坚决的揭露。9月，蔡和森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商团事件的教训》一文，指出，“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这件广州商团事件“一面是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运动，一面是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外国帝国主义要根本破坏中国的革命，单从外部施以压迫还是不够，必须培养一支反革命的势力于革命党内部，这支势力便是国民党的右派。”文章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第一是证明国民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第二是证明雇佣一些军阀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过早的设立革命政府之失策。”文章最后，对孙中山先生提出忠告：“希望中山先生在受了这次奇耻大辱的教训后，不仅要毅然决定与英帝国主义宣战，而且要毅然决然抛弃以前不幸的错误政策，澄清党内右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⁷⁾

10月，周恩来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署名为“伍豪”的文章《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文章分析了广州商团反革命叛乱事件，号召“反对一切军阀，一切帝国主义”，指出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并指出“不革命的右派国民党在其经济地位上说，在其个人利害上说，他们是永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⁸⁾

这些宣传文章，对于教育全党，动员群众，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尤其是唤起人们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警觉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