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各种组织机构，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宣传

党成立后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了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和宣传工作的任务。

为了扩大马列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对经典著作的介绍，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1921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工作。为了防止反动派的破坏，故意将社址写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以迷惑敌人。到1922年6月底，出版社共出版了12本书，如《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传》、《农劳会之建设》、《俄国共产党党纲》等。此外，为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还及时印发了大量文章、传单，这些宣传品战斗性很强，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宣传工作。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人民出版社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时间，但对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22年9月党创办了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这是党的“二大”决定创办的，由蔡和森任主编。《向导》从创刊起就大力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后来还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刊载关于工农运动的文章等。它不但在国内发行，还远销国外，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同志和广大华侨阅读。《向导》不仅有广大读者，而且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向导》周报存在近5年，在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指导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方面，都真正发挥了革命的向导作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出版的刊物，也成为宣传的重要阵地。

除了以出版刊物的方式进行宣传外，这一时期，党还采取了其他宣传形式。1922年元旦，由陈独秀倡议，在上海街头发动了一场散布贺年帖的运动。这种贺年帖实际上是传单，正面用毛笔字写着“恭贺新年”四个大字，背后印着一首《太平歌》，歌词为：“天下要太平，劳工需团结。万恶地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¹¹⁾这天上午，上海全体党团员100余人，工人50人，走上街头，散发贺年帖6万张。有些人看到贺年帖大声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工人们拿到贺年帖，都非常感动，感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在宣传工作上也发生过滑稽的事。据《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¹²⁾一文回忆，有一次法国共产党失败，其领导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死亡，上海中共一定要广东极力宣传，广东一般人根本不知李、卢为何人，因此用文字宣传比较合适，而上海则主张搞纪念游行，于是拿彩亭抬着李、卢遗像满街鼓吹着走，人们看到是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的照片，还以为是什么外国牧师和太太死了，故而小出丧呢。这次纪念游行没有什么作用，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方式，反映了党在创立初期宣传工作方面还缺乏经验。

1921年10月党在上海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平民女校。女校学生大部分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追求自由和革命真理的女青年，如高君曼、王剑虹、丁玲、王一知、钱希筠等，都是该校的学生。女校设有高等、初等两个班，一个工作部，教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也有当时的社会名流。由于经费困难，教员都是义务执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有缝纽、织袜、编织三个组。两个班的学生每周合上一次大课，主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时事和妇女切身问题。此外，学生还经常深入工厂调查女工生活，并利用多种形式向女工宣传党的主张。平民女校又是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担负着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任务，党的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党的一些同志也常在这里接头。1922年冬，女校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平民女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但在当时的社会有一定影响，为革命培养了第一批妇女运动骨干，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于1921年8月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生来自13个县约100多人，毛泽东自任教务长。1922年秋应毛泽东邀请，李达由上海到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自修大学课程设置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数学等，还十分重视把政治理论教育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其教材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文章，如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1922年9月经中共湘区委员会研究决定，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为党培训青年干部，学生最多时达200多人。湖南自修大学是湖南党组织的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它以《新时代》月刊为阵地，积极宣传“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同时还积极从学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和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自修大学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上海等地都产生了影响。由于它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湖南反动当局的惶恐不安，1923年11月被强行查封。党对此早有准备，又立即筹办了一所正规学校——湘江学校，原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学校的学生大部分转入该校。湖南自修大学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运动、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革命干部方而都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党还开办了上海大学，这是同中国国民党共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它是由原来的东南高师改组而成，校长一直由著名国民党人士于右任担任，瞿秋白、邓中夏先后任教务长。上海大学有一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有真才实学、有革命抱负的教师队伍，它为上海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基础知识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要求学生比较广泛地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中外历史知识，并学会研究分析现状；二是注重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上海大学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其中著名的有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刘华、郭伯和、何秉彝、张琴秋、杨之华等。这所学校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军阀白崇禧武力封闭。

1922年，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党开始在北方发展工人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第一个决议精神，开始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最早的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是在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华里，有3000余工人，在党正式成立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这里就有活动，党成立后更加强了这里的工作。党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与长辛店的工人领袖进行联系，还拉拢了几个工头，避免他们的敌对情绪和争取他们的赞助。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也是以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课本由教员自己编写油印。学校课程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邓中夏等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打成一片，受到工人群众的爱戴和信任，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一面教工人学文化，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人了解国内外形势，并懂得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的道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为长辛店产业工会的建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1921年10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了，这实际上是工会的别名。从长辛店开始，“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各地（除广州外）工会通用的名称。党经常派人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进行讲演，讲演的内容除普通常识外，有很多政治内容，如什么叫政党，为什么工人要有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它与工人运动的关系等等。俱乐部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到1922年4月，加入的工人达1800多人。

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成为团结教育工人的有效场所，《工人周刊》对此进行了大力宣传，各地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并效法创办。

由于党在铁路工人中大量开展工作，反动政府也千方百计地同共产党争夺铁路工人。他们也设立各种学校和组织同我们的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相对抗，拉拢和欺骗工人，这种情况更要求党十分注意发展工人运动，也更表明党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的极端重要。(www.daowen.com)

除长辛店外，上海沪西小沙渡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也较早。小沙渡是上海纱厂的集中区域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在这里成立过半日学校，1921年8月改称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由李启汉主持。这个补习学校的影响虽然不及长辛店，但它和长辛店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

各地党组织也相继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如广东机器工人的补习学校等，从而不断提高工人觉悟。

党成立后对青年和妇女运动也很重视。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指出：“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¹³⁾

党正式成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是笼统地讲青年团以“研究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没有划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冒牌社会主义的区别，因此，团员的成份比较复杂，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有名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这样的组织，成员思想不统一，无法开展工作。后来由于一批骨干分批去苏联，到1921年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团的工作暂时停顿下来。

1921年11月，党派张太雷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2年1月，出版了团的机关刊物《先驱》。5月，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¹⁴⁾会议选出蔡和森、张太雷、俞秀松、高君宇、施存统5人组成了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团中央领导机构。从此，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革命组织，成为中国青年的中坚力量。

妇女工作也开展起来。旧中国的妇女受压迫最重，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使妇女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使之投身革命斗争，党也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前边提到的开办平民女校以外，党还帮助中华妇女界联合会进行了改组，出版《妇女声》等刊物。

党通过以上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觉悟，也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为党的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党成立之初把主要工作放在工人运动方面，在农村开展活动比较少，但也已开始注意农民运动。“一大”召开前上海党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登过《告中国农民》一文，文章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把它分为四等：“土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穷光蛋”，并分析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农民起来革命的可能性。认为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是“社会上贫富的悬隔越甚，阶级底区分越明，一般农民生活越苦的原因”，指出“中国农民困苦，并不减革命前俄国的农民的。他们底怨气，已弥漫天地”，“他们一时爆发的时期，已是不远了”。⁽¹⁵⁾并号召党员：“谁说他们不觉悟？谁说我们去宣传他们不肯来听？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呀！”⁽¹⁶⁾这篇文章，既是对中国农民的号召，又是对共产党员开展农民运动的动员。

1921年9月，我国第一个农会组织——浙江省山县衙前村的“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它是在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的组织领导下成立的。同年12月，因进行抗税抗捐、减租减息斗争，被反动当局派军警镇压。

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还有广东海丰地区，其主要领导人为彭湃。1922年6月，他背叛他的封建地主家庭，深入农村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0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农会——海丰县赤山约农会⁽¹⁷⁾，会员500余人。在赤山约农会的影响和彭湃的推动下，海丰县许多乡村也很快建立起农会组织。1923年元旦，我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成立，会员有2700余户，共一万七千余人，彭湃当选为会长。海丰总农会向全国发出《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和《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庄严宣告：“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命的权利。”⁽¹⁸⁾海丰总农会的建立，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进到了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

湖南农民运动也开始较早。1923年初，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继到衡山岳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9月建立起湖南最早的农会组织“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退押等斗争。同年11月，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遭到失败。

以上这些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尝试，也揭开了党领导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