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向纵深发展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激励下，涌现出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准备阶段，积极开展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这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达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早期共产主义者，组织革命社团、创办革命刊物，撰写文章，开展了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

李大钊在1919年5月，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9月，他又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在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等主编下的《新青年》，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逐渐成为在全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刊物。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先后发表的关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和通讯达137篇，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授课，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他既向学生介绍马克思学说，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使学生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还帮助学生建立团体。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一批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陈独秀在1919年5月以后，连续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劳动者的觉悟》等文章和讲演，通俗地阐明了“劳动改造世界”的观点，指出只有做工的人是社会的“台柱子”。同年12月，他为《新青年》撰写了《本志宣言》，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20年9月，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劳动者“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他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思想。

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达等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的优秀分子。毛泽东早在1918年4月，就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团结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开始研究和传播十月革命经验。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积极组织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领导各阶层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19年7月，毛泽东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并且撰写了《创刊宣言》。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召唤革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指出：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就可以统统把它们打倒。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指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锐不可挡，“天地为之照苏，奸邪为之碎易”。在这篇论文中，他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办法就是实行“民众大联合”。号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仿效俄国，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在全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用新思想新文化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他和何叔衡等于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大量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接着又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周恩来1919年5月从日本回到天津，在领导天津爱国运动的同时，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同年9月，他和郭隆真、邓颖超等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杂志。周恩来为《觉悟》撰写了《觉悟的宣言》，提出：“凡是不合于现代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1920年1月，周恩来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除了团结和领导被捕青年和各界代表进行对反动政府斗争外，还向大家连续讲述了马克思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剩余价值学说等，传播革命真理。在法国和日本的蔡和森、李达也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法国，蔡和森翻译了几十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在日本，李达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十几篇文章，连续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热情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从1918年秋至1920年春，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发表。

当时，全国各地研究改造中国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除了在前面己经提及到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刊物外，湖南还有传播新文化的《救国周刊》、《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甲工周刊》、《明德周刊》、《长郡思刊》、《长沙周刊》、《湖南学报》、《湘潮》、《天问》等十余种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心社”、“崇新学社”、“思想社”等社团；宣传新思潮的《湖南通俗日报》、《大公报》、《民治日报、《湘声日报》等报纸。在天津，有《醒州》、《新生命》、《北洋日刊》、《南开日刊》、《南开校风》、《七天评论》等介绍和发表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在武汉，有董必武编写的《政治问答》读本和他指导武汉中学学生会主办的《武汉中学月刊》；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专门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恩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还有“互助社”、“共存社”出版了《互助》、《向上》以及《武汉星期评论》。在北京，瞿秋白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北京学生创办了《五七日刊》、《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济南，王烬美组织了“励新学会”，出版了《励新》半月刊。在广州，阮啸仙组织了“新学生社”。在浙江，出版了《教育潮》、《浙江新潮》、《钱左评论》、《曲江工潮》……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0年秋，全国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探讨中国革命出路的刊物有400种之多。这些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绝大多数都是在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领导推动下组织和创办的，广泛地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为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起了重大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www.daowen.com)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举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等，通过各种形式，接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群众的接近中，加深了同工人的感情，坚定了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在走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灌输给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终于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条件日益成熟。

1919年春，李大钊了解到唐山煤矿工人的状况后，写了《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主张必须多设“劳工补教育机关”，使工人们在经过斗争得到的一点时间内，“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提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在李大钊的影晌和指导下，1919年3月，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开始在北京蟠桃宫、护国寺等庙会上演讲，开展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宣传活动。五四以后，他们的活动从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工厂。

1919年底到1920年初，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要去组织工人阶级的问题。那时，北京虽为首都所在之地，而近代工业可以说绝无仅有，产业工人也是绝无仅有。开始，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在城外的铁路工人。1920年1月，部分青年学生第一次到洋车工人的住宅区进行了调查。工人们的贫困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伤心且不平的样子。”这些，推动了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工作的决心。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洋车工人和北京大学印刷工人中开始了活动。1920年3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接受了邓中夏的建议，决定今后的活动“除城市讲演外，并注重乡村讲演”，把讲演的活动范周扩大到了工人农民中。4月，邓中夏带领讲演团的一个组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除了讲演活动外，并与工人史文彬等商议了今后进一步加强联系的办法，决定以后经常来讲演。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通过虚心向工人学习，学会了用通俗的语言同工人进行交谈，宣传革命道理，逐步开辟了长辛店这个早期的工人运动重要据点。

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7、8个城市举行纪念活动，参加的工人有5、6万人。他们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打出了革命的红旗。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它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提高，进一步鼓舞了革命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积极性。

创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深入工农群众进行调查，与工农群众交朋友，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的好形式。1920年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平民夜校和失学工农子弟补习班。后来他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运用这些经验，派了许多人深入工人群众，办起了数十所工人夜校，广泛与工人交朋友，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郭亮、彭璜、何叔衡、陈昌、易礼容等经常到长沙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和面粉厂，到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和其他工人中，了解情况，广交朋友，开展了大量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他还对湖南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劳工会作了许多工作，帮助许多工人抛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立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的部分成员，和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会后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提出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群众中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社会实况之调查”、“切切实实的做点事”。不久，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周恩来、郭隆真等去法国勤工俭学，千方舟等投身到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正是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坚持开展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