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教育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早在1919年元旦，帝国主义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时，李大钊就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了《新纪元》一文，积极号召工农的运动。告诉人们：“从今以后……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我们应趁着这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的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2月，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提出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3月又写了《现代青年的活动方向》，号召青年们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到劳动人民中活动。”⁽¹⁾

除此之外，李大钊、陈独秀还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号召人们进行斗争。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指出日本侵略者所提出的“大亚细主义”是并吞中国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陈独秀还以《除三害》为题，说明中国若不除去军阀、官僚、政客，国内政治便永无澄清之日。他并且说：“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与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独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²⁾

就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良众的时候，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英、法、日等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对战败国德国的和平条约。中国作为战胜国也参加了巴黎和会。但是，和约却规定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莫大的凌辱，而北洋政府代表竟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

陈独秀在号召人民“直接解决”评论中指出“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中国的权利，什么公理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巴黎和会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³⁾当时任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的恽代英起草了题为《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指出：“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国民做他们的奴隶牛马……”⁽⁴⁾这犹如革命的火种，点然了学生心中的反帝怒火，学生们扬臂高呼爱国口号响彻云际。这些思想的广为流传为各地爱国运动的爆发起到了直接的鼓动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经常和青年在一起讨论形势、研究策略、动员学生到全国各地宣传。5月18日他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再次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政治主张，给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周恩来在天津、毛泽东在湖南等也都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有力推动了“五四”运动的顺利发展。(www.daowen.com)

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和奔走呼号，使得运动的浪潮愈演愈烈。6月3日以后，久久沉默的中国无产阶级终于以独立的姿态、不妥协的态度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全国各地工人到处举行大罢工，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从此，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全国各个阶层联合起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斗争，使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全国人民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终于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于6月28日被迫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五四”运动的爆发、开展直至取得胜利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大量思想宣传工作分不开的。他们的宣传促进了民众意识的觉醒，他们的呐喊振撼了反动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奔走树起了光辉榜样。他们是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组织者。

“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使中国人民觉醒的条件下爆发的；反过来，它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进一步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悟。“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使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本身又是一项巨大的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