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留给哲学家！

我必须承认，社会理论学家所面对的技术问题特别大，困难得令人震惊。有些科学哲学家已经举手投降，宣称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界地带太过复杂，不是当今的想象力所能掌握的，也可能是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一个领域。当他们质疑从生物学一路到文化层次的融通是否存在时，也把箭头指向可能成立的公式中所出现的非线性关系、各种因子之间呈二次方和三次方关系的交互作用以及随机性（stochasticity），并指向藏匿在挪威迈尔海峡（Great Maelstrom Sea）大漩涡中的其他种种怪兽。他们因而叹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了！然而，这正是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在更大的事物架构中，定义并解释科学的限制，而且在这个架构中，理性思考的所有维度，最好都留给——嗯，哲学家。对他们而言，承认科学没有学识界限是不适宜的，而且也不够专业。愈来愈少的社会学家会画地为牢，希望自己的文化研究能够躲过生物学之梦的侵扰，但是哲学家的疑虑，恰好又给了这些社会学家一股助力。

科学家本身很幸运，没有这种限制。以往的科学家在面对未知时，如果也是如此深思熟虑和谦虚，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早在16世纪就停止了。哲学家吐露的警戒之言虽然必要，但我们应该自信能够与之抗衡，绝不能因它而毁灭。科学和技术能够进入现代化的阶段，正是借助这种对抗信念的支持，当然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这种信念为一种盲目信念。我们必须记住，当初启蒙运动是死于哲学之手而不是科学之手。当然，哲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悲观看法也可能是成立的，但我们应该视他们为错误的，加紧向前进步，这是发现事实的唯一方法。任务愈艰难，勇于承担任务的人也将获得愈大的奖赏。[1](www.daowen.com)

[1]对于以化约法来研究人类行为以及结合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计划，某些重要哲学家充满悲观的看法，参见Philip Kitcher,Vaulting Ambition: Sociobiolog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以及Alexander Rosenberg的三本著作：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Economics: Mathematical Politics or Sci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Instrumental Biology, or the Disunity of Scie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下列一书的作者所提供的看法，一般而言较有希望：James H. Fetzer, ed.,Sociobiology and Epistemology(Boston: D. Reidel, 1985)，以及Michael Ruse,Taking Darwin Seriously: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to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B. Blackwell,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