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同的角度来诠释

够了！一个世纪以来的误解、西方学术史上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与索姆河战役的持久对峙状态，已经无路可走了；这项古老的文化战争游戏已经陈腐，现在正是停止敌对、形成联盟的时候了。在介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和基因决定论这两个强势理论之间的宽广中间地带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其实是兼容的。这两大学术分支将因联盟而受益，它们的因果解释模式将因此变得一致。

要达成这样的融通，我们必须首先确认，社会科学在描述和分析上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但仍不是真正的理论。社会科学在发展早期属于博物学或多半采用描述法的时候，具有和自然科学相同的特征。社会科学家从丰富的数据库中，整理归类出社会现象，在无意中发现了社区行为的模式，并且成功地追溯到历史和文化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还无法建立因果解释的网络，来成功地贯穿不同的组织层次，由社会进到人类的心灵和大脑。正因为他们无法做这样深入的探索，所以仍然缺乏真正的科学理论。因此，尽管社会科学家经常提到“理论”，同时不停探索相同的物种和相同的组织层次，但仍然无法统一。

社会科学在探讨博物学时，经常使用“诠释学”（hermeneutics）这个词。这个用途局限的词源自希腊文“hermēneutikós”，意思是“精于解释”，也就是对文本的精密分析和诠释，尤其是针对《新约》而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作者已经扩展了这个用词，把对社会关系和文化现象的系统化探讨也包含在内。对于其中的每一个议题，许多学者会从不同的观点和文化角度加以审视，理想的诠释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是整个世代的学术研究。人际关系很少能够拿来实验，所以社会科学家在鉴定这类研究的好坏时，一部分要看描述和分析的完整度，另一部分则有赖于研究这个主题的专家所具有的名声，以及专家之间达成共识的程度。最近数年来，他们也逐渐希望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程序，也就是精确测量重复的样本，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1]

上述的论点也是博物学研究中的最佳方法，这些方法仍然被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分支广泛地采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尊重专家对真实信息的详细分析。从这个角度看来，巴厘岛宗教的诠释学，就类似于巴厘岛鸟类区系的博物学。(www.daowen.com)

如果说博物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那它为什么还称不上理论？主要原因是，少有人在解释现象时，会通过贯通相邻组织层次的因果网络。我们的分析是侧向进行而不是垂直进行的。在巴厘岛的例子中，博物学跨越广泛的文化内涵，但不是由大脑进到心灵再到文化，它也涉及许多不同的鸟类，但不是由单独的鸟类个体进到物种再到生态系统。只有当博物学跨越各组织层次、把既存的最佳知识串联之后，才可能产生科学理论。一旦学者能够提出具有竞争性并且可验证的假设来解释跨越不同层次的所有可能现象时，才可能创造出严谨的科学理论。

如果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样，选定以严谨的理论作为终极目标，那么他们的成功，就要视他们能穿越多大的时空范围而定。这表示他们的诠释必须和自然科学的诠释联盟；这也同时告诫我们，除了喝鸡尾酒的嬉闹时刻之外，最好尽量避免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的戏言。罗蒂把诠释学和认识论做对比，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系统性理论。他说：“当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全盘的了解但又希望以符号来延伸、强化、教导或‘巩固’这个事件时，这是认识论。但是当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不明了但老实承认时，这是诠释学……”[2]就我所知，罗蒂的诠释学并不代表一种学科或研究计划，“而只是在表达一种希望：希望认识论让位而空出来的文化空间不会被占满，并期望我们的文化可以不再感到需要约束和对抗”。简而言之，学者之间的讨论可以在不担心是否融通的情况下进行；大概也无须在乎严谨度。虽然这种让步受到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欢迎，却是过早的投降，将使我们大量丧失学术调查研究所带来的力量和喜悦。学术研究的创造力可以借由任何调查方式，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产生，但如果抗拒用因果解释把研究发现连在一起，研究发现的可信度也就下降了。这种做法显然是放弃了人类心灵到目前为止所发展出来的最有力工具——科学综合法。这种怠惰的态度贬低了知性的价值。

[1]Donald W. Fiske and Richard A. Shweder, eds.,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Pluralisms and Subjectiviti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一书中，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诠释学的观念，特别是其中的Roy D’Andrade, “Three scientific world views and the covering law model,” pp. 19-41，以及“Science’s social system of validity-enhancing collective belief change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08-135。

[2]见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