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当今的社会学比起人类学来，距离自然科学更远。一般来说，社会学可以被定义成研究较复杂社会的人类学，尤其是指社会学家自身所属的那些社会；相反，人类学可以被定义成研究较简单、较偏远社会的社会学，也就是人类学家本身不属于的那些社会。美国家庭收入和离婚率的关系，是一个具代表性的社会学主题；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问题，则是苏丹新娘的财富有多少。

现代的社会学多半强调明确的测量和统计分析，但除了散布各地的异端分子，像华盛顿大学的范登伯格（Pierre L. van den Berghe）、迈诺特州立大学（Minot State University）的埃利斯（Lee Ellis）、德克萨斯州大学的罗伯瑞亚图（Joseph Lopreato）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莱士（Walter L. Wallace），其他学术界的社会学家在文化研究中，大都一直聚集在附件非生物化的一端。照埃利斯的说法，许多社会学家具有生物学恐惧症，也就是害怕生物学，并决定避开它。他们甚至也小心提防心理学。芝加哥大学的柯尔曼（James S. Coleman）是出色而有影响力的主流理论学家，善于采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法，他在1990年表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行为。在一些特例中，社会现象可能是个人行为的直接总和，但是多半情况下则不然。因此，我们应该把心力放在解释社会系统的行为上。这个系统可以小到只包含一对个体，或大到像社会，甚至是一个世界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要求，是把解说的重心放在系统这个单元上，而不是其中的个体或组成成分。”

如果我们以生物体取代上述的系统，细胞取代个人，而分子代替其他成分，就可以清楚看出柯尔曼的研究策略其实离自然科学多么遥远。他上述的文字变成：“最重要的基本要求，是把解说的重心放在生物体这个单元上，而不是其中的细胞或分子。”生物学如果采用这样断然的看法，就会一直停留在1850年代。相反，生物学是一种在许多不同的组织层次上找寻因果关系的科学，上至大脑和生态系统，下及原子。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社会学不该具有类似的方针，建立一个由社会一脉相通到神经元的远大目标。

涂尔干在1894年发表的宣言《社会学研究方法规则》（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对建立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规则极有助益。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个用来研究工业化社会而且层面狭窄的方法，几乎仍没有任何改变。哥伦比亚大学的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在诠释古典社会学时，看出这个领域的创始想法尽管极为辉煌，但其根源比较接近艺术而不是科学。尼斯贝特引用英国诗人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的话，认为伟大艺术的理想目标并不只在满足个人需求，或代表哲学、宗教上的观念，而是通过一些“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宇宙、大自然、人类或艺术家本人”的影像，创造一个内部一致的合成世界。[1]

尼斯贝特认为社会学并不是自然科学的逻辑延伸，它的发展途径和启蒙运动后期的预言家所预期的不同。相反，社会学是西方社会思潮的主干创造出来的，其中包括个人主义、自由、社会秩序和变革。尼斯贝特观察到，许多社会学古典文献内所涵盖的，是为19和20世纪早期西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所精心规划的远景。“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1805—1859）和马克思，以及之后的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1855—1936）、韦伯（Max Weber，1864—1920）、涂尔干和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留给我们伟大的著作，包括《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资本论》（Capital）、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和齐美尔的《城市论》（Metropolis）。其中一系列精彩的景致，就和当代更伟大的小说或绘画所描摹的一样独到感人。”现代社会学的主题，由社区和权威到地位和圣礼，最后再到异化，这些都是在人文主义的土壤上繁茂生长而成的。

社会学由科学和人文的片断组合而成，正因为这样荒谬的起源，今天它仍然保有“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以下简称SSSM）这个重要的思想据点，这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的至高教条。SSSM认为，文化是由能够塑造个人心智和社会机构的符号与意义所组成的复杂系统。这显然是正确的。但是，SSSM同时也把文化看作独立的现象，无法化约成生物学和心理学元素，因此是环境和历史事件的产物。[2](www.daowen.com)

SSSM以最单纯的形式，把直觉上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上下颠倒了：人类心灵并不创造文化，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再度轻视或全然否定了人性的生物基础。与这个想法成极端对立的学说则是基因决定论的教条，相信基因决定了人类行为，因此最具摧毁性的人类特征是不可避免的，如种族歧视、战争和阶级划分。我们必须抵抗这种与SSSM成强烈对比的基因决定论，不仅因为它在事实上不正确，更因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位生物学家会相信上述定义中的基因决定论。相形之下，虽然在20年前，社会科学的严肃学者广泛接受SSSM这个极端论调，但是当今仍然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已经很少了。然而，这两种相反意见的冲突，却成了大众文化感兴趣的话题，并不幸地因为新闻报道和大学教授的强调而持续不变。当这个话题以这种方式出现时，学者会立刻摆出旧有的防御姿态。混乱的状态继续支配着学术界，而气愤的情绪也持续燃烧。[3]

[1]尼斯贝特对社会学根源的探讨，见Robert Nisbet, Sociology as an Art 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SSM）这个备受欢迎的用词，由以下文献引入：John Tooby and Leda Cosmides,“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 J A. Barkow et al., eds., The Adapted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136。这个用词在社会科学中仍然被广泛使用，从Open the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一书极富结构主义风格的语气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点。这个模型的中心观念，由早期的许多作者所精心描绘出来，包括Human Universal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一书作者Donald E. Brown，以及下书的多位作者，Donald W. Fiske and Richard A. Shweder, eds.,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Pluralisms and Subjectiviti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其中，Tooby与Cosmides的评论是目前为止最完整也最具说服力的。他们也引入了“因果整合模型”（Integrated Causal Model，ICM）来代表心理学、进化生物学与文化研究的关联。

[3]在社会学的学术界中，关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异端邪说，由少数人所提倡，包括：Joseph Lopreato, Human Nature and Biocultural Evolution (Boston: Allen & Unwin, 1984);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New York: Elsevier, 1981); Walter L. Wallac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olog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1983)。关于这个学科在古典时期的完整历史，见Robert W. Friedrichs,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在后来的模型建造时代，部分人尝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把个人行为和社会模式连接起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见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