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长类的学习与文化

就动物的标准而言，倭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具备高度的智力，但缺乏人类发明、使用符号语言的独特能力。另外，一般黑猩猩也具有类似人类的狡诈和虚伪，他们是动物界中最具有“马基雅维利[1]式智力”的专家。瓦尔（Frans de Waal）和一起工作的灵长类动物学者，在非洲旷野与荷兰的阿纳姆（Arnhem）动物园内进行观测，看到黑猩猩会结成同盟，也会解散同盟，会利用朋友，并且智取敌人。它们通过声音、姿势、身体行动、面部表情和竖立体毛来表达意图。虽然近似人类的有效语言能够带来极多好处，但黑猩猩从来不会自己创立类似的语言，或任何其他可能的符号语言。

其实，类人猿大多数时候是完全沉默的，灵长类生物学家加德纳（Allen Gardner）描述他在坦桑尼亚的经验：“在冈贝（Gombe），如果有一群包含各种年龄、不同性别的10只野生黑猩猩在一棵无花果树上安详地觅食，并不会发出什么声音，所以没有经验的观察者从树下经过时，完全察觉不到它们。”

相对而言，把人类称为“愚蠢聒噪的大猿”可能相当恰当。人类随时都以口头方式沟通，要他们说话比要他们闭嘴容易得多。当婴儿和成人一开始交流，成人为了鼓励他们说话，会采取一种缓慢、强调母音、在情绪上夸张而节奏单调的声调，也就是“妈妈语”（motherese）。接着，婴儿独处时会发出“婴儿语”（crib speech），由尖叫声、咕咕声和无意义的单音节组成，再过数月，他们开始以复杂的方式运用字词。早期的词汇或多或少和成人教他们的类似，但婴儿会不断改变、重组用语，再重复到叫人厌烦的程度。一般小孩在4岁之前就能掌握句型结构，到了6岁，词汇已经扩展为将近1.4万个单词，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相较之下，年幼的倭黑猩猩则是通过行动、声音，自由地玩游戏和试验，偶尔也会用到符号，但若想进步到坎齐的层次，目前仍然需要仰赖训练人员提供丰富的语言环境。

尽管类人猿缺乏真正的语言，但可不可能拥有文化？野外观察的证据显示，类人猿具有文化，许多观察家也得到相同的结论。野地的黑猩猩一般都会发明并使用工具，而且它们发明的种种特殊器具，通常只出现在当地的族群中，这和人类文化一样。比如，某一群黑猩猩是用石头砸开坚果，另一群则是以树干来敲开；某些群体会用树枝把蚂蚁钓出蚁巢，作为食物，其他群体则不会。而且，利用树枝钓蚂蚁的群体当中，有少数还会先剥去树皮。观察人员曾经看到一群黑猩猩，用钩状的长树枝拉下无花果树的枝条，以便摘取无花果。

根据这样的观察结果，我们很自然会认为黑猩猩也具备文化基础，只是和人类的文化相比，能力有所差别罢了。但是在采纳这个看法时，需要小心谨慎，因为黑猩猩的发明也许根本不是文化。少数证据显示，当黑猩猩看到别的黑猩猩使用工具时，也能很快学会使用相同的工具，但是它们很少准确模仿其他黑猩猩的动作，或清楚表露出它们了解这些动作的目的。有些观察者甚至宣称，这些黑猩猩只是借着观看其他黑猩猩来激发更多的活动。动物学家称此为“社群促进作用”（social facilitation），普遍出现在许多社会性动物的身上，包括蚂蚁、鸟类和哺乳类。尽管根据目前的证据仍然无法下结论，但单单是社群促进作用，加上操作手边物品时的试错过程，可能就足以引导非洲各地的黑猩猩族群发展出使用工具的行为。[2]

另一方面，人类婴儿的确能够进行准确的模仿，而且早熟的程度令人惊讶。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刚出生40分钟的婴儿就会伸出舌头，随着大人的动作将头左右摆动。12天大时，他们已经会模仿复杂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到了2岁大时，他们开始能够接受口头指示，使用简单的工具。[3]

总的来说，语言本能包括：准确的模仿、强迫性地喧嚣不休、对语法近乎自动地掌握，以及快速获得大量词汇的能力。这样的本能显然是人类独有的，可以用来区分人类。它是建立在一种其他任何动物都无法达到的心智能力上，也是产生真正文化的必备条件。如果能知道语言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产生的，将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不幸的是，与行为相关的证据不会形成化石；数千年来所有营火边上的闲聊和充满表情动作的言谈，以及类似黑猩猩的祖先在语言上的进化步骤，都消失得无迹可寻。(www.daowen.com)

古生物学家所具有的是骨骼化石，它们显示人类的喉部向下移动并且长度加长。同时，头颅内部构造显示，大脑语言区也可能发生了改变。在器物进化的证据上，人类也同时逐渐有所改进，由45万年前的祖先直立人（Homo erectus）对火的控制运用，到25万年前肯尼亚的早期智人建造的精良工具。16万年之后，刚果出现了精致的箭镞和短刀，最后在2万到3万年前，欧洲南部出现精巧的图画和仪式用的服装配备。

器物文化的进化步调很有趣。我们知道，智人至少在距今10万年前，解剖学上所谓的结构就已经完全形成。从那之后，物质文化的进化开始时很缓慢，后来逐渐变快，之后爆炸性增长。一开始只有屈指可数的石制和骨制器具，当进化过程进展了百分之九十时，出现了农田和农村，之后，几乎在转眼间，天才般的复杂技术就产生了（例如，单单在美国，截至我写作本书时为止，就有500万项专利）。基本上，文化进化是沿着指数曲线上升。它留给我们一个谜：符号语言是何时产生的？它究竟又如何点燃爆炸性的文化进化？[4]

[1]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统一，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不择手段。著有《君主论》。——译注

[2]倭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的智力和文化本质（或缺乏文化的本质），是最近大半文献的主题。我在此提到的一些课题，在下列文献中有更详尽的描述：E. Sue Savage-Rumbaugh and Roger Lewin,Kanzi: The Ape at the Brink of the Human Mind(New York: Wiley, 1994); Richard W. Wrangham, W. C. McGrew, Frans de Waal, and Paul G. Heltne, eds.,Chimpanzee Cultur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所出版的Frans de Waal的两册总论：Peacemaking among Primates (1989)与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1998); JoshuaFischman,“New clues surface about the making of the mind,”Science, 262:1517(1993)。关于黑猩猩的沉默与人类的聒噪对比，见John L. Locke,“Phases in the child's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merican Scientist, 82:436-445（1994)。另外，对语言和人际关系的评估，见Anne Fernald,“Human maternal vocalizations to infants as biologically relevant signal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in Jerome H. Barkow,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eds.,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91-428。

[3]关于婴儿早熟的模仿力，出自Andrew N. Meltzoff and M. Keith Moore的“Imitation of facial and manual gestures by human neonates,” Science, 19:75-78(1977)，以及“Newborn infants imitate adult facial gestures,”Child Development, 54:702-709(1983)。

[4]关于人类早期文化的近期考古学报告，见Anne Gibbons,“Old dates for modern behavior”,Science, 268: 1570 (1995），以及Elizabeth Culotta,“Did Kenya tools root birth of modern thought in Africa?,” Science, 270:1116-1117(1995)。对现代物质文化的扩增所做的描述，出现于Henry Petroski,“The evolution of artifacts,” American Scientist, 80: 416-420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