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坐标

我并不希望在这方面把培根的地位抬得太高，以至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现代人。他完全不是那样。培根的年轻朋友哈维[1]是一位医生兼地道的科学家，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基本现象。他就事论事地说，培根写哲学就像大法官在起草法令，他的句子可以刻在美丽的大理石上，作为典礼的装饰。培根所构思的知识统一性，和目前所谓的“融通”观念相去甚远，并没有谈到要把跨学科的因果关系仔细而有系统地联系起来。他强调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归纳探索方法，最好能通用于所有的学识分支。他在寻找一个最佳的方法，来表达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需要充分运用人文学科，包括艺术和小说，把它们当作发展和表达科学的最佳途径。依照培根广泛的定义，科学就应该是诗篇，诗篇就应该是科学。这个想法，至少在现代听来是悦耳的。

培根认为，改善人类处境的关键，在于受过训练而且具备统一性的学习方式。他那堆积在著名图书馆内的众多著作，仍然值得一读，包括他常被引用的论文和格言，以及《学习的进步》、《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和《新大西岛》（New Atlantis，1627）。《新大西岛》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寓言故事，内容是关于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培根刻意在大多数哲学和小说作品中融入知识统一性的构想，他称之为“Instauratio Magna”，字面上的意思是“大复兴”，也可称之为“新开始”。

一小群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因为培根的哲学思想而提升了洞察力；他的想法也为数十年后壮观的科学革命做好了准备工作。直到今日，培根的想法仍然位于科技伦理的中心。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在必要时独自挺身而出，兼备只有在伟大学者身上才看得到的谦虚和天真的傲慢。在《新工具》这本书的书名之下，他要求出版社加印了以下几行文字：

维鲁拉姆的弗朗西斯

根据他的理性分析判断，

为了现在和未来世代的利益，

有必要让他们熟悉他的思想。[2]

我们心中留存下来的历史，都充满了神话故事中的典型角色。[3]我相信这也正是培根具有吸引力以及能维持长久声名的原因之一。在启蒙运动的舞台上，培根是一位探险的先驱。他宣称新大陆正在等着我们，让我们开始艰苦的长征，启程迈向一个没有地图指引的地域。故事中的导师则是笛卡儿，他是代数几何和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也一直是法国杰出的学者。笛卡儿和之前的培根一样，召集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年轻的牛顿也很快出现在其中。笛卡儿告诉我们该如何利用准确的演绎法来从事科学研究：切中每一个现象的核心，并记下现象的架构。他解释道，这个世界是三维的，所以让我们把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架构在这个三维坐标上。这个三维坐标现在被称为“笛卡儿坐标”。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三维坐标来确定任何物体的长、宽、高，并经由数学运算来探讨物体的基本性质。为了实现这个想法的基本雏形，笛卡儿重建了代数符号，以它来解决复杂的几何问题，同时进一步探讨超越视觉三维空间的数学领域。(www.daowen.com)

笛卡儿最重要的看法，是把知识视为一个由互相关联的真理所组成的系统，而且最终可以抽象化成数学。他说，在1619年11月的某个夜晚，这个想法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出现。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一群混乱的象征符号（包括霹雳、书、一个恶魔和一个甜瓜）中，他看出宇宙是理性的，并且由因果关系所整合。他相信这个观念可以被应用到物理学、医学（包括生物学），甚至道德的理性分析。就这个角度而言，他为知识统一的信念奠定了基础，并且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具有很深刻的影响。

笛卡儿坚持，系统性的质疑是学习的首要原则。根据他的直觉，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平摆开来，接受逻辑这个严谨架构的测试。他只允许自己保有一个无法否定的前提，也就是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质疑系统在现代科学中依然存在，这个方法是系统性地一一去除所有的可能假设，只留下一组公理，而根据这组公理，我们可以建立符合逻辑的理性思考，并且严谨地设计实验。

不过，笛卡儿对形而上学做了一个基本的让步。他终生信奉天主教，相信神绝对完美，神借由笛卡儿的心灵所展现的思考力量，就是明证了。在这个既定的想法支配下，笛卡儿提议把人类的心智和物质完全分开。这个策略容许他把心智搁在一旁，以纯机械的方式专心研究物质。他在1637—1649年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相信世界由一组物理零件组成，可以拆开来个别分析。化约主义和解析数学模型注定成为现代科学研究中最具威力的知识工具。［1642年是思想史上极特殊的一年：笛卡儿刚出版《第一哲学的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又即将推出《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伽利略过世，牛顿诞生。］[4]

[1]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生理学家，进行动物和人体的解剖，发现了心脏、血管和血液的功能。——译注

[2]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培根生平，来自他本人的著作以及许多的二手数据，其中最重要的是James Stephens, Francis Bacon and the Style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Benjamin Farrington, Francis Bacon: Philosopher of Industrial Science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9); Peter Urbach, Francis Bac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 Account and a Reappraisal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7); Catherine Drinker Bowen, Francis Bacon: The Temper of a Ma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3)。其中，Urbach在一次颇受重视的分析中主张，培根提倡要在研究的所有阶段形成想象性的假设，而无须在研究开始时致力于收集资料。因此，Urbach认为，相较于根据培根文本所做的传统诠释，培根其实更加现代。

[3]我把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比拟为历史探险中的神秘角色，是因为受到两本书的启发：其一为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9)，其二为这本书在大众文化上的应用，Christopher Vogler,The Writer’s Journey: Mythic Structures for Screenwriters and Storytellers(Studio City, CA: 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 1992)。

[4]有关笛卡儿的生平和成就，最近出版了一份极佳的报道，为Stephen Gaukroger, Descarte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