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失败

像孔多塞这样的男男女女，在知识上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教育机会的增加，为这次革命做好了基本的准备工作，随后的导火索则是，平等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观念。然而，正当启蒙运动借由这种方式就要在欧洲政治中产生成效时，事情却出了大差错。那些起初看起来不重要的小矛盾，后来扩大成了不可收拾的溃败。卢梭[1]早在30年前，于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首次提出的想法，后来激发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群众口号。但是他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同时发明了致命的抽象观念：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他说，普遍意志是一群自由人（free people）所一致同意的正义规范；而这群自由人只对社会福祉和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感兴趣。普遍意志如果达成，就会形成一个具有最高统治权的契约。这个契约“恒常不变、坚定不移，并且纯粹、无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本人和本人的权力一起交出，接受‘普遍意志’这个最高指示的管辖。在我们这个公共团体里，我们要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看作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卢梭进一步表示：不服从普通意志的人是离经叛道的人，应受到群众的必要制裁。此外，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促成真正平等的民主制度，并让人类从无所不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紧接着出现的恐怖统治由罗伯斯庇尔[2]所主导，他对普遍意志这样的想法有着极佳的理解。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成员在法国各地实施卢梭所谓的“必要制裁”，将那些反对新秩序的人即刻判刑或处决。有将近30万的贵族、神职人员、政治异己分子和其他一些捣乱者被拘禁，其中1.7万人在一年内死亡。在罗伯斯庇尔的世界观中，雅各宾派成员的目标是高贵和纯美的。1794年2月，罗伯斯庇尔在被送上断头台前不久，以祥和的语调写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的喜悦，这个在永恒正义统治下所产生的法规，已经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甚至连那些对这些法规一无所知的奴隶和对这些法规加以否定的暴君也不例外。”

就这样，平等的思想和冷酷的高压政治轻易地共存，并且为后来的两个世纪继续造成困扰和不安。因此，那些不愿意献身于创造完美社会的人，宁愿在群众当中自我放逐，也不愿冒险忍受异己分子将遭受的迫害。那些蛊惑人心的煽动者以保护美德为名，来达成他们统一的目标：“我亲爱的同胞（同志、兄弟姐妹和乡亲），没有付出，焉能收获。为了达成高贵的理想，发动战争也许是必要的。”法国大革命缓和下来之后，这个原则被拿破仑和那些曾经参与大革命的士兵加以利用。这些士兵转变成主要的武装（grande armée），下定决心要以征服的方式来散播启蒙思想。但他们这种做法反而使欧洲多了一个不信任理性统治的理由。

事实上，理性从来不会取得统治权。启蒙运动之所以急速走下坡路，不仅是因为它被暴君当作借口，也是因为相反的知识立论正在兴起，而且这些立论经常是令人信服的。在启蒙运动的梦想中，自由的知识分子将建构一个有序而充实的世界；这样的梦想一开始时好像无懈可击，是所有人类本能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它的创造者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3]之后的最伟大的学者，展示出人类心智所能达成的崇高意愿。深具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曾经以下面的话正确表达了对这些学者的赞赏：“18世纪这些最有天分的思想家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力量、诚实、清醒、勇气，以及对真理无私的热爱，至今仍然无可比拟。他们所属的时代，是人类生命史中极其美好、极其具有希望的阶段。”[4]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而且即使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足以产生预期中永续的成果。(www.daowen.com)

[1]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1712—1778），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与著作对18世纪政治思想有极大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都受到他巨大的影响。他的第一本著作《论科学与艺术》，强调人性和社会的冲突，认为礼貌隐藏了人类的残忍、无情及心机，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没有表现出人类基本的需要，认为物质方面的进步实际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在社会观方面，主张人们经协议订立契约，建成公民的社会。在教育观方面，提出“回归自然”，让儿童的身心自由发展。著有《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小说《爱弥儿》（Émile）和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等。——译注

[2]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时期从1793年9月5日到翌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领导雅各宾派专政的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1794），平定反革命叛乱，镇压其他党派，在热月政变时被逮捕并处死。——译注

[3]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4]伯林对启蒙运动成就的赞扬，出现于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