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学识的共性

我承认自然科学家所具有的信心常常显得过分傲慢。科学为20世纪提供了最大胆的哲学思考，它纯粹由人类的信仰搭建起来：人类相信，只要自己肯梦想、肯努力发现并解释事物，那么经由屡次梦想，重复不断地投身于新的领域，世界就会变得更清晰，我们对这个奇异的宇宙也会有更真实的了解，同时也将证实这些奇异性是有意义且彼此相关联的。

英国神经生物学家谢林顿[1]在1941年所写的经典著作《人与人性》（Man on His Nature）中提到，人脑就像一台施了魔法的纺织机，不停地编织着与外在世界相关联的图样，把一个图样拆散了之后又重新编织起来，发明出其他的世界，创造出一个缩小的宇宙。[2]这个知性社会所具有的共同心智，也就是世界的文化，是一台极为庞大的纺织机。它借由科学，获得刻画外在现实的巨大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心智所能达成的；借由艺术，它也获得了架构起叙述、影像和节奏的方法，远比任何一个孤立的天才所产生的更具多样性。科学和人文艺术是由同一台纺织机编织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基因进化到现代文化这整个长远的历史[3]中，看到有关这台纺织机的起源、本质，以及人类处境的一般诠释。这种融通的因果诠释，使得每一个单独的心智能够快速而正确地从共同心智的某部分前进到另一部分。

从教育的角度上来看，寻求知识的融通是重整日渐瓦解的人文学科结构的方法。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遗留给我们一个学识统一的理想，但在过去30年当中，这个理想已经大半被抛弃。除了极其少数的例外，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已经将他们的课程要求放宽，只包括一些副修科目和某些专门课程。虽然每个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大学本科课程的平均数目加增一倍，但是其中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所占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以上。同时，科学方面的课程也受到了冷落。1997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和学院要求学生必须至少选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4]我们没法强迫学生在各个学术分支上选这些课或选那些课而更改这种趋势。不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我认为真正的改革都必须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的融通。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具备回答以下问题的能力：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关联对增进人类的福祉有什么重要性？

任何一位公众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也必须能够回答上述的问题。目前提交给美国国会审理的提案中，已经有一半涉及重要的科技议题；每天烦扰着人类的问题，比如最常出现的种族纠纷、军备增加、人口过多、堕胎、环保和区域性的贫穷，也都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人文知识的融通才能够解决。只有当我们能够顺利地跨越各个领域的边界时，才可能对真实的世界产生清晰的看法，而不再透过某种意识形态和宗教教条的镜片观看事物，或受制于满足迫切需求的短视反应。

但是，绝大多数的政治领袖只接受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对于自然科学不是所知有限就是一无所知。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公众知识分子、专栏作家、媒体采访人员和一些智库的专家身上。他们很小心且负责任地进行最佳分析，有时也能获得正确的结果；但是他们智慧的主要来源往往支离破碎，并且只偏重单方面的思考。(www.daowen.com)

光凭学习各学科的片面知识，无法得到均衡的看法，我们需要追求这些学科之间的融通。这种统一过程很难达到，但是，我认为它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从知识上来看，这个想法很真实，也可以满足一些刺激，一些由人性中的绝妙部分所表现出的刺激。当各种学识间的思想差距变小时，知识的多样性和深度将会增加，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各学科之间找到了一个基本的共性。追求知识融通之所以重要，还基于另一个原因：它为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终极的目标，它担保在地平线之外将出现秩序，而不是混沌一团。我想我们迟早会愿意接纳这个探险行动，到地平线那端去寻求秩序。

[1]谢林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7—1952），193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研究神经元功能。——译注

[2]谢林顿谈到“施了魔法的纺织机”时说：“人类的大脑很快就变成了一台令人着魔的纺织机，由数百万个闪烁而过的梭，交织成瞬即消失的图案，每个图案都有它的含义，却从来不遵守任何规则，它们是由许多变化中的次级图案组合而成的和谐状态。”参见Man On His Nature, the Gifford Lectures, Edinburgh, 1937-1938(New York: Macmillan, 1941), p. 225。

[3]我首次谈论“长远的历史”这个介于史前史和传统历史之间的连续阶段，是在“Deep history,”Chronicles, 14:16-18(1990)中。

[4]有关美国境内对科学的无知，参见Morris H. Shamos, The Myth of Scientific Literac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及David L. Goodstein, “After the big crunch,”The Wilson Quarterly, 19: 53-60 (1995)。有关美国通识教育史的资料，来自Stephen H. Balch et al., The Dissolu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1914-1993, a report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Princeton, NJ: The Association,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