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评估领域的最新变革是将生态思想引入评估体系。这使得原本属于社会经济范畴的规划评估同时要面对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多样性”以及“环保”，等等多种生态概念（Miller and Patassini，2005）。对于这些不同概念，评估过程中有时候用“环境质量”这个指标来表示。

评估中生态要素的引入同时也对传统的城市发展观念提出了挑战。在衡量环境的改善对个人或社区带来的好处时，已经不能用传统的社会理论来用个体利益的加和来表达社会利益，而应该考虑一下发展和环境保育之间的冲突以及平衡点（Macchi and Scandura，2008）。从经验主义的内容来看，评估的模型中的确需要有一块内容来表达环境所能承受的容量，或者应该更多的考虑由于对环境的影响所导致的不同社会成本以及自然的灾害（Gentile and Milillo，1997）。

面对那些原本不属于政策评估范围的非市场化要素，规划部门现在开始用环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程度、公众对重大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来进行衡量（Miller 2005）。尽管如此，评估的复杂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这种衡量所能获得的资料会受到多种要素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政策的决策者比以前更重视对不同实施方案的评估和选择，希望评估能够为他们明确决策所要注意的所有方面，以使他们的决策能够更具科学性。

社会公正问题现在也变成了评估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涉及规划和政策效应的分布，这也是之前的评估工作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公正问题表达了利益主体与规划之间的关系，规划评估不仅对规划本身的效果进行衡量，也要对这些效果的社会公平性进行衡量（Campbell，2006）。

20世纪90年代以后，规划评估的传统方法论开始受到一些新的社会研究方法的影响，逐渐引入了一些新的要素。在Abdul Khakeet等2008年发表的著作New Principles in Planning Evaluation中对近10年左右出现的新的研究方法作了总结。包括了通过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对话组成评估矩阵来衡量项目的价值（Luigi Fusco Firard，1998）；用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分析来代替原本狭隘的福利观点（Soderbaum，1998）；用衡量不同的价值观的通用方法来代替原本强调数量和功用的工具理性价值观；用社会构成的本体论带来对新的社会价值的认识（Barbanente et al，1998）。

所有的这些新的想法都旨在克服原来的评估方法中的机械性，希望能够把诸如效率、绩效、平等这样的要素系统的集合起来，为评估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技术提供一个逻辑的基础和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的新的评估技术:对政策可持续性的多元模型体系（Multi-Model System）（Lombardi and Curwell，2005）；用要素分析（Meta Analysis Approach）来分析和比较一些政策或项目的共性或者成功性，来获得对可持续性的评估（Bizzaro and Nijkamp，1998）；通过社区影响分析方法（Community Impact A-nalysis）来确定项目的哪些影响对社区来说是“实际的”“被动的”或者是“完全利他的”（Lichfield，2001）；通过对特定群体的分析来确定和评估一些社会性影响的分布情况，比如说一些项目的公平性等等（Miller，2005）。

同时，由最初的理性评估体系向近年来的开放式评估、交互评估转变的过程中，也有学者开始担心会不会理性基础的缺失使评估工作走向一个无解的结局（Alexander，2000）。因此，很多新的方法也试图将传统的理性基础与互动选择结合起来:

规划和管理的学习系统（Planning and Management Learning System）是一个通过倡导公众参与来确定多元的价值，并实现不断持续的评估方式（Lichfield and Prant，1998）；

多元分析（Multi Criteria Analysis），一方面通过根据经验的假设来模拟规划的效果，另一方面通过交互方式得到评估的结果（Alexander，1989）；

系统多元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Integrated Multi Criteria Analysis and Cost Benefit Analysis），通过对不同人群的偏好赋以权重来衡量项目的影响力（Levent and Nijkamp，2005）；(www.daowen.com)

“意愿模拟”（Will-Shaping），在规划评估中采用不同人群或者不同政治观点的意愿来表达规划所实现的目的，这种意愿有时候是民众的有时候是精英阶层的，但都属于社会辩论的范畴（Voogd，1997）；

调整后的成本收益分析，增加了多目标决策方式，代替了传统的预先设定目标的权重然后检验是否达到的方式，而采用了通过不同的价值导向设定不同的权重，从而系统地检验政策的实现程度（Alexander，2001）。

总结以上的这些内容，可以发现评估理论和方法在2000年之后的主要发展就是从传统的强调理性（Rational）和效率（Efficient）的逻辑基础，向不确定的（Deliberative）或者交互的（Communicative）的逻辑转变。而第二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引入了环境评估的要素，使得评估不再单纯从个人或社会的福利出发，而要同时考虑环境的影响。环境要素的引入不但改变了评估的目标、方法和技术，也深刻地改变了其根本的理念。除了这两点主要的内容，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网络社会、自由市场、政府角色的转换等都在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影响着评估的发展。

[1]将要素单位分散处理的一种方式，不以货币单位为唯一的标准。

[2]当限制条件放宽一个单位之后，最适解决方案的真实价值的变化，即衡量为了追求既定利润外的超额部分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3]通过单位投入产生的单位回报的方式进行不同方案的对比，不需要将全部要素转化在同一标准下。

[4]通过获取居民对于购买某项公共服务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的调查来获取这项公共服务的市场收益。

[5]帕累托改进就是在其他人的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特定人的利益实现增加的状态。

[6]这个指标还衍生出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两个指标，一个是单位效用的平均成本，另一个是单位效用的边际成本。不过这两个指标在实际操作当中同“成本效用比”一样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