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变迁，规划评估的机制和方法也在逐渐完善。评估与规划直接的关系就是判断规划是否能够顺利实施、评价规划带来的实际效果以及对规划过程是否符合预期设计的监测。但是尽管如此，要想准确把握现代规划评估的发展脉络还是十分复杂的。

现代城市规划的研究，无论从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方面来说，或多或少都受到两个倾向的影响，一个是理性规划（Rational Planning），一个是沟通规划（Communicative-Planning）。这两种规划倾向不仅解释了规划的本质以及实现的具体过程，也引入了规划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内容，这其中就包括规划评估（Lichfield，1995）。

工具理性是理性规划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在近半个世纪里成为规划研究领域的核心主题。工具理性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实现目标和使用资源这两者之间建立起最为合理的关系。这意味着一个规划要实现目标首先要进行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实现用最经济的预算去实现最有效的目标。在评估领域，最初基于工具理性的思想，建立了一系列的测度方法和衡量目标实现度的模型。包括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Cost-Benefit Analysis）衍生的一系列基于成本分析的方法，以及围绕由Lichfield提出的规划平衡表（Planning Balance Sheet）衍生的一系列基于规划过程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和模型被称为“第一代”或“第二代”评估方法（Guba and Lincoln，1989）。

之后，在规划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经典理论，渐进式规划理论（Incrementalism）（Lindblom，1959）、倡导式规划理论（Advocacy）（Davidoff，1965）、规划实施理论（Implementation）以及战略规划理论（Strategic Planning）都是理性规划理论的延伸，并不断弥补着理性规划在实际运用中的一些缺陷。在实际运用中，衡量规划是否实现的最有效办法是衡量量化指标，但是量化指标其实只是规划成果的一小部分；规划目标和实现方法之间会因为许多非量化的要素而显得没有什么关系；同时，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参与规划的制定过程；制定的过程也不是完全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往往掺杂太多的政治因素，这些都是理性规划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最优化还是需要让位给“合适的”[3]（Suitability）（Krosnick，1991）、“退而求其次”[4]（The Second-Best Solution）（Khakee，1998），等等方法。这些方法都属于评估方法中的第三代方法。

交互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5]不仅推进了已经存在于规划理论中的政治因素，而且还开始在规划准备、实施以及机构架构等方面考虑到民主的因素（Healey，1997）。自从交互规划将“协调”和“反复”引入规划的法定过程中之后，规划的目标就成了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间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这时规划评估的任务就是如何让各种声音都能出现在规划的过程中，同时也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尽快使规划顺利实施（Davoudi，2005）。因此，评估不仅要解决规划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问题，还要解决对规划理解的系统性和沟通性问题，变成所有规划参与者都可以理解的一种互动形式。通过评估，规划的参与者可以实现:

（1）参与制定规划目标的机会。

（2）决定社会或者规划机构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3）理解为什么会存在利益上的重大冲突。

（4）实现利益的一致性或者协调已有的矛盾。

（5）为市场或者政府提供信息。

（6）参与对稀缺资源的竞标。

（7）帮助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目标。(www.daowen.com)

交互规划评估（Communicative Planning Evaluation）被描述成规划评估的第四代方法，因为它集合了多种不同的具体操作办法。这些办法包括了“自然反馈法”[6]（Naturalistic Responsive Approach）（Guba and Lincoln，1989）、“多元模型法”[7]（Diversified Model Method）（Cook，1985）以及“设计法”[8]（Design Approach）（Bobrow and Dryzek，1987）。这些方法构成了对以前评估方法中“最优法则”的挑战。

到今天为止，关于“交互规划”是否完全取代了“理性规划”的争论还是没有结束。许多学者认为理性规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Healey，1993），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理性的模型至少在规划评估的领域还是最实用的工具之一（Alexander，2000；Lichfield，2001）。后者认为评估的最终目的就是如何尽可能地使规划或政策的结果清晰可见，并与价值挂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理性的原则还是直接同可量化的指标相关，而当遇到不可量化的指标时，困难就不可避免了。

交互规划评估相比理性评估的最大区别在于更强调评估的过程和目的，而不是花太多精力在数据分析上，他们更相信评估者与项目参与者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因为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交流的目的就是使规划的决策更加合理。如果规划最初的决策是错的，那么即使过程再有效率，结果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评估的目的是使规划更合理，其次才考虑效率和经济性（Faludi and Korthals，1997）。

[1]在衡量一个规划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时，有时候会用居民愿意支付多少货币来继续或者停止规划的实施，这种支付意愿方式可以迅速地将态度等无法量化的指标转化成货币指标，便于进行比较分析，来测度居民对规划本身的喜好程度。

[2]即通过对环境承载力的定量描述来测度一项规划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3]Suitability由Krosnick于1991年提出，是政策决策方法的一种。意思是在最优化方案之外，选择更加合适、令人满意的方案，因为最优方案往往是经济上最优化而会忽略了其他要素。

[4]“The Second-Best Solution”由Richard Lipsey和Kelvin Lancaster在1956年提出，是政策决策方法的一种。当存在最优化的方案，但是这种方案无法达到时，就应该选择仅次于最优化方案的选项，退而求其次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5]Communicative Planning有时候也称Deliberative Planning或者Collaborative Planning，指的是在规划过程中引入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合作，使规划成为一个互动的过程。

[6]自然反馈法指在评估的调查和访谈过程中，评估者必须尽量获得被调查者最初的反馈信息，即最自然的对于项目或者规划方案的看法，这些信息被认为是最真实的信息。

[7]多元模型法指评估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视角、不同纬度、不同标准进行多角度的评估，这样可以保证评估的结果更加接近真实的结果。

[8]指在评估之前先指定评估的目标和具体操作路线，以使评估集中在所设定的范围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