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其中人与其生存空间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城乡空间的学科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在原始社会，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人类与其生存空间的主要关系仅发生在相对隔离的族群与自然环境之间，因此古代先民与生存空间的关系直接体现为聚落社会与具有“自然差异”的空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根据需求选择适合生存的自然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主要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技术的进步使改造自然成为可能，自然界的空间差异不再举足轻重；而劳动分工使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差异性得以强化。因此，普遍认为，现代人类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是空间的“社会差异”，而不再是空间的“自然差异”；同时，现代人与生存空间的主要关系也不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人的生活时时刻刻处于社会的空间之中。这种转变使人与生存空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

现代人与生存空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使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判断，即空间本身不再重要，空间的形态与模式只是社会与经济的各种活动在地域上的投影。这个判断受到了普遍的认同，却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在理论研究方面，空间的主体性被忽视，研究的方法是通过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的空间落实来解析空间的形式，空间的研究被经济的和社会的研究所取代，客观上阻碍了对空间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假定:空间使用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空间的联系是经济费用的关系；经济是城市模型的基础；空间的结构与形态就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化；人类的行为是经济理性和单维的，而不是文化和环境的；物质空间形态，即我们所体验和使用的空间，本身并不重要；等等。不可避免，根据这样的假定所建立的空间是高度抽象的，忽视了空间的主体性，与现实中物质空间的需求也相去甚远。并且由于缺乏对空间发展自身规律的认识，对空间发展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等，使城市规划学科的空间主体性与职业领域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去话语权。在城市建设实践中，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上学术界的简单判断，为社会、经济规划先行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形成了空间规划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空间布置三大规划之中的被动局面，空间规划成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规划后的实施落实。最终，空间规划与设计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空间发展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城乡建设实践中产生许多失误。

因此，人与其生存的空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简单的社会与经济决定论不能令人满意，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与经济的力量在塑造生存空间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绝不能忽视空间本身主体性和规律性的作用，只有当我们“空间”地去思考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达到社会、经济和空间三位一体有机结合时，人类与其生存的空间才能和谐、良性地发展。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空间研究，更好地了解空间，掌握规律。需要进行研究的空间问题很多。在空间发展理论方面，诸如:什么是空间的科学发展观；空间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方式；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对应的规划设计方法论；等等。在空间分析方面，诸如:空间的定义与内涵是什么；空间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空间的结构如何解析；人们如何通过空间进行联系；如何在空间中构筑社会；建成的物质空间隐含着什么规律；空间的意义、视觉和行为规范的作用；采取什么模型和方法进行空间分析；等等。在空间规划与设计方面，诸如:什么是正确的空间规划理念；空间的规律如何应用于规划设计；规划与设计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城市发展和环境改善；规划与设计的方法与程序如何改进；等等。

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实践其实一直在进行。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托邦主义者和社会改革派为了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就提出通过改造原有的城市空间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和赖特的“广亩城市”是这一时期富有社会改革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的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建设的需要，物质空间规划盛行，城市规划的空间艺术性在这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同时，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空间研究的数理系统分析与理性决策模型出现，并运用于实践参与控制和管理城市系统的动态变化。这期间，理性的方法使人们认为空间规律的价值中立。随后，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环境动荡，民权运动高涨，多元化思潮蓬勃发展，普遍出现了对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批判。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等“左派”思潮盛行，它们对理想模式和理性空间模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空间的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空间研究应该介入政治经济过程。对于空间规划实践则成为一种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方式来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政治行动。这促使20世纪70年代末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一些理论家从对空间的研究转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空间研究的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逐渐脱离了纯物质性领域，进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形成了很多分支与流派，如空间经济学、空间政治经济学、空间社会学、空间行为学、空间环境学等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政府调控能力削弱，市场力量的重新崛起，促使空间公众参与等自主意识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空间管治、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理论思潮的涌现，使空间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蓬勃发展的局面。空间研究彻底从单纯物质环境、纯视觉美学、“理性的经济人”等理想主义圈圈里走出来。20世纪空间研究的全面发展确定了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内涵是在研究了社会需求、经济发展、文化传统、行为规律、视觉心理和政策法律之后的综合规律研究和规划设计应用。空间研究包含了形态维度、视觉维度、社会维度、功能维度、政策维度、经济维度等多向维度。空间的重要性也重新受到重视，尤其在20世纪末，全球社会与人文学界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学者们开始对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另眼相看，把以往投注于时间和历史、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这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的最重要事件之一。

尽管空间研究的浪潮此起彼伏，研究重点不断转换，但空间的问题一直是城市规划学科的核心问题。从标志着现代意义城市规划诞生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开始，城市规划从物质空间设计走向社会问题研究，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宏观整体上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与城市规划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认识相对应的是从物质规划与设计发展为系统与理性过程再转入政治过程。经历了艺术、科学、人文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和规范理论、理性模式、实效理论和交往理论的转变，城市规划师从技术专家转变为协调者，从技术活动转向带有价值观和评判的政治活动。但从开始到现在，从宏观到微观始终没有能够离开过空间问题。不管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发生什么变化，设计者、管理者、参谋、决策精英还是协调者，城市规划师之所以能以职业身份参与并拥有发言权，是因为规划师具有对空间发展规律、对规划技术方法、对空间美学原理的掌握。只有具有空间规划方面的专门知识，才可以进行城市规划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评估，才能够进行规划决策的风险分析和前瞻研究，才能够真正地或更好地发挥规划师的作用。现代城市规划的外延拓展本质上是为了更完整、更科学地掌握空间的本体和规律，通过经济规律、社会活动、法律法规、经营管理、政治权力、公共政策等各种途径，更有效、更公平、更合理地进行空间资源配置和利用，并规范空间行为。城市规划的本体仍是以空间规划为核心，未来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也应是以空间为核心的多学科建设。目前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实践需求更应如此。(www.daowen.com)

在国内，空间研究也一直在不同的学科与领域中进行，许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多年来，在东南大学从建筑研究所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术团队一直坚持在中国城市空间理论与城市规划设计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将发展理论与空间研究相结合，首先提出了在我国城乡建设中城市空间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七个城市发展新观念［城市发展研究，1996（05）］；提出了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的框架和基本理论，试图以空间为主体建立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方法［城市规划，1994（03）］；出版了《城市空间发展论》、《城镇空间解析》等专著。并先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回国人员基金以及部省级科研等十多项有关城市空间的科研课题，同时结合重要城市规划与设计任务进行实践探索。在这些研究、实践与探索过程中，我们取得过一些成绩:曾获得过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级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银奖；省部级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多项；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在许多重要国际、国内规划与设计竞赛中获第一名。我们同样也面对着研究的困惑与挫折、实践的失败与教训。我们希望有一个交流平台，使我们的研究与探索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得到前辈、同行和关注者的认同、批评和帮助；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平台对以往的研究探索进行总结、回顾与反思；我们更希望通过它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空间研究这个领域。

2005年东南大学城市空间研究所的成立为该领域的研究和探索组成了一个新的团队，这个开放性的研究所将围绕空间这个主题形成跨学科的研究，不分年龄、不分资历、不分学派、不分国别，吸纳各种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氛围，开拓学术领域，深化研究成果，共同分享空间研究探索的苦乐。这套丛书正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与探索的共享平台，也是我们进行交流、宣传、争鸣和学习的重要窗口。

段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