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

职业道德作为人类社会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它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一、原始社会职业道德

人类职业道德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分工是从原始社会后期的野蛮时代开始出现的。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分工完全是纯自然的，只存在于男女之间。男子打仗、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工具。女子在家，制造食物和衣服。到了野蛮时代中期阶段，一些先进的部落开始饲养动物，还种植了谷物。最后，终于从野蛮人群中分裂出游牧部落。这样，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由于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生产场所逐步扩大。到了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原始的纺织业、金属工具制造业、制陶业等手工业有了发展，生产日益多样化和技术日益发展。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这次社会大分工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相比，在性质上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只是简单的部落内部和部落间的物品交换，那么，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就使得交换产品成为社会的必要手段。农业为手工业提供谷物、水果、植物油和酒等，手工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金属工具、纺织品、陶器等。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某些职业集团。它们长期过着不同的职业生活，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实践，承担着不同的职业责任，产生了各自的职业利益和需要，形成了因职业的不同而产生的职业联系和职业关系。这样，原始社会的人们经过长期世世代代的职业活动，就慢慢萌发了调节、指导、约束职业行为的职业道德。

原始社会的职业道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原始社会的职业道德是由风俗习惯逐渐演化而来的，是在社会分工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二是当时还没有文字，职业道德主要是以行为、动作、语言等形式表现出来，以氏族禁忌、宗教仪式、简单模仿等形式表现出来。三是由于原始社会的分工还很简单，原始人的思维语言还很不发达，因此总的说来，原始社会的职业道德尚处在萌芽的阶段。

二、奴隶社会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的真正形成，是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的剩余物品慢慢就多起来。这时，社会就能养活一部分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科学活动、商业活动和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人，从而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更大分工。这种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的产生，另一方面导致了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出现。于是，不仅出现了调节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阶级道德和社会道德，而且还出现了调节行业和职业关系的职业道德。据先秦古籍《周礼·考工记》记载，我国奴隶社会时，大的职业分工有六种，即“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与妇功。还指出：王公（高级统治集团）的职责是“坐而论道”；士大夫（官僚和小贵族）的职责是“作而行之”；百工（手工业者）的职责是“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商旅（坐商行贩）的职责是“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农夫的职责是“饬力为长地材”；妇功（家庭妇女）的职责是“治丝麻以成之”。所指的六种职业应承担的社会职责，就是当时社会的职业道德。就百工而言，也有很多种：攻木之工7种，攻金之工6种，攻皮之工5种，设色之工5种，刮摩之工5种，搏埴之工2种，共计三十余种。可见，当时分工已经相当细致。不同职业分工有不同的职责，也就有不同的职业道德。中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孔子曾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群子学以致共道。”在古希腊奴隶社会，职业道德也已经得到明确的阐述。古代西方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写道：哲学家的道德是“智慧”。武士的道德是“勇敢”，自由民的道德是“节制”。当这三个阶级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不互相干扰的时候，便是有了正义。这里的“智慧”、“勇敢”、“节制”，就有职业道德的含义。

奴隶社会的职业道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奴隶社会的职业道德，主要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道德，不包括奴隶。因为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作人，只看作“会说话的工具”。二是奴隶社会的职业已相当发达，除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像医生、教师、艺术、军事、官吏等，因此，也就相应出现了各种职业道德。三是奴隶主阶级不劳而获，压迫奴隶和平民，引起奴隶、平民的强烈不满。这种愤慨的道德情绪，深刻地反映在职业道德领域之中。

三、封建社会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在封建社会得到了发展。作为封建社会职业道德主体的农民，一方面，他们在长期的艰苦的劳动生活中，养成了勤劳节俭、团结互助、富有人道和反抗剥削等优秀道德品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产条件，又决定了他们自私狭隘、保守散漫、安于天命、崇拜偶像等弱点。在封建社会，除农民这个最主要的职业外，其他各行各业也都较奴隶社会有大的发展。西欧中世纪出现了各种行业帮工行会。在中国，由隋唐到明清，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帮。在行帮内部的学徒之间、师徒之间、行帮成员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都形成了协调相互关系的职业道德。

在封建社会，职业道德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一是把安于本分的职业道德看成是保护现有职业分工和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之方。认为百姓只要“乐其业”，社会就能出现“太平之象”。二是各种职业道德大都维护封建家长制统治。这是因为许多职业都是世袭的，特殊的技术是父子相传的秘密，而且职业道德也以“子受父训”的方式世代相传，从而形成职业道德的家长制统治。三是各种手工业者、医生、乐师等职业，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如唐代诗人韩愈所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写道：“行贾，丈夫贱行也。”当然，职业道德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也包含有人类道德文明的一些共同因素，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职业道德

中国古代的传统职业道德中，有许多值得批判继承的优秀道德遗产。这里主要介绍师德、医德、政德和商德。

一、师　德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世界上学校和教师出现最早，教师职业道德内容最丰富完整的国家之一。

中国早在公元前3　000年（奴隶社会）就产生了文字和学校。当时“学在官府”，教师“非官莫属”。由于教师是为统治者培养接班人的，受到奴隶主贵族的重视，教师职业道德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显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管仲、孔丘、孟轲、荀况等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在招徒讲学、开办“私学”的教育实践中，对教师职业道德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丰富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容。汉唐之际封建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学校制度已完备，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空前昌盛的程度。从皇帝到百姓都重教重学、尊师重德，教师职业道德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明清时期，学校管理严格，对教师道德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如“学校之中，惟（唯）以成德为事”，要求教师要做到“庄严自持、内外若一”等。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论述丰富多彩，有许多内容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道德文化遗产。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韩愈在他的名篇《师说》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成为古代为师从教者首要的职业道德规范。

学而不厌是说为师者必须谦虚好学，孜孜以求，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学而不厌的思想是孔子最先提出的，其中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说为师从教者必须虚心向他人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二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就是要在不断巩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新知识，更新知识结构和内容。韩愈进一步发挥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韩愈认为谁先懂得道和业，谁就可以为人师，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教师也应当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孟子则全面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学而不厌”的思想，提出“博学而评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就是要求师者博览群书，会通一切，然后由博反约，得其要旨，扩大视野，深刻领会。若教师不能博学反约，既不能充实提高，也不能温故而知新，既害自己，又误人子弟。

诲人不倦最早也是孔子提出来的，就是要求教师在施教时，要不辞劳苦，不知疲倦，不怕反复，持之以恒。孔子本人就是诲人不倦的表率。他的弟子颜渊被他的这种精神深深感动，感慨地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为，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韩愈对教师提出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师德要求。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都认识到教师职业所具有的典范性和榜样性，因此，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成为历代思想家、教育家倡导的重要师德规范。

孔子要求教师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身教重于言教。他十分强调表率的作用，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不仅是对为官从政者的道德要求，同样也是对教师的要求。荀子则特别强调“师法”的重要性。他说：“故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认为要“化性起伪”，积礼义为君子，就要注重师法。这里讲的“师法”，就是要向老师学习，把老师作为效法的榜样。既然老师是学生学习效法的榜样，那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就成为对教师的必然要求了。扬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对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师德规范做了最简明的阐述。张行简则讲得更为清楚具体：“为师之道，端品为先。模范不端，则不模不范矣。不惟立言制行，随时检点，即衣冠瞻视，亦须道貌岸然。”

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中国古代教育家都认识到，教育学生培养人才是一个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教师在教育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要认真严肃，耐心细致，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拔苗助长。孟子就特别强调教师的施教一定要按学生的认识规律来进行。他认为学生掌握知识，像流水一样“盈科而后进”，如果违反人的认识规律，将出现“其进者税其退速”的不良现象。他告诫教师，要遵守循序渐进的规律，不要“拔苗助长”。宋代思想家朱熹也提过循序渐进的原则。他认为凡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气质之偏，人欲之私，只有经过严格的教育和认真的自我修养，经过“变化气质”，才能逐步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圣贤境界。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首先要引导学生“立志”，然后“坚毅”、“居敬”、“穷理”，最后躬亲实践，经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修养过程，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圣贤之才。

中国古代教育家还看到人的性、品、智、能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特点，认为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能千篇一律，死板教条，而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孔子曾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师也过，商也不及”，指出了几个弟子的不同性格特征，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因材施教。韩愈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也主张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他在《进学解》中说如果教师能像工匠一样，因其材而施其教，就可以造就出许多有用的人才。

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是教学原则和方法，但这里更体现出教师对学生的爱护和对教育工作的严肃认真态度，因此，也可以看做是教师的一种职业道德。

有教无类。中国奴隶社会实行“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贵族子弟才有学文化、受教育的权利，而庶民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针对这种不平等的教育路线，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反对官府、贵族垄断教育，主张兴办私学。他认为教育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人们受教育的权利不应该受社会地位、出身血统、尊卑贵贱的限制，教育应该面对最广大、最普通的人，应该让更多的人受教育。其二是教师对学生不能分远近亲疏，喜恶偏好，应该一视同仁，对所有的学生充满仁爱之心，并竭尽全力，因材施教，使学生成为有用之才。

孔子能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它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有力地推动了私学的发展，为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医　德

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不但有十分丰富宝贵的中医学、中药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而且在长期的职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从医职业道德。

中国古代医德在周朝就产生了。其主要内容有慈幼、养老、宽疾、优生等。但周朝的医德受宗教迷信影响严重，多停留在占卜吉凶祸福上，没有成为独立的职业道德。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阐述医德的医书，它提出了谦虚好学、实事求是、人命至重、不可粗疏等医德要求，出现了像扁鹊那样医德医术高尚的名医。秦汉隋唐时期中医、中药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许多名医。这些名医不但创造了高超的中医药学理论和精湛的技术，而且具有高尚的医德。张仲景写的《伤寒论》、孙思邈写的《太医精诚》都论述了许多医德规范，如：仁爱救人、严肃认真、不谋私利、实事求是、不畏艰辛、公开医药、互相尊重等。这些名医的高尚医德和他们所提倡的医德风范，至今为后人所传颂。宋代医德活动比隋唐时更活跃。其主要表现是传统医德又有了新的发展，强调医德修养，注重立德、立言。立德即把医德抬到很高的位置上；立言，即规范医生的言行举止。医德成了从医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中国传统医德有比较稳定和一贯的内容。由《黄帝内经》所奠定的医德传统以及秦汉隋唐时期所积累的中医职业道德，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医职业几千年。中国传统的中医职业道德内容丰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弘扬。

1．不分贫贱，仁爱救人

中国古代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即把心存仁爱、济世救人作为从医者首要的职业道德而大力提倡。

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提倡爱人、知人。他认为医学的目的是人道主义的：“上以疗君亲之疫，下以救贫贱之厄。”唐代名医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讲得更清楚，规定得更详尽，连如何对待妇女及孀尼娼妓，如何对待“乡井同道之士”，如何对待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汉代名医不但提倡不分贫贱、仁爱救人的精神，甚至产生了重贱轻贵的思想。如华佗由于不愿做曹操的私人医师，终于被曹操所杀；淳于意因不愿为权贵治病，被权贵诬陷，几乎被杀。

2．严肃认真，医术精绝

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在于治病救人。因此，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医术高明、技术精绝就成为从医者特别重要的职业道德规范。中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素问》就指出：“人命至贵，不可粗疏。”张仲景认为，医生是疗疫救厄之人，要才高识妙，严肃认真，切脉不能马虎，处方不能草率。他反对庸医、拙医：“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意思是医术低劣的医生把轻病治成重病，把可以救活的人断送了生命。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告诫从医者要提高医术，慎疾慎医。

3．不谋私利，人品高尚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医生的个人品德：“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传统中医职业道德认为，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必须具有君子风范，不可图慕虚荣，谋取钱财。孙思邈在《太医精诚》中就要求行医者“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以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对医生个人道德十分重视，认为“正己才能正物，正物才能愈病”，要求医生要“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疫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难，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明朝陈实功所著《医家五戒十要》中也指出：“不得出脱病家珠珀珍贵等送家合药，以虚存假换……亦不得称赞被家物色之好”，倘有上述不良之举即“非君子也”。

4．虚心好学，尊重同行

中国古代医学注重同行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把虚心好学、尊重同行作为从医者一项重要职业道德规范。

孙思邈指出：“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张仲景要求医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陈实功也告诫医生要谦虚谨慎，尊重同行：“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关医生治病救人的记载，包含着丰富的职业道德思想。相传春秋战国初期的名医扁鹊，不但医术高明，而且能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为患者着想。他在邯郸，知道这里的人们都尊重妇女，就为妇女治疗妇产科疾病；到了雒阳，知道这里的人们喜欢孩子，就从事儿科的研究。这种随俗而变的思想和作风，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太医精诚》，精辟地阐述了医生所应具有的道德。他认为，任何一位品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决不会以自己的技术专长去谋取个人的私利，而一定会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治病。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因此，不论贫富贵贱、老幼美丑，也不问是否亲友，只要是病人，都应一视同仁，像对待父母兄弟一样对待他们。医生在被请出诊时，应不畏艰险，也不应畏惧深夜漆黑或数九寒天，要立即赶去。作为一个关心病人的医生，为病人治病时，不应嫌脏怕累，就是对那些患有疮疡病和拉痢疾的病人，也应抱着同情之心，而不应有丝毫厌嫌之意。麻风病是一种很难治好的慢性传染病，孙思邈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通过深入观察、亲自护理，把病人的病状和医疗的详细情况，都认真地记录下来，其中治愈的病人，“莫不一一亲自抚养”。他认为，医生应将已知的药方，广为传播。他还拟定了《千金药方》等，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药方。孙思邈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医生道德，对中国古代的职业道德有着良好的影响。

三、政　德

从政道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社会职业道德，被认为是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根本之道。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姬旦）就提出了“敬德保民”、“恭谨敬畏”、“无逸节性”、“惠鲜鳏寡”的政德思想。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出于争雄称霸的需要，很重视政德在治国治民中的重大作用。楚国的屈原对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虽众，无所用之。”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大胜的原因据说是“能以政德”，“有德不敌”。儒家代表孔子则提出“为政以德”、“政者，正焉”、“仁者爱人”以及“惠而不费，劳而无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赦小过，举贤才”等政德思想。

封建制度确立之后，适应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需要，从政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肯定。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先秦的历史变迁和政权兴衰的总结，阐述了政德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即“有德者昌”，“饰诈者亡”。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政德思想，提出“德善化民”、“任德教而不任刑”、“爱及诸侯”、“兴利除害”等政德、官德主张。王安石从德刑并举的角度，论述了官德的作用：“宋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中国传统的从政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它维护皇权至上的封建集权制，维护封建的等级尊卑制度，旨在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缓和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以达到封建政治统治的稳定以及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其目的和作用的本质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中国传统从政道德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凝聚了历代王朝兴盛衰亡的历史教训，也积累了不少治国从政的优秀职业道德精华，这些道德精华和思想成果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1．爱民仁政

爱民仁政就是要以仁爱精神对待人民，对人民施仁政。中国古代许多明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认识到，无论君臣，都要面对人民，面对百姓，而决定国家命运最根本的也是人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便产生了惠民思想，提出“惠于庶民”、“惠鲜鳏寡”的主张。孔子明确提出“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泛爱众而亲仁”的爱民观点。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爱民作为为官从政者最高的道德境界，把爱民发展为“仁政”。荀况也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实行减赋税、不误农时、“节其流开其源”、不“竭泽而渔”的爱民措施。董仲舒为调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呼吁官吏要“为天下兴利”。南宋思想家朱熹提出“爱民如子”、“养民为本”、“爱养民力”的主张。

如何对人民施“仁政”呢？就是要为百姓做好事，兴利除弊。所谓兴利，就是保护家庭自然经济，兴修水利，教民以生产技术，奖励耕织，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谓除弊主要是废严刑、去苛法、轻徭役、薄赋税、清除贪官污吏，避免苛政暴行。

爱民仁政思想在古代传统从政道德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些爱民、惠民、恤民、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主张，尽管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但客观上对人民有一定好处，有一定进步意义。

2．忠君报国

封建社会是以皇帝为最高权威而建立的封建家天下，皇帝是一国之主，“朕即国家”。因此，历代王朝都把忠君报国作为为官从政的重要道德规范。

忠君主要是调整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子提出“臣事君以忠”，忠君与否是衡量大臣百官道德高尚的最重要标准。“忠君”要求文武百官绝对忠诚于君，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君效力。但孔子又说：“事君，能至其身。”意思是说臣对君也不是事事处处盲目地绝对服从，如果君有不善之言，臣还随声附和，不敢争谏，这是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孟子认为“事君之义”的原则中心并非唯君命是从，而是包括劝君为善为忠，以谏君过为美德。孟子还主张建立君臣相互尊重的关系，认为臣固然要忠君，但君首先要敬臣，“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之义是相互的。但是，到汉朝以后及至宋明，“忠君”思想被发展到极端，要臣对君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西汉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的伦理原则，规定了君臣之间的尊卑从属关系。到宋明理学时，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忠君”规范和要求是从政道德中的封建糟粕，应予以否定。

“报国”是调整文武百官与国家民族关系的道德要求。意在要求文武百官在为官从政，行文武之道时，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根本，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具体来讲，文武百官平时要以自己励精图治、廉洁勤奋、秉公执法、体恤百姓、戍边保疆的政绩和业绩为民报国以不负重托；战时则要以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宁折不屈、视死如归之气概报效国家与民族。

3．重视官德修养

重视官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从政道德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无论君臣都要“治民”，也就是要管理老百姓。但是，靠什么去管？怎样去管呢？一方面要靠政治、法令去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靠当政者本身的道德品质及其影响，靠他们的道德榜样去管。正如孔子在回答鲁国执政大臣季康子关于如何为政时说的那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从政者要成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不仅要“修己以敬”，而且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认为为官者担负着天下重任，因此要在艰苦环境中修养自己，锻炼品格，即“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使自己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秦汉之际成书的《大学》，集中论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观，强调“天子以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统治者只有通过修身，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汉以后，唐、宋、明、清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论述了“修其心，治其身”，以实现“为政于天下”的从政之德。

重视道德修养的从政道德，虽然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但对于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来说，并非完全和真正实行，但其强调统治阶级必须进行道德修养，而且制定了较多的道德修养所应达到的标准，多少约束了统治者的无道行径，促使统治者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一定好处。

4．廉洁奉公，不徇私情

从政者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特殊的职业人员。他们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管理国家和人民；他们大权在握，对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对国家有兴衰治乱的直接作用。从政者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能否廉洁奉公，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直接关系到从政道德能否健康发展。为此，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就成为为官从政道德的重要内容。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道德要求有两层含义。

其一，为官从政要清正廉洁，不可贪污腐化。《春秋左传》中就提出君臣应该“与人同欲”，不可有过多贪欲。孔子则认为君王应该“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为官吏专门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循吏列传》认为官吏应该廉洁奉公、“奉积循理”、“守法不阿意”；《酷吏列传》则集中揭露了酷吏肆虐、残暴、贪婪的恶行。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提倡廉政，他认为皇帝不可以把天下之财当作自己的私财，而应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他十分憎恨贪官污吏，主张“严以治吏”，清除腐败。

其二，为官从政要秉公执正，不徇私情，即一切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讲私情，不用私人。《春秋左传》指出：“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认为为官从政的忠臣应竭尽全力维护国家公利。王夫之主张为官者要“公天下”，即秉公执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反对“家天下”，即营私舞弊，以皇帝、官吏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为根本。司马迁则认为为国家、民族的公利而死，就重于泰山，死得其所；若为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而死，就轻于鸿毛，毫无意义。

总之，中国古代官德认为，只有廉洁不贪，才能秉公执正，如果贪钱、贪利、贪色，必定徇私枉法，邪恶丛生。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为官从政者的道德，关系到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历来都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学等著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成员进行善恶褒贬，提倡为官从政者都应具有高尚的道德，诸如刚正不阿、忠言直谏、廉洁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全书都贯穿了这一思想，其中，还专门写有《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依照为官从政者道德去做的，往往被称为“清官”，反之，就被称为“贪官”。这种关于清官和贪官的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过文学、艺术和其他一些形式，通过社会舆论的广泛作用，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有益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职业道德，一方面是社会各阶级的道德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的职业道德，又能促进一定阶级以至整个社会道德的提高。

四、商　德

商德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商业道德产生于先秦，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标志，其基本框架形成于西汉。经过大约15个世纪的沉默，到明代中期由于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商德获得了丰富发展，表现在刊行了一批总结经商经验与用于商德教育的书籍，如明末闽商李晋德撰写的《客商一览醒迷》，清初　漪子编写的《士商要览》，清代王秉元纂集的《生意世事初阶》，清乾隆时商人吴中孚编撰的《商贾便览》等，还有如《营生集》、《醉笔堂三十六善歌·商贾三十六善》等专讲商德准则的蒙训读物，至于散见于家规、族法、地方志以及学者文集中的商务内容，更是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商业职业道德。

公平交易，合法经商。在奴隶社会，人们就已经产生了公平交易、合法经商的职业道德思想。如在商农之间要公平交易，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能过低，过低就会破坏农业生产，但也不能过高，过高则商人无利，影响商业发展。只有公平交易，兼顾农商双方利益，才能使市场价格平稳、商品齐全，关市的税收也能相应增加，国家才能治理好。到封建社会，公平交易的职业道德要求更成为调节商人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合法经商就是要求商业活动在封建国家法令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和范围内进行，任何商业活动都不可违法乱纪，不得违反国家规定的经商范围、种类、方式以及获取利率的程度。

凡公平交易、合法经商者人们称之为良商，凡不能公平交易、合法经商者人们称之为奸商。

货真价实，诚实无欺。中国古代商德规范很多，其中以诚实守信为最基本。如清人成金所说：“为商者，诚欲通有无，权子母，总不出公、诚二字。”指出，诚实守信与买卖公平是互相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保证，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买卖公平和诚实守信是商人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管子要求商贾做“诚贾”，主张“非诚贾不得食于贾”。荀子认为诚实不欺是商业发挥积极作用的内在要求，“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说：“诚”是“圣人之本”与“百行之源”。这样，诚信便成为商贾的人格追求与立业根本。一些享有美誉的商贾与老店“如扬州的戴春林，苏州之孙春阳，嘉善之吴鼎盛，京城之王麻子，杭州之张小泉……得名之始亦只循‘诚理’二字为之，遂食其报于一二百年”。

货真价实是诚实守信在出售商品的质和量上的表现。《周礼·地官》早就要求“贾民禁伪而除诈”，规定“凡市伪饰之禁”，提出商贾者必须禁除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商品若“以苦杂良”、以假掺真、以次充好、以少冒多，不但给百姓带来危害，商人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春秋时虞采纳了妻兄出的歪点子，把漆从越国运到吴国去卖时，在漆中掺了漆叶膏，结果发霉变质卖不出去，亏掉了全部本钱无法回乡，最后当了乞丐客死吴国。

中国传统商业道德要求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要货真价实，诚信无欺。货真价实就是不“伪饰”，不虚诳，不以假冒真、以劣充优，不漫天要价、牟取暴利；诚信无欺就是要求商人以诚实不欺诈的职业行为而取得信誉，计量准确，童叟无欺，不得缺斤少两，欺瞒顾客，即便买卖做不成，也要做到“买卖不成仁义在”。

《周礼·地官·司市》载：“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指出商贾在出卖商品时，十件中若有两件不合质量标准，就不准发售。《礼记·王制》中也指出：“布帛粗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商人康海谈自己的经营方针时说：“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信誉就是金钱，信誉就是生命。许多商人目光长远，深悟这个道理，以诚经商，货真价实，积小利而致大富，积小义而成良商。

勤劳经营，节俭生活。大凡正直的商贾，不论是肩挑手提的小商贩，还是拥资百万的富商巨贾，无不勤进货、勤销售，精于工计。司马迁在谈到“廉贾归富”的原因时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是指货卖得便宜，因而卖得快，资金周转快的商人；“贪贾”是指货卖得昂贵，因而卖得慢，资金周转慢的商人。所以廉贾做五趟生意，贪贾只能做三趟。商事勤能生财，家事勤能节财。清代歙县大盐商鲍志道虽“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篑帚之事”。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为开源，俭为节流，两者必须结合，才能肥家守业。经商致富的祖师爷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是勤俭的榜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理财家，清代大臣许国（1798～1865年）总结徽商经验时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看来，勤于用脑用力和生活俭约朴素是商人创业守业的必要条件。(www.daowen.com)

和睦有礼，乐善好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传统观念，在商德上集中表现为“和气生财”的格言和规范，即对同行，对上下，对亲戚邻里，都要以和为贵；对顾客挑剔商品与讨价还价不能发怒与谩骂。唐代柳宗元在《宋清传》中就抨击了翦翦逐利的小商们那种“一不得直，则沸然怒，再则骂而仇耳”的粗横态度。《商贾三十六善》警告商人：“暴以待人，祸患难免。”

乐善好施是中国古代商德提倡的人格品质和优良传统。不少商人富裕后能和睦亲邻，疏财济世，回报社会。春秋越国大夫范蠡弃官下海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唐代药商宋清不仅只出售质量上好的药材，而且“贫市清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随着商业的繁荣，明清时期涌现出了大批广济博施的商人，他们出资关心孤老，扶助贫病、赈饥付逋（逋谓欠债）、施棺掩骸、订婚娶妇、买药治疫、修桥铺路、筑堤设渡、建立义仓、兴办学校，资助刊印书文等等。这类义行在志书中记述甚多。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职业道德

一、资本主义职业道德的形成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新的更大规模的职业分工也发展起来了。从公元18世纪中期开始，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陆续发生了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重大变革。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也就是工业革命。此后，资本主义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分工的角度看，资本主义造成空前的生产力的“社会劳动”，表现为广泛的职业活动。在人和人的道德关系中，不但保持了工业、农业、商业、学者、医生、军人等传统职业和职业道德，而且出现了诸如律师、工程师、新闻记者等新的职业和新的职业道德。由于职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越来越发展，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重要变化。职业道德的研究，也受到人们的重视。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职业道德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并概括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什么缺德的事都干，甚至不惜犯罪，不怕上绞刑架。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拼命榨取剩余价值，而且在产品上采用以次充好、卖假货、货物掺假等卑劣手段追求更大的利润，这无异于谋财害命，危害整个社会利益。马克思引用了1860年伦敦出版的《评论家季刊》中的一篇文章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纷争和动乱，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职业道德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又有了巨大的发展。

1929年美国伦理学家赖特在《伦理学概论》中，就曾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行业道德。赖特把行业分成职业和产业。他所说的行业道德，就是通常所说的职业道德，诸如牧师、教师、行政官员、军官、银行家、商人、律师、工程师、建筑师、房地产经纪人的道德，等等。他认为，职业道德的作用，是对所有的从业人员提供明确具体的指导，使其清楚地知道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职业道德对于特定职业的人员，具有严格的约束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重新建设和随之而来的繁荣时期，非殖民化、资本国际化以及第三世界工业化等，以世界规模检验着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新的冲击。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发生着新的深刻变化。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职业道德建设日益引起社会各个方面，首先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高度重视。

1989年1月25日，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即要求联邦政府的高级行政人员坚持职业道德方面的高标准。他对3　700名高级行政人员说：“我们的原则很清楚——政府工作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体现着公众的信任。本届政府决心维护从政道德，坚信必须让正直的男女担负着重要的职务。”还说道：“我们的职责是服务。我们的坚定信念是我们只能为正当的理由服务……在政府中任职应该是一个为公众服务的机会，而不是谋求私利的机会。”同一天，布什任命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总统道德委员会，要它在3月9日之前提出一套新的道德准则，以保证政府的工作“更严格、更令人满意、更有成效”。4月12日，布什向国会提交了道德改革法案，为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政府工作人员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道德标准。这项法案包含了总统道德委员会提出的大部分建议。这项法案规定，政府三大机构的高级官员所获取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本人工资的15%。法案的其他规定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公开个人资产的实价和收入来源，禁止政府行政人员和司法官员索取酬金；禁止政府官员在赢利企业的董事会中担任职务；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和立法人员在他们离职后的第一年中，不得与他们原先工作的机构发生联系；行政和司法人员在他们离开公职的两年中，不得泄露尚未公开的政府情报的详细内容；当选的政府官员不得将多余的竞选经费挪为己用；政府雇员不得接受那些希望从政府采取的行动中谋求好处的人所赠送的礼物或值钱的实物。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政经勾结、权钱交易、官员腐败、经济秩序混乱等又严重阻碍了韩国的发展。对此，韩国总统金泳三在1993年2月5日的就职演说中强调：要治理“韩国病”，建立“新韩国”。要“消除腐败、振兴经济、完善纲纪法规”，其中以净化党、政、军、警、高级官员和财团作为首要目标。金泳三首先从自己做起：他拆除了总统府周围的兵营和铁丝网；他把贵重的家具和“富人的家什”搬出了总统府，把豪华的总统府变成了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机构；他改了总统的菜单，取消了山珍海味；并认为打高尔夫球是一种奢侈，从而关闭了总统府中的高尔夫球场；还公布了本人和亲属的财产；他精简了礼品……5月20日，金泳三颁布了《公务员道德法》。该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法院、军队、学校、国家投资机关和地方自治团体的四级以上的公务员需登记其财产，一级以上的公务员需要公开其财产；拒绝财产登记的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1　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照《公务员道德法》，韩国需要登记财产的公务员有三万六千多人，其中七千名高级官员已在9月中旬前公布了自己的财产。针对许多人在银行用“借名”、“假名”等手段把其非法所得的“黑钱”掩藏起来，金泳三于8月12日宣布，在金融机关实行用真实姓名的金融制度。同日起，在银行交易的人需持居民身份证。上述种种措施。有助于道德建设。

在法国，“国家预防贪污委员会”提出75条建议，以防止经济和财政活动中出现贪污受贿现象。建议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成立一个职业道德最高委员会，以加强有关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

相比较而言，新加坡的职业道德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新加坡自1959年独立以来，法制与德治结合，将一个贪污舞弊成风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廉洁的政府。作为国家最高领导的李光耀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政党党员和政府官员也绝少有贪污的行为。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公务员的道德自律，认为这是保证公务员廉洁的重要措施。公务员的道德自律非常严格。每个公务员必须写宣誓书。政府给每个公务员发日记本，记录本人的各方面活动。主管部门的常务秘书定期检查其记载的内容，如果发现所记内容有问题，立即送交贪污调查局调查核实。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对公务员的要求规定得十分详细、明确。简言之，严格职业道德，对于保证政府的廉洁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在西方世界，严重的腐败行为使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受损，也使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近几年，意大利企业每年有2万亿里拉（合12．5亿美元）的贿款流入政党和政客们的腰包。在此形势下，菲亚特集团为拯救公司形象和加强财政管理，并“为了社会纯洁和国家复兴”，特制定了《关于经营行为道德准则》。菲亚特是意大利最大的私营企业集团，由分布在全世界的600多家子公司构成，拥有25万职工，经营范围囊括了海陆空各领域。菲亚特集团制定的《关于经营行为道德准则》（第一部分）如下：

第一条，任何集团员工不得为促进和赢得任何公司的利益而向政府官员允诺或支付任何数额和价值的钱款及物资。即使在非法压力之下，亦不得违反此规定。

第二条，任何集团员工都不得在倡议、委托、咨询、广告等名义下，采用帮助或捐款等不同方式，逃避第一条之规定。

第三条，在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的范围内，任何集团员工遇到公共员工直接或含蓄地索要好处，须立即中断与对方的一切业务联系，并立即报告自己的上级，在上级不在的情况下，直接报告本公司的常务董事，还必须同时向本公司法律处报告。所有员工遇到任何值得怀疑的情况，应毫不迟疑地按上述程序报告。

第四条，集团各公司应将“准则”中的政策规定，变为本公司的准则，向所有员工发布，并向一切有关的责任人员收回一份经他们签字的“准则”文本。各公司常务董事须在年终或卸任之前，就其为保证执行本“准则”所开展的工作及监督效果，向隶属公司总经理提交报告，同时要附上下属公司上交的类似报告。

第五条，本“准则”应使第三方，即接受本集团任何公司所委托任务的自由劳动者或其他公司周知。这些劳动者或公司的法人接受任务时，应以书面形式承担遵守“准则”的义务。

第六条，任何人违反本“准则”第一条和第二条之规定，都将损害公司与他之间的信托关系，并须承担劳动关系方面的合同和法律后果。

日本的实践则证明，职业道德不仅仅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也有力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职业道德仍能取得巨大的进展。当代日本的职业道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爱护集体，安心本职工作。日本的工厂企业，往往采取家族主义的管理方法，组成一个个“伦理上一致的工业氏族”。第二，忠于职守，勤奋刻苦。有一项资料表明，如果在劳动率上国际标准为100的话，日本就是130。第三，顾客第一，热心服务。日本成功企业的经营方式、经营项目、店堂陈设等，处处考虑顾客的需要和爱好。它们能细心地研究消费者的心理和要求，诚心诚意地向顾客求教。第四，熟悉业务，精通技术。这是保证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的服务员大都精通业务而且彬彬有礼，热心于做成生意。如果产品出了问题，厂商往往是登门解决。同时，厂商也很注意调查研究，保证商品适销对路。第五，严格质量，维护信誉。丰田汽车公司认为：生产优质产品，是高于一切的大前提。向市场出售偷工减料的产品，是违反社会公德的，对公司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丰田公司在《推销箴言》中指出：“总的来说，通过推销员人人的诚意和售后员良好的服务所树立起的信誉，是个关键环节。”第六，杜绝浪费，厉行节约。日本的多数职业集团都非常注意节约，它们强调：杜绝浪费是生产方式的目的，也是获取利润的源泉。因此，在生产率高于美国的情况下，日本至今仍保持着“穷人脾气”，过着“穷日子”。无疑，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其高度重视职业道德密切相关。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说日本的一个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伦理研究所是一个民间文化法人社团，以研究和普及职业道德为宗旨。创立近50年来发展很快。它的总部设在东京，分部、支部已经遍及北起北海道，南到冲绳的日本全国。以事业、企业为单位的团体会员1　500个，个人会员达100万人。设在富士山麓的富士伦理学苑，每年都要举办几十个各种类型的伦理学习班，培训数千人，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的职业道德研究和教育的企业化及所取得的成果，表明日本职业道德的建设已达到相当高的层次。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

一、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形成

人类社会的职业道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某些旧的社会分工，取消了某些旧的职业。但是，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或其他领域，职业的分工，职业劳动者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职业区别还是存在的。因而，需要保障各个社会领域中的各种职业、行业的顺利发展，需要维持这些职业集团内部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需要保持个人利益、职业集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一致，需要统一、协调和平衡各个职业集团之间以及职业集团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为此，在使用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措施的同时，还必须采取特殊的道德措施。当然，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各行各业的职业活动都贯穿着职业道德要求。党和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许多政策、法令、指示、章程、条例等，也都程度不同地包括有职业道德的要求。各种职业集团和职业部门也大都结合本职业的特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制定了属于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此外，各行各业的职业活动中，还有许多未经正式表达的作为本职业的传统和习俗的行为准则，在自发地发挥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生活中的这些道德准则，往往处于不自觉的状态，或者是零散不成条理的，或者是同其他行为准则掺混在一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大量的新的职业道德问题，需要迅速加以解决。因此，发掘、总结、概括、提炼实际职业活动中的职业道德内涵，使之得以正确和正式的表达，进而在职业活动中发挥道德调节作用，就成为摆在各行各业面前的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近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党和政府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十分重视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还要加强那些直接为广大群众日常生活服务的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反对和纠正带有行业特点的不正之风。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们都为他人服务。我们的安宁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同各个岗位上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密切相关的。”尽管目前在我国的许多行业中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不正之风，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然而，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全党和全体职业劳动者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在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具体地说，发展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总的道德要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是说，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并不是独立于社会主义道德之外的，在社会性质上，它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公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社会公德是指一个社会中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并由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舆论加以支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之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即最低层次的作为全人类道德的社会公共生活规则，较低层次的作为道德规范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核心层次的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要求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以及最高层次的作为道德原则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职业活动之中，社会主义职业道德随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而发展。

二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优秀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事一定的职业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生活中，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职业心理、职业习惯和职业传统。这种心理、习惯和传统，世代相传。前面，我们曾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职业道德传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正是在批判继承历史上优秀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基础上，上升到人类职业道德发展的新阶段。

三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对各种腐朽的职业道德的斗争，离不开人们的自觉努力。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积极进取、锐意改革、勇于开拓、注重实效等观念正深入人们的思想。但是，长期历史传统积淀下来的一些道德心理、世俗观念，如平均主义、嫉贤妒能、排斥竞争、重农抑商、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等仍在阻挠新的道德观念的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腐朽的旧道德，诸如以权谋私、拜金主义、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个人至上等，还正从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要健康地、迅速地向前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同形形色色的腐朽道德思想作斗争。

四是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中，各行各类的领导者们带头履行职业道德最为重要。领导者模范遵守职业道德，广大群众就会跟着做；领导者不讲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强调，“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遵守职业道德，“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利用职权谋私利”。总之，只要各行各业的领导们能率先提倡和遵守职业道德，就能带动广大职业劳动者遵守职业道德，纠正带有行业特点的歪风，就能提高全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平，推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特点

概括地说，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具有五个基本特点。

1．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在社会主义道德总要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道德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交叉的规范结构。从纵向看，它包括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三个不同的层次。从横向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三大领域：职业生产、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与此相适应，用以指导和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也分为三大部分：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所谓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就是职业范围的社会主义道德的特殊要求，也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2．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内容具有人民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抛弃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从根本上使职业利益同整个社会利益一致起来，使各种职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各行各业可以形成共同的道德要求，而根本要求就是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来说，不论是热爱本职，还是忠于职守，都应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职业工作的出发点。简言之，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把从事各种职业的个人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使职业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区别于以往各种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也使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能够发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3．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灌输性”

这里所说的“灌输”，主要是指，它必须通过“加强教育”而形成，不可能自发产生。当然，在进行教育时，还必须要运用启发的方法，不能只是简单的“填鸭”。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职业道德。因此，它的主体内容，就不像旧的职业道德那样可以自发地形成，而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广大职业劳动者自觉努力而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下形成的，要使社会成员具有这种意识，必须加强教育，从外面灌输进去。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指导下，才能获得巨大的发展。因此，加强对全体职业劳动者的教育，使他们认清社会主义职业的性质和特点，了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是十分重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尽管在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差别，但它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只是分工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应当使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都懂得，特别要使那些从事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职业的人明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光荣的，各行各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都与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相关。每个职业劳动者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志向、聪明才智同为人民服务、同改革开放事业的职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和高尚。

4．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树立新的劳动态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光荣的职责。决定每个公民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再是私人占有财产的状况、传统门第和民族、出身、性别、职业等，而是个人的能力、个人的劳动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劳动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职业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形式。职业道德所全力倡导的“热爱本职”和“忠于职守”，其核心恰恰就是关于劳动态度的重要性。因此，树立新的劳动态度，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问题。

5．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特殊表现，反映着人们行为的道德调节的特殊方向，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是同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密切统一的，它以适应各种职业的更具体的形式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要求。但是，各种职业又对从业人员有特殊的道德要求。这种特殊要求显然不能由社会的一般道德代替，而必须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指导下，建立一系列职业道德规范和范畴，同时继承和发展某些特殊行业的优秀道德传统，作为职业道德的具体化和补充。这体现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社会道德的多样性和规范的多层次性。如果没有这种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社会主义道德就不能在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中得到生动体现和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构成要素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八个构成要素，即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义务、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荣誉和职业作风。

1．职业理想

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应有自己的职业理想。作为道德范畴的职业理想，是指一定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在一定的职业和从业者人格上的完全实现。一方面，职业理想是指一定的职业从业者所追求和向往的完善的和职业道德的关系以及完美的职业风尚；另一方面，职业理想又是指一定的职业从业者所追求和向往的完美人格。

理想职业与职业理想有一定联系，但不是同一概念。人们平常说的“理想的职业”，常常带有相当浓的个人主观色彩和局限性。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所提倡的职业理想，则主张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放眼社会利益，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职业理想，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灵魂。一般说来，关于个人对职业要求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要素：维持生活、发展个性和承担社会义务。这“三要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职业选择中都是必需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从业者，在选择职业时应该把承担社会义务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总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种种关系，还在我们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了。只有广大从业者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分别从事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社会才能顺利地发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广大社会成员，包括从业者本人，才能逐步获得个性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对于职业理想的总的立场。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曾经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类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现在，我们只要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付出汗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个人也都可以在自己的职业中体现出这种完美。

2．职业态度

从本质上讲，职业态度就是劳动态度。职业态度是从业者对社会、对其他职业和广大社会成员履行职业义务的基础。职业态度具有经济和伦理学的意义。它不仅揭示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客观状态，他们参加职业生活的方式，同时也揭示他们的主观态度。影响从业者职业态度的客观因素又包括一般社会因素和特殊因素两种。属于一般社会因素的，有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如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政策等。属于特殊因素的，有职业群体的具体职业环境和条件，如职业的性质和内容、职业群体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体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业内容。影响从业者职业态度的主观因素包括从业者的心理特点（性别、年龄、能力、爱好等），受制于社会的情况（个人素质、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其中，从业者的价值观念对职业态度有特殊的影响。

社会主义职业态度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树立主人翁的劳动态度。这是因为，从业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然而，有的从业者缺乏主人翁的态度，其中一个深刻的根源，就是旧的私有制观念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为此，必须同旧的观点进行斗争。社会主义职业态度还有其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进一步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当然，教育从业者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对于共产党员和一切先进分子来说，则是一个现实问题。

3．职业义务

一般地说，义务就是责任。职业义务就是职业团体和从业者对社会、对人民群众所承担的职业责任。

职业责任包括职业团体的责任和从业者的责任两个方面。社会主义职业团体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拥有一定责任权利的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实体或其他实体。在国家与职业团体的责任权利的关系中，责任是主导方面。国家和社会得以健康发展，是建立在各种职业团体履行职业责任的基础上的。权和利是职业团体履行责任的手段和动力。从业者与国家、职业团体的关系，大体也是这样。我们不但要了解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更需要把握职业道德义务。所谓职业道德义务，就是从业者自觉意识到的职业道德责任。在从业者的职业生活中，职业道德义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要求。职业道德义务可以从从业者与职业的关系中发生，也可以从职业与用户、与国家的关系中产生。每一个从业者都负有对职业、对人民、对国家的职业责任。职业义务作为一种责任是“应该做的”。这种“应该做的”只有变成从业者的内心要求时，才能自觉地履行。从业者只要理解了职业赋予自己的光荣使命，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觉悟和职业道德品质，就能够在履行职业道德义务中获得自由。

4．职业技能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不但表现为自觉履行职业道德义务的愿望，还要表现为完成职业责任的过硬本领。只有具备高超的职业技能，才能出色地完成职业任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良好的职业技能便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拥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在当代中国，良好的职业技能已经成为广大从业者对社会应尽的职业道德义务。就是说，每个从业者不仅要把热爱科学、提高职业技能作为自己的权利，而且应该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业责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于广大青年来说，热爱科学、提高职业技能，更是必要的。

5．职业纪律

职业纪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它要求从业者在职业生活中遵守秩序、执行命令和履行责任，它是调节从业者与职业、社会以及职业生活中局部与全局关系的重要方式。

社会主义职业纪律是广大从业者在利益、信念、目标完全一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自觉的新型纪律。这种自觉纪律是社会主义的法规性和道德性的统一。违反纪律当然要受到制裁。但维护社会主义职业纪律主要靠广大从业者对职业纪律的自觉认识。社会主义职业纪律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深刻的道德意义，从而成为职业道德的重要范畴。

邓小平同志指出：“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他进一步分析说：当前在经济部门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法律。“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所以，从业者务必把职业纪律牢记在心。

6．职业良心

职业良心是蕴涵在从业者内心深处的一种意识活动。如果说职业道德义务是从业者自觉意识到的道德责任，那么，职业良心就是从业者对职业责任的自觉意识。职业良心在职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从业者做出各种行为以前，职业良心要依据履行职业义务的道德要求，对行为的动机进行自我检查。对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动机予以肯定，对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动机进行抑制或否定，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特别是它能对自己提出“假如我这样做可能有什么后果”、“如果我处在别人的位置上会怎样”等问题，使自己严肃地思考、权衡和慎重地选择。在从业者选择道德行为和避免不道德行为的抉择中，突出地表现出职业良心的能动作用。

其次，在职业行为进行的过程中，职业良心能够起到监督作用：对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情感、意志和信念予以坚持和激励，对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情感、欲念、冲动予以克服。特别是在职业行为进行过程中，发现错误、情绪干扰或情况变化时，职业良心能够使从业者改变行为方向和方法，纠正自私欲念和偏颇情绪，避免产生不良行为，自觉地保持高尚的人格，不断提高从业者的职业道德。

最后，在职业行为之后，职业良心能够对从业者的行为后果和影响作出自我评价。对履行了职业义务的良好后果和影响，得到内心的满足和欣慰；对没有履行职业义务的不良后果和影响，进行内心谴责，表现出内疚、惭愧和悔恨，从而由于深感自己缺乏良心而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良心充分发挥作用，主要还是在职业行为之后。因为，只有在职业行为之后，特别是在一系列行为之后，才能从实际的行为后果和影响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作出职业良心的全面评价。

职业良心对从业者的职业生活有着巨大的作用，它往往左右着从业者职业道德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职业行为过程的各个阶段，成为从业者的重要精神支柱。所以，必须重视培养从业者的职业良心。

7．职业荣誉

职业荣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社会和职业用以评价从业者行为的社会和职业的价值尺度，也就是对从业者履行职业义务的道德行为的赞扬；另一方面，是指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在职业良心中所包含的自爱和自尊。概括起来，所谓职业荣誉，就是对职业行为的社会价值所作的公认的客观评价和正确的主观认识，是职业义务和职业良心的价值尺度。

职业荣誉所包含的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从主观方面看，职业荣誉是职业良心中的知耻心、自尊心、自爱心的表现，是职业良心的价值尺度。职业荣誉中的这个方面，能使从业者自觉地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自觉去履行职业义务，宁愿做出自我牺牲，也要保持尊严、信誉和人格完善，这充分地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理想和主人翁的职业态度。从客观方面说，职业荣誉是社会和职业对从业者履行职业义务的行为的赞赏，是职业义务的价值尺度。职业荣誉的这个方面要求从业者掌握现代化的职业技能，严格遵守职业纪律，认真履行职业义务。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之所以强调职业荣誉，根本目的在于，把社会关于职业道德的客观评价转化为广大从业者的自我评价。这样，从业者就可以更好地履行职业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使没有得到上级的表扬，但在内心里却无愧地获得满足和欣慰。实际上，这是作为道德范畴的职业荣誉的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

8．职业作风

所谓职业作风，是指从业者在其职业实践和职业生活中所表现的一贯态度。职业作风是职业道德在从业者职业行为中的习惯性表现。从总体上看，职业作风是一种习惯势力。社会主义的优良职业作风具有积极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好比一个职业道德的大熔炉，能把新的成员迅速锻炼成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从业者，使老的从业者继续保持优良的职业道德传统。一个职业团体有了优良的职业作风，可以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为榜样、互相监督，形成良好的职业舆论和职业风尚。这样，就可以使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好思想、好品质、好行为发扬光大，使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坏思想、坏品质、坏行为受到抵制。

总之，职业作风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甚至可以说，职业作风就是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