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持人是人格化个性角色

说主持人节目是人格化、个性化传播，首先要明白人格和个性概念的内涵。我们把主持人“人格化”和“个性化”放在一起阐述，是因为它们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朱智贤教授认为:“个性，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的心理特征的总和。”^[8]性格是个性的主要组成部分，阿尔波特认为“性格是人格的评价，而人格是对性格的再评价”^[9]。

1.“人格化传播”是主持人节目的重要特征

“人格化”(Anthropomorphism)指用人的形象、思想、情感或品质、性格等来解释一个特定的人。“人格”一词来源于希腊文Persona，原意是“面具”。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已有50多种。

“人格”作为一个多义项概念，它的解释是:

(1)人格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2)人格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如“我以人格担保”。(3)人格是人的能够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如“人格不容侵犯”。^[10]主持人对“人格”的理解，应侧重于第一、第二义项，即深入到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才可对“人格化”作出准确解释。

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解说“人格”，还存在许多未知领域，美国心理学家B.R.赫根汉说:“对人格的最好解释来自全部人格理论的总和。”^[11]我们选择哥登·阿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卡尔·容格(Carl Jung)的理论，进行“人格”阐述。

哥登·阿尔波特认为“人格”包含“人的全部蕴涵”，包括人的身心系统，如性格(Character)、气质(Temperament)、特质(Trait)等，它们形成的“人格结构”成为“个体内部那些决定个人对其环境独特顺应方式的身心系统的动力结构”^[12]。这是阿尔波特从格式塔(Gestait)心理学角度提出的观点。1961年他将对环境的“顺应”改为“独特的行为和思想”。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容格的人格理论比较深刻，他提出的“我”的三层次理论和“人格面具”概念很有说服力。他认为“我”有三个层次:

一是“本我”(Id)，是无意识的核心部分，代表一种本能，简言之，是“跟着感觉走”，受“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支配的“我”。“我是怎样就怎样”，包含着“本我”的成分。“本我”是社会所不容的，所以总被压抑在无意识中。前面说有人要“亮”出“本我”，别说当节目主持人了，也许早就把别人吓跑了。

二是“自我”(Ego)，它是处于对自己清醒认知状态的“我”，卡尔·容格称之为公开的“自我”(ego)，也有人解释为“镜中之我”，是通过观察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作出自我调整之后的“我”。“自我”是戴上“人格面具”的“我”，是“人格化自我”，也是一个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符合自己角色身份的自然形态，即有些主持人所说的“本色”。

三是“超我”(Superego)，是从“自我”提升而来的“道德化的自我”，或曰“创造性自我”(Creative Self)，这是对“自我”的超越。“超我”是人格形成最文明的部分，是主持人超常态的表现，也是我们应努力追求的目标。^[13]

节目主持人都是戴上“人格面具”的“自我”，他“扮演”着社会和媒介所需要的特定角色。一个人格健全的主持人，必然会选择与社会理想一致的风格，致力于自己理想的目标。

但是容格又指出，“人格面具”不是“人格”的全部，它所“扮演”的只是把人格的“很小一部分”呈现给他人。过分看重“人格面具”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因为“人格面具”的“心理能量”是固定的，用“人格面具”掩饰自己的底蕴不足，其真实性、诚信度必然削弱。

这样就可以看出主持人节目“人格化传播”的传播优势:

第一，“人格化传播”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传播，这样的传播由于人性因素的存在，使传播成为真实的直接交流的过程。

第二，“人格化传播”，由于传播者有着独特的思维、态度、情趣、气质、特质、品位、格调、风度，包括“个人语型”(Idiolect)，这样的传播渗透着传播者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有着浓厚的个性色彩，使节目的接受附加了人性价值。

第三，“人格化传播”的传播者，除个别人格不完善(或有人格缺陷)者，都有着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个人特质”(Individual)，其道德化的人格优势使传播增加了感性的教化力量。

举个例子:2005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深夜谈话节目《神州夜航》按时播出。主持人向菲用充满人格魅力的话语亲切地与“在生活的航道失落迷茫”的人进行“心灵的对话”。那一天，千万听众中一个潜逃达11年的杀人犯辜海军受到感染，他从广东佛山来到北京，找到向菲，后来在她的陪同下向警方自首。据报道，在《神州夜航》主持人向菲的感召下自觉投案的，已不下10人。^[14]

正是人格因素渗透于节目播出的内容、节目的每个环节和细节，渗透于节目播出的全部过程，节目样式变了，感染力也增强了。这与过去“画外音”(Voice Over)解说、播音员播报(外国人戏称“Talking Head”，即“说话的人头”)等相比较，传播效果大不一样，甚至可能出现“人托节目、节目托人”的良性循环(吴郁语)，这也是“人格化传播”的传播优势的体现。

2.个性化是“人格化传播”的强化

前面提到，朱智贤教授认为“个性也可称人格”，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比如北京大学的陈仲庚教授认为个性(Individuality)即个体性，指“人格的独特性”^[15]。这是一种正确的诠释，我们可以把“个性化传播”看作是“人格化传播”的强化。

现在不少节目主持人对“个性”的理解不够准确、全面。“个性”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整体性，它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心理面貌，其若干个性特征相互关联、制约，构成统一的整体;二是稳定性，它是一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偶然出现的心理倾向不能表征他的个性;三是独特性，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四是社会性。个性的生物因素(遗传性、天赋)不明显，“个性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个性包括社会关系带来的特性”^[16]。(www.daowen.com)

节目主持人的个性体现，包括内隐部分和外显部分。

个性的内隐部分，主要指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观察视角、独特的审美感受、独特的生命体验……它是概括化的心理结构，形成的一种“个人倾向”(Personal Disposition)使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和解释方式互不相同，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一例。

个性的外显部分，主要指外貌形象、语言表达、仪态举止、服饰装扮等。比如每一个人都有区别于他人的“个人语型”(Idiolect)，这种独特的语用方式，包括特有的语汇系统(所谓“个人语典”)、个人特有的修辞方式和表述风格等。

节目主持人个性化具有类型化的性格特征，当他们具备一定的荧屏权威时，很容易成为“性格角色”(Character Role)，如西方的一些个性鲜明的明星节目主持人那样。

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的个性主要体现于思维个性和语言个性上。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民主进程加快，一个保护个性、体现个性的时代正在到来。近几年，富有个性并勇于展示个性的主持人不断出现，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就是其中之一。

例如，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第53期播出主持人白岩松对深圳文稿拍卖活动的策划者王星的访谈:

当王星强调“这次商业活动不以商业赢利为目的”时，白岩松说:“如果你不想得到回报，我觉得你近乎圣人。”——这是十分个性化的反唇相讥，尖锐而辛辣。

当王星津津乐道地谈到著名电影明星刘晓庆对这次活动的祝贺、参与，她的文稿以100万人民币拍卖成功的经过时，白岩松顶了一句:“据我了解，刘晓庆已经很富有了，你们这次活动对她来说，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是对王星大肆炒作电影明星刘晓庆的揶揄，白岩松用“是……而不是……”这个排除句式，比较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文稿拍卖的某种看法。

当王星夸耀这次活动的“重大意义”和发展前景时，白岩松插了一句:“许多非常好的作家在这次活动中没有体现出他们应该有的价值，你们能不能给中国文学一点面子?”——白岩松不惜违背语用礼貌原则，采用反诘句式，直率地指出王星的文稿拍卖活动存在的问题，而且质询他“能不能给中国文学一点面子?”

不能说，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白岩松不懂得采访，恰恰相反，这位个性正直的采访者试图与对方进行一次真诚的对话。有人批评“咄咄逼人”违背了“采访规则”，采访者应当“亲切”、“友善”、“淡化自我”，等等，但是，这些固化的规则如果是要求我们隐匿个性、认同谬误，那它就是不完善的。

我们有理由说，在现行体制下，主持人存在体现个性的空间，而主持人的个性，最重要的是思想观点的和语言方式的个性化。

3.主持人“个性”体现的误区

我们生活在保护个性、体现个性的时代，是幸运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节目主持人的个性体现正在步入随意化、表面化、浅薄化、功利化的误区。他们或者认为主持人个性化就是“本色示人”、“亮出自我”，或者认为个性就是长相富有特点、服饰时尚新潮、表情“夸张怪诞”、头发“五颜六色”，或者特别“敢”说、特别“敢”耍……这是十分片面的。

主持人个性不等于媒介个性，主持人个性不能凌驾于节目个性之上，主持人个性更不是把自己的癖好或倾向强加给观众。主持人的激情不是矫情，其个性体现不是求奇、抢眼、“搏出位”——老百姓不欢迎这样的“个性”。恩格斯对这类“恶劣的个性化”深恶痛绝，他说:“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17]

我们举个例子:

2006年6月底世界杯进入八强赛，出现一个媒介事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黄健翔的“疯狂解说”引起轩然大波——意大利在关键的补时阶段获得了一个有争议的点球，担任解说的黄健翔竟兴奋地高喊:“意大利不要给澳大利亚机会了，他们早该回家啦!”后来托蒂将点球罚进，黄用“海啸音”狂呼:“伟大的意大利!意大利万岁!”

当晚互联网烽烟四起，球迷们对“名嘴”滥用话语权的“渎职行为”十分不满^[18]。虽然第二天黄健翔向全国球迷道歉，但将国家媒介当作自我宣泄的平台，如此“自作聪明”的“恶劣的个性化”在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据报道，这次世界杯足球赛上还出现了“德版黄健翔”，当德国对阿根廷比赛时，柏林奥林匹克球场解说员不停地重复“女士们、先生们，德国需要你们支持”以煽动现场气氛。世界杯组委会立即提出批评。国际足联明确规定“球场播报员的解说立场必须是中立的”。第二天，柏林组委会新闻发言人宣布:“他将不再有机会在球场担任解说员了。”

可见，“主持人个性”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主流意识更加丰富、更加生动的表现。节目主持人必须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第一，主持人作为社会性媒介角色，其“个性”展现应该有助于与受众的亲切交流，须具备人际沟通的价值。

第二，主持人作为公众形象，其“个性”应该张显适度，不可恣肆张扬，甚至需要经过某种“提炼”或“塑造”，使之具有“典型性”，以切合节目需要，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第三，主持人的个性可以具有某种特殊性、新颖性，但是它们又必须体现普遍性，即“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表现丰富共性”。“主持人个性的普遍性必须体现国家、民族、区域、时代所赋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优秀的精神气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