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目主持人是社会性角色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方卉女士10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

节目主持人应该关注并深入到民众生活中去，以此获得社会的经验和人生的感悟。节目主持人的工作，是一项绝对基层、实在的民众化的事业。^[2]

这位早已离开了主持人岗位的文艺工作者，当年竟对节目主持人的社会性有这样清醒的角色认知，十分难得。节目主持人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节目主持人以公众社会角色面貌出现于节目

节目主持人作为公众性社会角色，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外”，始终依附于公共社会生活，所以应该有清醒的社会知觉，不应把自己看作超脱尘世的自我，而应是“社会自我”，即依附于社会的自我，是个体对自己被他人关注的意识。

有位主持人说:“我是怎样就怎样，我以本我示人。”这个说法很不科学，是对节目主持人社会属性的曲解。

主持人为体现角色的“社会性”，追求主持风格的自然、自在，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一种风格;但将主持行为社会性“生活化”与平时个人的生活状态的随意性等同起来，包括随意性的话语方式、行为习惯等，就违背了体现“社会自我”的准则。主持人的角色行为不可“我是怎样就怎样”，这是“跟着感觉走”，以“忘乎所以”的“生活化”主持节目，是对受众的轻慢和不尊重。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实专题《望长城》，引起了轰动效应，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目编导起用一位其貌不扬、朴实得像“一块长城砖”的焦建成担任节目主持人。编导刘效礼要求焦建成“尽量抛弃或避免表演，努力把自己还原为普通人”^[3]。

“还原为普通人”是一种心理提示，主持人应该是源于“普通人”但又高于“普通人”的公众社会形象。焦建成在《望长城》中以清醒的人文视角融入塞外的长城遗迹和苍茫景色之中，他毫无矫饰地一边行走、一边讲述、一边与“不期而遇”的群众随意交谈，他的个性化、生活化的“原生态”主持风格，既“还原为普通人”，又在文化心理、精神状态、人文追求和体现节目旨意等方面高于“普通人”。这与某些节目主持人所说的“我是怎样就怎样”有着根本区别。

2.节目主持人依存于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态环境

节目主持是一项容易出名的工作，节目主持人很容易成为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的公共形象，受到公众的追捧。在这样的情况下，节目主持人容易丧失清醒的文化知觉。举个例子:据《潇湘晨报》报道，2004年3月，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越在主持《半边天》节目时因考虑欠周，佩戴了一条　白底圆点图案的纱巾，被不少观众误认是日本国旗，引起轩然大波。^[4]所以，主持人应始终关注公众的审美取向和社会心理，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媒介活动方式——这就是对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依存。

再举个例子:2005年5月，土耳其一个收视率颇高的“脱口秀”节目中，一名妇女含泪讲述遭受丈夫施暴的不幸，泪流满面地向主持人展示血肉模糊的伤口。没想到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她的儿子竟愤怒地朝母亲连开5枪，他认为母亲在电视上讲这些有辱门风的事情，令他无脸见人。半个月后这位可怜的女人在痛苦中死去。而节目主持人艾塞诺·亚西吉也收到了“死亡威胁”^[5]。

土耳其地处欧亚交界，长期以来面临多元文化的冲击，“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与“血泪控诉丈夫施暴”的节目现场实景格格不入，这是导致血案的直接原因。

这说明节目主持人对社会文化生态的依存，贯穿于他的工作全过程。他应始终保持对当地人文环境、当前社会气氛的敏锐感知，包括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对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深入观察，对社会发展动向的洞察和预测，对社会心理变化的准确把握，等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方卉女士所说的“关注并深入到民众生活中去，以此获得社会的经验和人生的感悟”，体现了一个节目主持人这种“适应性依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www.daowen.com)

3.节目主持人肩负社会文化建设的责任

从本质上说，节目主持人进行的是一种社会性文化工作，其主持工作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而这种社会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因为节目主持人是社会公众形象，他的工作行为甚至个人生活行为，必须为社会所认可，甚至接受社会的舆论监督，所以有些国家将节目主持人看作“公众道德形象的楷模”。

节目主持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角色形象对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对民族素质提高产生的影响。

在我国，许多的人关注节目主持人，希望涉足节目主持人的职业——从表象上理解，似乎主持人工作很“风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主持人已是他们自我公共形象设计的“样本”，主持人形象也成为人们观察、评价社会各种人物形象的一种参照。人们在观赏主持人节目之余，会下意识地通过自我观照，调整自己的社会形象和社会交往方式。他们也从节目主持人身上找到了一种美好的理想寄托，并得到审美的愉悦和满足。

另一方面，电视文化影响社会风尚，所以任何国家都很注意它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2005年美国有一家电视台直播珍妮·杰克逊“劲歌狂舞”时，珍妮将上身完全袒露，美国政府将此定为“露胸事件”，立即对这家电视台下达“罚单”。^[6]

节目主持人作为一种文化角色，既不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直接取代受众的选择，也不能迁就部分缺乏文化判断力受众的需求，将低俗、恶俗的甚至错误的内容传播出去。节目主持人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文化建设的责任，而在文化变异的时代，更需作出正确的文化抉择。节目主持人的工作成绩，不应该仅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应该自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这样，主持人仅是对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性依存”是不够的，他应既有适应又有主动的介入(Engagement)，甚至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那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艾塞诺·亚西吉，在节目中和嘉宾探讨妇女如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何争取弱势妇女的正当权益，体现了这位主持人的道德勇气和文化责任，本来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由于她忽视了“依存式介入”的设计和思考，过于唐突。在她所处的特殊文化环境中，如何采用更恰当的节目形式，运用适当的技巧，把握尺度，这是节目制作和节目主持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4.主持人必须关注当代社会的心理语境

每个传播者都应关注当今社会的“心理语境”。所谓“心理语境”，是指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对人们接受信息可能施加的影响。如今，随着人们“自我意识”、“民主意识”的觉醒，受众普遍产生一种精神现象或心理状态，即当听到节目主持人在表述里说到“我想”、“我觉得”、“我认为”、“我主张”、“我相信”的时候，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真诚的“我”，一个活生生的“我”，一个负责任的“我”，一个可信赖的“我”。由于某些个人因素对节目的渗透，丰富了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情趣，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外在的形象信息，还有丰富的态度信息、倾向信息、情感信息，并且包含着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个人感受。而且这一切，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参与、影响着社会生活。

不妨举个例子:

几年前，希腊阿尔法一个叫肯迪拉斯的男子，因家庭纠纷杀了岳母，然后挟持了载有32名日本游客的大客车，在高速公路奔驰了9个多小时。在警察的追捕下，肯迪拉斯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同当地电视台一位谈话节目主持人交谈一下就投降。他觉得，只有这样一位主持人才“配得上”同他做一次真诚的谈话，向他“说一说他家庭发生的问题”。肯迪拉斯把汽车开到阿尔法电视台，在电视台门口，他见到这位节目主持人(一位中年男子)，他们只谈了10多分钟，肯迪拉斯就很顺从地跟着警察走了。^[7]

是阿尔法电视台的“媒介意志”叫他投降的吗?不是，肯定不是!是这位节目主持人真实的“个人身份”和他特有的个人因素，包括人性魅力、人格力量使这个已经丧失理智的戴罪之人隐约感到，在大千世界里还有一位可以说几句话的值得信赖的人。

卡尔·霍夫兰认为:“最可能改变传播效果的方法之一是改变传播对象对传播者的印象。传播者有威信吗?值得信赖吗?是同我们一样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吗?”当今世界，信息方式、传播技术正影响着世界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走向，以介入融合模式为特征的双向互动媒介时代的到来，推动着社会文化的重组，也推动着并正在构筑着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和社会心理语境。每一位主持人不能不研究、正视转型时期媒介文化的现实，不能不自觉抛弃陈旧的传播观念，以寻求符合时代要求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