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代呼唤主持人形式人性化传播

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的出现、成长和成熟是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动荡，没有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活的变化，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都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

在大众传播活动过程中，将节目播出的物质现实转换为接受者的心理现实，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的文化态度和心理情绪决定传播的效果。“文化态度”是人们对客体对象比较固定的反应倾向，是一个由认知、情感等要素构成的综合心理过程。它的外在表现方式是“情绪”——这就是1884年詹姆斯提出的“情绪理论”。

情绪心理与传播接受的关系，归结起来是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传播形式产生接受者不同的情绪心理，因此传播者应注意研究并满足受传者的“刺激期待”，否则就会产生接受心理的逆反;二是不同情绪心理产生不同的接受反应，一切违背接受者的文化态度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不可能转换为接受者的心理现实，只会产生拒斥倾向。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和西方国家在主持人节目兴起的契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持人节目很快风靡欧美;在我国，“文革”以后，主持人节目兴起，而且是“一发不可收”地风靡全国。(www.daowen.com)

境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和磨难。在这个时候，受众深层的共同心理是，虽然漫长痛苦的岁月已经过去，但血腥的罪恶和野蛮的迫害历历在目、不堪回首，人的最起码的社会价值和尊严，在刚刚过去的岁月中受到凌辱和践踏，而正是这时，传播者以深刻的人本关怀体察接受者需要尊重、需要抚慰的心理企盼，正确地选择了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作为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形式，并要求主持人以平等交流的、富有人情味的柔性传播方式播出节目，给予人们期待已久的文化心理和情绪心理以安慰与满足，必然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美国与中国的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和繁荣，虽然相隔30多年，却有相似的历史契机，这并非巧合，因为这种节目样式投合了特定历史时期受传者的“刺激期待”，正当其时。这是具有传播学理论意义的创举，更是人类遭受劫难与痛苦之后文化重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也是传播者“视角转换”的成功，也是传播者把握电子媒介特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