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特性的把握推动主持人的出现

现代文明把大多数人限制在家庭的圈子里，不仅在家里生活，甚至在家里“办公”，广播电视就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户，它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为了适应这样的收视方式，传统的画外音解说和单纯的播音员读稿播报方式已不合时宜。发挥电视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面对面直接交流感等媒介属性，以体现广播电视共时性人际传播的特点，才是正确的——人们选择主持人形式作为最佳传播手段。

与此同时，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进展推动了人们对电子媒介特性的把握，也为主持人传播形式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传播学理论，其核心是“枪弹论”。这个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巧妙的宣传家的使用下，对人的作用就像枪弹射向靶子”，因为“子弹是无可抗拒的”，只要对准靶子射击，靶子就会应声倒地^[1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怀疑“枪弹论”，他们发现“传播对象是‘固执’的，他们会拒绝倒下。而且，传播的讯息也并不像枪弹，它们不是射向接受者的，而是放置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地方。接受者也不仅仅是靶子，而是这一过程中的平等伙伴，虽然某些讯息可能说服某些人，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是提出了“有限效果论”和“中度效果论”^[13]。这个理论符合世界民主进程的加快，人们的平等、参与意识增强的社会现实。

后来“信息论美学”建立，充实了传播学的内涵。这个理论将信息发送者、媒介者、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从美学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传播过程中，提高接受者在传播过程的地位是必要的，而提高“媒介者”的中介沟通作用也至关重要。

这些理论使传播者在准确把握广播电视媒介的特性的前提下，视角有了根本的转变，即从传播视角变换为接受视角，从编码视角变换为解码视角——正是节目主持人这个角色，将传播活动的两极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通过人性化、人格化的沟通，为实现最佳传播效果提供了保证。当然，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渗透以及这样自觉意识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探索过程的。

1939年4月，美国无线电公司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他们生产的525线电视接收机，并用实况转播的方式，让上万名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前来参观博览会的罗斯福总统。首次出现在荧屏上的美国总统是这个“媒介事件”的主角，举国为之轰动。

当时，没有现场报道的记者或主持人出现于镜头，而且更不幸的是，国民对这个新媒介的普及期待很快就落空了——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延误了电视的研究开发和普及，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才开始进入电视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出现在观众的面前。(www.daowen.com)

电视媒介的传播优势十分明显，它以近距离的收视形式和家庭氛围的收视环境，与传播内容的声画并茂、视听兼备的现场感相结合，形成一种面对面直接交流的亲切感。但是，刚刚从广播黄金时代走出来的受众似乎不太适应这个新型媒介，甚至著名主持人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也曾怀疑电视媒介可能“长于具象拙于抽象”。有的报刊还评论道:“与报刊杂志和无线电广播相比，电视却像乡巴佬一样落后……”^[14]

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嘲讽，而是对作为“后起之秀”的电视媒介最初并未满足人们期待的批评。为了迎接新一轮媒介竞争的挑战，为了寻求广播电视媒介最佳的传播方式，美国媒介高层人士对观众的收视方式、收视心理进行了研究，义无反顾地在大多数节目中舍弃播音员的播报形式。从广播电视服务性节目、谈话和娱乐节目到新闻节目，涌现出许多节目主持人，形成主持人群星璀璨的局面。

但在有的国家，运用主持人的传播形式却摸索了10多年，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日本的报业很发达，报纸是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最主要来源。但是，日本放送协会(NHK)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用电视新闻的传播效应与报业新闻抗衡。1953年2月，NHK开始播出电视新闻。起初他们采用“朗读新闻”的播报方式，电视播音员拘板的播读画面，没有受到欢迎。几年以后他们将“朗读新闻”改为“会谈新闻”，即在播读新闻的同时穿插几句交谈，虽有点人情味儿，收视率稍有提高，但在轻松的交谈之中报告新闻似乎与大和民族的接受心理不太协调。

20世纪60年代，他们终于发现，电视传播虽然属于大众传播的专业性活动，但应该运用人际传播方式进行——只有把握电视媒介的这个特性才有出路。1962年NHK开辟“新闻之窗”，一改播音员“坐台播报+新闻画面+画外音解说”的形式，而让电视记者在新闻现场向观众解释新闻事件，这样“重现场”、“重交流”的方式成为电视新闻主持人节目的雏形，很受欢迎。

1964年朝日电视台(ANB)开辟“木岛则夫早晨节目”，这个节目大量运用主持人与新闻当事人的交谈，运用主持人现场采访和评说，完善了主持人节目形式的整合。

直到1974年NHK创办“新闻中心9时”节目，节目主持人生动活泼和颇具权威的主持风格，进一步提高了新闻节目的水准。从此，电视新闻的收视率稳定地超过了“从报纸上获取新闻信息的读者数”——他们终于“赢了”。

无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制片人唐·休伊特创造节目主持人形式，还是日本放送协会(NHK)运用主持人形式并获成功，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们都逐步认识到广播电视共时性人际传播的特点，将主持人看作最佳传播手段，这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