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20岁时入吉州（今江西吉安）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并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在殿试中，他作的“御试策”切中时弊，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人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九月围鄂州，朝野震动。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跑，文天祥挺身而出，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之言，应斩首以安民心。权相贾似道讨厌他多事，便派他当了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的主管。仙都观是道教宫观，是个闲差，此时他才25岁。

1270年，贾似道托言有病，要求离职以要挟度宗。文天祥为皇帝起草诏书，语多讥刺，直言臣下要以国事为重，不可“惜其身”而“违朕心”，又得罪了贾似道，竟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被迫退休，年仅37岁。

文天祥

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被朝廷起用，先任湖南提刑，后改任赣州知州。

咸淳十年（1274年）九月，元军大举南下，鄂州、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相继失守，危及京城临安。当时度宗已死，恭帝年仅4岁，辅政的太皇太后谢氏下《哀痛诏》，吁请各地将领驰援朝廷。但此时的宋朝各地将领大都拥兵自保，观望不前。

文天祥接到诏书后，立即捐卖家资充当军费，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直奔临安。但是，平江（今江苏苏州）、独松关（今浙江余杭）已先后失守，元军屯兵于距临安只有15千米的皋亭山下，兵分三路围困临安，宋朝的文官武将降的降、逃的逃，所剩无几。

太皇太后也准备向元投降称臣，但敌帅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左右丞相留梦炎、陈宜中害怕被扣留，先后南逃，不愿投降的张世杰一怒之下，也带兵乘船出海，朝廷上下乱作一团。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文天祥见事已至此，不可推辞，答应出使元营，以便一窥虚实，见机行事。但他没有料到对方手段险毒，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竟被伯颜无理拘留。

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5岁的小皇帝恭帝投降。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德祐二年五月初一，刚满7岁的赵昰在福州登基，改元景炎，是为端宗。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与随从杜浒等人冒险出逃，沿途艰难险阻，危疑百出。

景炎元年（1276年）五月文天祥抵福州，被端宗任命为右丞相。但是，文天祥与当时的掌权者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意见不合，最后只能以都督身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长汀）及江西一带组织军民抗敌。景炎二年（1277年）六月，雩都大捷，一时文天祥声威颇盛。后失利，其妻女皆落敌手。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转战于广东一带。十二月，在海丰县五坡岭方就饭时，敌军奄至被俘。他吞下毒药自杀，但药力失效，未能殉国。

左右押解他见元将张弘范，文天祥昂首不拜，张弘范不得不以客礼接见他。张弘范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说：“我自己不能捍卫父母，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呢？”张弘范不听，一再追索，文天祥就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他。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后，也就不再强逼文天祥写信了。

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初六日厓山海战，宋军大败。43岁的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蹈海殉难，随行参战的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自杀。

厓山战役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宋朝灭亡，丞相忠孝已尽，如果能以事宋之心事元，一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流着泪回答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张弘范把文天祥的回答如实地报告元世祖，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派人把文天祥护送到大都（今北京）。

北上途中，文天祥曾绝食八日，但没有死成。后转变想法，打算活下来一图东山再起，于是又开始吃饭。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文天祥抵达元大都，享受上宾之礼。受元世祖指使，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穿宋朝衣冠，南面而坐，表示决不向北朝屈服。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了兵马司的牢房。

一个月后，元朝丞相李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首而立。左右强令文天祥跪下，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又度过了三年。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接受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主张，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于是，元世祖表示，将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以不为主子死难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相劝。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www.daowen.com)

当时，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爆发了千人以上的反元起义，有人自称“宋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

人心动荡。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提审，对文天祥作一次最后的劝降。文天祥长揖不跪，回答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面对着蠢动不安的形势，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押，仍然威胁着元廷的安全，元世祖终于听从了臣僚的劝告，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行将就义的消息，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文天祥向南方拜了两拜，说：“我的事情办完了，心中无愧了！”于是从容就义，终年47岁。

然而，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行刑前，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投降的南官王积翁到文天祥的牢房，传达皇帝打算重用他的圣旨。

文天祥回答的原文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能以道士身份归隐故乡，将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可以给元朝朝廷出些主意（备顾问）；二是，你们想用我，主要是看中我的名节，如果马上要我当官，实际上是毁了我一生的名节，一个没有名节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又怎么可能为你们所用呢？

《宋史》上的记载是真是假？文天祥死前“动摇”是有是无？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一种观点认为，《宋史》上的记载不可能有假，至于文天祥为什么这样说，则可以有种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宋史》作者没有必要给文天祥抹黑。

因为《宋史》写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刊刻，距宋亡、文天祥之死已有60多年。文天祥生前死后之时，大局欠安，元人也不曾对他诋毁、非议，几十年之后，时过境迁，完全没有必要再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宋史·文天祥传》的编写者对文天祥也甚为敬佩，赞誉有加，其传后“论曰”中，除使用了仁人、志士等赞语外，竟称其为宋300余年仅见之“伟人”，这一用词，在《宋史》中绝无仅有。这样的执笔者，不可能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第二种解释是，这是文天祥放的烟幕弹，他可能另有图谋。

论者认为，以文天祥之顽强，他绝不甘心于引颈就戮，倘能逃出樊笼，登高一呼，应者自当云集，他日之事，则未可料也。欺骗敌人叫智慧，所谓“兵不厌诈”是也。

第三种解释是，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以道士身份隐居是他的一种选择，至于备不备顾问，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文天祥有二子，一名道生，一名佛生，可见他早就同佛道结了不解之缘。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死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长期的牢狱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长期熏陶，或许使得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史》上的记述纯属编造，其目的就在于诋毁这位以抗元为己任，不成，则决心以身殉国的英雄。

因为一切“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尽管文天祥心昭日月，尽人皆知，但元代统治者绝不愿意在历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为后世反元者树立一个完美的标本。因此，在文天祥身上泼洒些污水是必然的。

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的一贯立场和一贯言行，而不是他人转述的立场或言行。《过零丁洋》、《正气歌》、《绝命词》等传诵千古，尽人皆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天祥。

当时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立国，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面临种种可能的选择，即使选择了效忠新朝，也未可厚非。然而文天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以身殉职，以身殉国。正因为他的选择是真诚的，并非装模作样的；是理智的，并非一时冲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史书上的一段未能坐实的孤证来掩盖他人格的光辉。即使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松动，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无损于文天祥光辉形象，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实，让人更觉亲近，更加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