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宋代杰出的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元丰七年（1084年）生于济南府章丘明水镇。李清照才华横溢，其词清丽婉转，独辟门径，历代学者无不折服。

李清照在少女时期，词名已轰动京师，引得太学生赵明诚为她痴迷。当时，她的父亲李格非在京城做官，和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同事，两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于是两人便自然而然地结为了秦晋之好。

李清照结婚时18岁，赵明诚比她大3岁。赵明诚不但喜欢诗词创作，还酷好金石，使得李清照对金石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帮助丈夫考证、鉴别。

结婚两年后，赵明诚便被皇上委派到外地做官。夫妻两人有时要一年半载才得以见面。

1108年，赵明诚偕同24岁的李清照回到了家乡青州（今山东益都），隐居起来。他们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归来堂”，把内室称作“易安室”。在这里，他们得以静下心来搜集整理古籍文物，从容闲谈，坦然读书。经常是赵明诚搜集来金石书画，李清照帮助整理校勘，日子过得充实、愉快。

宋王朝经过167年的和平繁荣之后，金军南下，北宋灭亡。残存的皇族匆匆南逃，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不能保全，一家人开始过上漂泊无定的生活。

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当他们夫妇二人的船只漂泊到池阳（今安徽贵池区）时，赵明诚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让他出守湖州。于是，赵明诚把李清照安置在池阳，独自奔赴建康（今南京）。山于天气炎热，加上急着赶路，赵明诚在客栈里便因中暑而病倒了，等他赶到建康时，又转为疟疾。直到七月底，李清照才收到丈夫病倒的书信，她心急如焚，一个昼夜便赶到了丈夫身边。而此时的赵明诚已经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

八月十八日，赵明诚在病榻上写了一首绝笔诗后便撒手人寰。李清照时年46岁，从此她孤苦伶仃，独自承担着国破家亡的漂泊生活。

1135年，金人再度南侵，李清照也再次流亡到了金华。万幸的是就在前一年，她终于把赵明诚的遗作《金石录》整理完毕。

但是，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词人，晚年是否改嫁张汝舟一事，却使人们长期争论，难下断语。因为李清照是当时的词坛名人，所以，关于她的改嫁，宋人多有记载。

最早的记载见于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该书成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他说：“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赵死，（易安）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

洪适在《金石录跋》中说：“……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赵君无嗣，李又更嫁。其书行于世，而碑亡矣。”

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也说：“李氏格非之女，幼有才藻名。先嫁赵诚之……然无检操，后适张汝舟，不终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

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成于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该书第十四卷中录有李清照的《上内翰綦公（崇礼）启》，此信大约写于绍兴三年（1133年）之后，信中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这段惨痛的经历：

绍兴二年（1132年），赵明诚去世已有三年，49岁的李清照孤身漂泊，境遇艰难。她希望有所依靠，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有名官员叫张汝舟，对她频频致意，清照终于嫁给了他。

婚后，她发现张汝舟举止行为粗俗，简直是个下三烂的市侩，实难同他厮混下去，更谈不上安度晚年了，于是便萌生了趁早离开他的念头。而张汝舟则为了夺取李清照的书画、古器物等，却想早点把她折磨死，所以经常虐待她。(www.daowen.com)

此时恰巧张汝舟以不正当手段得官的事情被李清照知道，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不得不向官府检举了张汝舟的违法行为。

按照宋代刑法，妻子告发丈夫，即使罪名属实，也要判处徒刑两年。清照明知如此，还是告发了他，同时也提出了离婚要求。

后来，这件事被她的远亲翰林学士綦崇礼知道了。綦崇礼是宋高宗的亲信，出面干涉此事，才使李清照在被关押9天后得以释放，免了牢狱之苦。在同张汝舟生活百日之后，她终于离婚。李清照离婚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金石录》的编写中去了。

但到了明代，有一位名叫徐勃的学者首先提出李清照改嫁不可信，他在《徐氏笔精》卷七中说：李清照当时已经年过半百，“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

清人卢见曾在《重刊金石录序》中也为李清照改嫁“辩诬”，他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一是年龄。他说：“德夫殁时，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为是书作跋，时年已五十有二。……以如是之年而犹嫁，嫁而犹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后悔，悔之又不肯饮恨自悼，辄谍谍然形诸简牍。此常人所不肯为，而谓易安之明达为之乎？”

二是她同赵明诚的感情。他说：“观其洊经丧乱，犹复爱惜一二不全卷轴，如护头目，如见故人。其绻绻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

三是家世和出身。他说：“易安父李文叔，即撰《洛阳名园记》者。文叔之妻，王拱辰孙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应尔。”

有的现代学者则认为李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黄盛璋在《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

其一，记载李清照改嫁的材料，就时间而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迈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就书的性质而论，又都是史书、目录、金石、诗论等严肃著作；就地域而论，胡仔、洪迈之书一成于湖州，一成于越州，与李清照生活之地近在咫尺，不可能有太大的讹误。

其二，胡仔、王灼成书时李清照仍然健在，要说在清照生前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造谣、伪造那封信，是很说不通的。何况李清照本身就是名人，南渡后明诚的哥哥存诚、思诚都曾做过不小的官，赵家那时并不是没有权势。

其三，读李氏《谢启》，知易安改嫁甚为勉强，是受了张汝舟的哄骗和勒逼。其中“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之语，大约仍牵涉“颁金通敌”一案，有可能沦为官婢强卖于人。张汝舟持伪造文书，欺骗易安姊弟，因而可以强与同归。待后知并无此事时，其悔恨之情可想而知，离异是她必然的选择。

其四，“颁金通敌”案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年），而那封信作于绍兴三年（1133年）之后，相隔好几年，可见此《谢启》与“颁金”案无关，而与告发后夫所引起的牢狱之灾有关。

其五，谢伋之所以仍称李清照为“赵令人李”，是看到李清照改嫁后仍眷眷于赵明诚，为完成前夫遗志不辞辛苦的事实之后，存心避开了有关旧事。

其六，中国古代妇女守节风气到明清才趋严格，宋代妇女改嫁极为平常，官宦之妇以及皇室宗女改嫁史书都有记载，故宋人并不会大惊小怪地将此事作为耻事论及。

结论是，宋明以后的卫道士们，不能接受一代才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这段历史“污点”，拼命掩饰、否认她改嫁的事实。且列其改嫁者多为宋人实录，人、事、时、地均有确指，宋人对李清照无仇无妒，论其词则极为推崇，提及再嫁则深为惋惜。所以，李清照改嫁之事的可信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