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妻王氏，熙宁年间宰相王珪的孙女，又是童贯的干女儿。秦桧在北宋时曾任密州教授、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南宋时先后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宰相，被封为太师、魏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人铁骑长驱千里，绕过保州（今河北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攻陷信德府（今河北邢台）、相州（今河南安阳），离大宋的国都开封近在咫尺。立国已经166年的大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京城里乱成一团，尚书张劝并卫仲、何大圭等50人弃官而逃；宋徽宗匆忙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桓后，也南下避难。同时，金国遣使要求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才肯议和。

值此危难之际，一位37岁的太学正，国子监中掌管学规、考试的小官给宋钦宗上了一封《论边机三事》的奏札。他不仅坚决反对包括皇帝等人向金人割地赔款的主张，还颇有见地地指出：金国军队虽然兵临城下，却是孤军深入，进有黄河隔阻，退有我未陷落诸城军队之遏制，长途跋涉，已经疲惫，而且粮草缺乏，因此，我朝“不宜示怯，以自蹙削”。

以当时形势而言，这位太学正的分析是正确的。金国的东路军之所以能迅速进逼东京，是因为有宋朝降将引路，从宋军守卫的诸城之间穿插而过，因此河北大部分城镇仍为宋军所掌控；而金国西路军在太原遭遇顽强抵抗，一直未能攻下太原。

奏札还指出，金国遣使论和乃是缓兵之计，只需坚守黄河，阻止金军渡河，金人就会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同时，绝不能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因为金人狡诈，“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复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一旦为苟且之计，或多或少，皆是失当，终亦不能守”。

然而，这位国子监的小官人微言轻，无人理会，而形势则迅速地向他设想的相反方向发展。钦宗也曾派军守护黄河这道东京的最后防线，但是，北岸守军见到金军即仓皇逃窜，南岸守军在烧掉浮桥之后也一哄而散。

这位写《论边机三事》奏札的青年就是秦桧。

后来，宰相张邦昌让他出使金国，商议割地之事。秦桧拒不受命，他说：“此行专为割地，与我最初的建议矛盾，失臣本心。”后来金人表示，只要宋朝交出太原等三镇便可弭兵，钦宗也主张割地求和，于是派秦桧和程瑀为割地使，奉肃王北上，金兵乃退。但是，在秦桧的劝说下，他同程瑀只走到了燕州便中途而返，没有把三镇交给金人。至此，秦桧深得民心，名震朝野，在许多官员的推荐下，他升任为左司谏。当时人均视秦桧为正人君子。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之后，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借口，再次突袭北宋京城。十一月，钦宗召集百官议于延和殿，在朝的100多位官员中，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等70余人同意割地，而以秦桧为首的另外36位官员则以为不可。秦桧声誉渐高，升迁为御史中丞，官三品。但在钦宗一心求和的局面下，抗金之势渐微，汴京终破。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徽宗、钦宗被废，金军拘二帝于大营，打算改朝换代，立迎合金人的张邦昌为帝。

这时朝中诸官惧怕金国，无人敢提出反对意见，唯监察御史马伸与秦桧挺身而出，抗议金人的做法。秦桧当即写了一道义正词严的状子送往金营，对金人晓之以理，动之以利，决心“尽死以辩”。

金人担心秦桧的煽动力，立即把秦桧拘禁于金营，仍立张邦昌为帝，改国号为“楚”。钦、徽二帝北迁的时候，秦桧同朝官等3000多人也被俘虏北去。

1127年五月一日，徽宗唯一没有被俘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即宋高宗。(www.daowen.com)

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携带家眷自金人占领区楚州孙村进入宋涟水军水寨，回到了南宋。秦桧究竟是怎么归来的，历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认为，秦桧是逃回来的。

据南宋赵甡之《中兴遗史》、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记载，赵构即位后，被俘的徽宗泛起一丝希望，曾写信给金帅粘罕（完颜宗翰）求和。秦桧参与了书信的润色，并重赂金人，把书信直接送到粘罕手上。金主嫌秦桧多事，便把他赐给左监军挞懒（完颜昌）为奴。建炎四年初，金帝命挞懒率军攻山阳，因秦桧颇有文才，深得挞懒信任，便派他当了个随军“任用”，即秘书之类的职务。

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能随行，便同她设计了一出双簧。军行至燕山府时，他主动要求留下王氏，自己随军独行。王氏不依，叫骂不休，反复哭诉，惊动了挞懒之妻，挞懒之妻报告给了挞懒，挞懒便批准王氏及全家随行。不久，又升任秦桧为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

攻破楚州后，金兵多外出抢夺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买通了一个叫孙静的船工，以催办淮阳军钱粮为名，携王氏、家僮兴儿、砚童及亲信翁顺等从水路逃逸。行至涟水时，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宋军以为秦桧是金国奸细，便要杀他。秦桧慌忙大喊：“我是御史中丞秦桧，刚从金国逃回来。此处有秀才吗？秀才一定知道我的名字。”宋军找到了个卖酒的秀才王安道，叫他来认。他实际上并不认识秦桧，但觉得他自称御史中丞，入朝后对自己肯定有好处，于是便装作认识秦桧，见到秦桧长揖道：“中丞劳苦，能逃出金国，实属不易。”众兵丁信以为真，便开始以礼相待。同年，秦桧在王安道和地方武装首领冯由义陪同下，航海至越州（今浙江绍兴），来到南宋小朝廷拜见高宗。

但是，对于这种记载，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其一，被俘虏入金的北宋官员很多，为什么秦桧能独自归来？即使秦桧随军，金人一般要拿他妻子王氏做人质，怎么可能让他们夫妇同行，甚至还有小奴、小婢、侍卫也一同逃归？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其二，就算从楚州南逃，也是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难道金国竟毫无防禁？其三，《老学庵笔记》所记的监军实即杀人魔王挞懒，把他说得太有人情味，太讲义气了，这与当时的战争氛围也不太协调。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另一种说法，认为秦桧是被金人纵归的。

最早记载这种说法的是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书中记载：“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即挞懒）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这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林泉野记》等书的记载，基本上就是沿袭此说。

其实，这段话中疑点也不少：如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金人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之钱以为赠礼呢？又，宋代铜钱，一缗重2.5千克，千缗就是2500千克，秦桧长途跋涉，能带这么重的钱物吗？更何况是自称逃归，这样做，岂不是露出马脚？

学者们认为，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翔实的记录，反而应是怪事。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一些史学家们还是认定秦桧就是奸细。因为如果没有金人的允许，很难想象他们一大家子能顺利逃回。他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的政治观念，特别是他一贯主张的“南归南，北归北”，以及其办事能力颇受金人赞赏，认为他回南宋后当大官对金有利，允许或默许他回来；二是他和金人做了一笔交易，金人放他回去，他在南宋为金人的利益服务。

当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独相，力主对金屈辱和议时，临安府就有百姓出榜帖：“秦相公是细作！”“秦桧是奸细”，是南宋朝野反秦派一致的认识。冤，还是不冤？只有秦桧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