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是宋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太子，嘉祐八年即帝位。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但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

英宗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满24个后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安懿王赵允让是仁宗的弟弟，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应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诏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www.daowen.com)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自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英宗采纳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英宗广泛招揽人才。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20人以应馆阁之职，英宗令均予召试。他还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不仅如此，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对此大加赞赏。治平三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英宗的批示，为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投进了《资治通鉴》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未能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