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以来，维新思潮兴起发展，出现了一些如《校邠庐抗议》和《盛世危言》等宣传维新思想的著述，但还停留在一般言论上。直至80年代后期，维新思想蓬勃发展，激励着一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人物，开始采取正式行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初八日，改良派首脑人物康有为，在中法战争屈辱失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向清朝政府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法要求，阐述了变法的必要性，以达到“内修政事”的目的，可惜这次上书被朝廷顽固势力所阻格，未能上达，反而受到嘲笑和攻击。不过，康有为在这一次上书活动中开始与朝廷中倾向改革和变法的帝党人物有所接触，为日后的变法活动铺垫了道路。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震惊了举国上下，特别是知识分子群，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传统，纷纷发表了激烈言论，反割地、反订约的呼声遍及全国，如四川涪州人邹增祐在所写的《和约定议感慨》一诗中指斥说：

“元戎甘割地，上将竟投戈”，“向来无一策，富贵只求和”。[105]

像这类内容的诗文到处流传，后来有人集《普天忠愤集》一书时，略详于中日战争，从其诗文中，可以较完整地看到当时的民情激昂。

在这些反对声中，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成为一桩轰动一时的大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乙未年全国举人至京会试的年份。广东举人康有为在前此鼓吹变法的基础上，于四月初八日借各地举人赴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举人603人(关于公车上书的举人数说法不一，康梁的一些著述中都记为一千二三百人，甚至有3000人上书之说，均不确切，据《公车上书记》的正式题名者为603人)，向清政府公开提出变法主张。(www.daowen.com)

这次联合行动是各省举人的联合请愿，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因为习惯上举人上京多随着地方官署清报财务的交通工具赴京，所以把这次上书称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提出了三项“权宜应敌之谋”，六项“富国之法”。权宜应敌之谋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富国之法是钞法、筑路、制造机器、轮舟、矿务、铸银和邮政。这次上书提出了变法的具体要求，以后的几次上书，其中心内容都未出此范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初六日的《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项自强雪耻之策。特别强调了练兵之策，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即：汰冗兵而合营勇、起民兵而立团练、练旗兵而振满蒙、募新制以振器械、广学堂而练将才和厚海军以威海外。

这份《上清帝第三书》得到了光绪帝的“御览”，使光绪帝为之动容，他命阁臣誊副三本：一送慈禧；一留乾清宫，备自己阅览；一发各省将军督抚议论。光绪帝的变法决策可能即定于此时，闰五月初八日的《上清帝第四书》虽然又陈述多项变法措施，可惜受到旧势力的阻碍，未能上达。

康有为在上书的同时，在京沪等地积极开展维新变法运动。他组织“强学会”，作为推行变法的团体；又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等，宣传鼓吹变法，制造变法舆论，推动变法行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十三日、十九日，康有为先后代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等拟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请明定国是疏》和《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他自己也上了《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接连的奏疏敦促光绪帝尽快决策变法。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即据这些建议通过军机会议，“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并推行若干新政，史称“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