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编练新军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新建陆军成立刚几个月，“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97]云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间，清廷以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崇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98]等等过错，特派兵部尚书荣禄驰津查办。袁世凯获悉自己被弹劾，清廷即将派人来查办的信息后，内心也异常惶惧，在致徐世昌的函中即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99]

荣禄奉谕查办袁案，即偕随员陈夔龙赴津。当时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传令淮、练各军，排队远迓，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等到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荣禄)默识之”。荣禄似乎已看到这支武装将是一张攫夺权力的王牌，有笼络袁世凯的意图，与陈夔龙反复研究，想“保全”袁世凯，终于决定上一道“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的奏折[100]。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1896年6月21日)，荣禄在其《据实复奏折》中不仅把胡景桂所参各款“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并吹捧袁世凯为：“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101]

当天，清政府即根据荣禄的复查报告，对袁世凯慰勉有加，上谕中说：(www.daowen.com)

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副委任。至委员太多，则用费太滥，尤宜严加审择，勿涉虚糜。[102]

荣禄的这次庇护，对袁世凯的一生给予了极重要的机遇。慈禧与光绪甚至计划亲往天津检阅这支或可支撑危局的“劲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底，袁世凯被补授为直隶按察使，仍负责练兵事宜。从此，袁世凯一方面感戴荣禄的恩遇，并借他的庇荫而腾达；另一方面，他尽力追求洋人的赞誉，以抬高新建陆军的地位。袁世凯特意邀请一些外国侵略分子不断到小站“观操”，以博取声誉，“俄国、日本提督等官，前往观操，动色叹服，或诧其军容之盛，或共幸其兵数之单”[10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英人贝思福(L.C.Beres Ford)以来华调查商务为名，实则奉命到京津各地调查军情。贝思福在观看了新建陆军的操练和演习后，在回国后所写的《保华全书》中，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并竭力吹捧袁世凯“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104]。袁世凯在海内外的佳评美誉下，更为顺利地向权力的高峰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