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所督练和亲自统率的这支新建陆军是与湘、淮军一脉相承的，而与淮军的关系尤为密切。它录用了部分淮军将佐僚属，吸收改编了淮军营伍，接管了部分淮军经营作为饷源的企业。这些都为新建陆军的迅速建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正是它得到“淮军余孽”称号的由来。然而，袁世凯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接受“遗产”的守成地位。他在“公法非御人之具，铁血为经国之谋”的“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71]，对新建陆军苦心经营，增添了旧军所没有的内容，使之别具特点：

(1)重选募

袁世凯在开始编练新军时就认为，新军不仅要军容壮观，装备近代化，而且要训练有素。他指责旧军腐败，武备废弛，“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72]；“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遴派妥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73]，尤其不准招募曾经出入于防练各军的游勇溃卒，以杜绝旧军队积习的浸染。袁世凯公布《募兵告示》，明确宣示募兵的格式、饷章、规制、律令，其格式是：

①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

②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

③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

④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

⑤取具邻右保结。

⑥报明家口住址。

⑦曾吸食洋烟者不收。

⑧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

⑨五官不全、手足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74]

这一格式的规定表明袁世凯希望招募合格的士兵，以改变军队的素质。

(2)厚薪饷

袁世凯早在小站练兵时，就奏称：“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且威著于知恩，罚行于信赏。每届关饷，并简派妥员核实点发，营员不得经手，则上无侵蚀，下免纷纭，积习颓风，可冀力挽。”[75]过去清王朝只承担八旗、绿营的军费，而不承担后来新募湘、淮军的军费开支。但是这些“乡勇”部队，又是维护其政权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所以只好允许湘、淮统帅们自行设法解决粮饷问题。因此湘、淮军头目们便采取办捐输、设厘金、抽贷税或接受外省协助、私人捐款等权宜之计，来维护他们的军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在这一点上大不相同，它的军饷根本不需自筹，而是由户部供应的，因此，没有财政上仰给于人和后顾之忧。

新建陆军的步队薪饷，在招募时规定：中选待齐之前，发小口粮大钱每日100文。募齐开差后，小口粮每日发大钱150文，头目200文，有能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到营后，正头目月饷5两5钱，副头目5两；正兵4两5钱；伙夫3两5钱；长夫3两。米价在内，柴价在外[76]。其炮队、马队薪饷尚较步队为高。洋员(13人)月需4000两，翻译(13人)月需1000两。在旧军中，官弁层层克扣士兵薪饷，普遍引起士兵不满，甚至兵变。袁世凯很明白，要使军队忠于个人，主要是靠确实保障按月定期发给厚饷，再加之小恩小惠。他不许营员插手放饷，由饷局事先分别包好，按名册发放。发放时“传派营务官一二员前往各营监视发给，兵丁直接领饷”。袁世凯自以为这样可以“百弊不生”[77]。

袁世凯为了笼络军心，还在募兵告示中宣示了士兵伤病、死亡所能受到饷银的优遇，其规制是：

一、兵丁在营三年，因事请假者，给假三个月，并发三个月本饷。遇有征调，概不准假，俟差完补给。

二、兵丁积劳成病及打仗受伤者，医局诊治给药，分等优赏，仍支原饷。在营病故者，给埋葬银十两。阵亡者，赏恤二年本饷。[78]

袁世凯为了笼络部下，在新建陆军的章制中实行所谓“兼充制度”，即“统领以各分统兼充，分统以各营统带兼充，冀可省官节费”[79]，实际上袁氏却借此来控制其部属，凡是他认为顺从、可靠的将领便擢升兼充分统或统领。按照新建陆军章制，营统带兼充分统后，就可每月增加薪水银与办公费284两，分统兼充统领每月亦可增加薪水银与办公费260两。在新建陆军中，“标营排队诸长，虽干犯军纪，而阳撤其任，阴仍给以津贴，且得委为听差员，如遇出缺，仍得补还”[80]。由于各级军官的官禄升降都由袁世凯的喜怒而定，他们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转移到袁的身上，形成了对袁世凯个人的效忠和依附。

(3)育将校

培养新军将领，是清末编练新军的一大特征。新军编练前，李鸿章曾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这是清末第一个新式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小站新建陆军吸收了一批武备学堂毕业生作为新建陆军军佐。

新军建立之初，全国创办的军事学堂，主要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所把持。袁世凯在接练新军之始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四人著名习武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的建议[81]，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小站办起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所随营学堂，统称“随营武备学堂”。当年初，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80人学炮兵，80人学步兵，24人学骑兵，50人学德文，于四月初一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由段祺瑞担任学堂总办兼炮科监督。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准备去德国留学外，其余都“选充官弁”。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袁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随时发给，不再另请开支”[82]。从这四所学堂中，袁培养出一批军官，如靳云鹏、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政府的显要，而与主持学堂教务的段祺瑞始终保持一种密切的僚属关系。后来，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其中著名者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刘询、陈乐山、曾子彦等。

袁世凯还很注重官兵的在职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六日开办讲武堂，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步队五营各哨官长三人，每日轮调一人来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由王士珍、孙鸿甲等“认真讲解，切实考询”。另设学兵营集中练步兵操法，每期1至3个月。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从第二期起，每期一营选送正兵60名入学，所挑学员“均须年在二十内外，性体灵敏结实，兼能粗识文字者为尤佳”，并在五月十四日前选竣。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将来官弁头目之选[83]。

袁世凯随营学堂的教育思想，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学堂规定忠君、尊孔，禁止进步思想；军事上采用外国技术，照外国典章授以高等兵学，以仿日本、德国为主。

袁世凯编练新军，一开始就把培养将领和笼络死党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他认为，“千军易集，一将难求”。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宿将，一部分是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诸如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梁华殿等人，皆隶麾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均属偏裨；徐世昌、阮忠枢亦在幕中参谋营务，以及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也都乐于为他所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间，清政府仅向日本派遣的陆军学生就“不下一千人”。这些人毕业回国后被派到新军充任高级军官或学堂教习。后来不少人成了军阀，个别人当了汉奸，也有些人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从武备学堂第三届毕业生中选送55名学生派赴日本陆军学校深造。北洋新军以及山西、河南、山东等省新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是袁世凯的学生，具有浓厚的北洋派系观念。

(4)精装备

袁世凯很注重新军的武器装备，如果仅仅加强士兵的素质教育而没有新式武器也是难以进行战斗的，所以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是由国外购进。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官兵均不准携带私人武器。并订立若干有关维护武器的规定。对各官及兵丁军衣鞋袜也作了具体规定：

一、领哨各官长凡到操场及因公出营，与兵丁服色均须一律黑色，不许参差。

二、领官、哨官不许着厚底靴鞋。纯用黑色，不许参杂。由各统带酌定官靴式样，均须一样。

三、哨长头目均须用黑色山底快靴鞋，概不许着官靴鞋，以资利便。

四、兵丁均须着长脸山底黑布靴，不许参用杂样杂色。着袜亦须一色。

五、在营军衣均须窄小，尤须大众一律。其有应行着带各件，均由各统带商同酌定，毋许参差。[84]

(5)严训练

袁世凯在固结派系核心力量的同时，对新军的训练也比较严格，以求掌握一支在争夺权力过程中能发挥“强力”的武装。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中曾对新军的训练有过如下的描述：

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而且设为两军伪攻，出奇诱敌之形，进退机宜，随时指授。故其兵士无日不经操练，无日不经讲究，虽在驻军，如临大敌。暇则取战阵形势，枪炮用法，以及激发忠义诸歌诀，俾各兵弁熟诵。[85]

这种记述固然充满夸大溢美之辞，但也说明袁世凯为培植将弁和统率私人武装势力用尽了心机。(www.daowen.com)

同时，袁世凯还制订了一套森严的军法军纪。他在《募兵告示》中，宣布了新军的律令：

一、强奸民女者，斩。

二、擅取民物者，斩。

三、聚众哄斗为首者，斩。

四、沿途逃亡者，斩。

五、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六、行路离伍者，责。[86]

在入营后，又订立详尽律令，申明军纪，如《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简明军纪廿条》和《查拿逃兵法》等，涉及训练、行军、宿营各个方面；对“结盟立会，造谣惑众”和“遇差逃亡，临阵诈病”，都要问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袁世凯用这种峻法严密地控制其队伍[87]。

袁世凯针对新兵多不识字的特点，特编制了《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封建忠孝思想，作为士兵的生活规范，歌词的内容如次：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帮忙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和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可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的清。[88]

袁世凯在训练操法上，改变了旧的一套办法，而主张改用“洋法”、“练洋操”。他多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89]，然而他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只有聘用西方人士，那才能在几年之内练成几支劲旅。因此，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聘用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洋务局)。教习处的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袁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演习时和他各带一军，互相攻守。操场稽查施壁士和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袁每至操场校阅，都依靠他两人指点。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祁开芬、骑兵稽查兼教习坚固德、德文教习慕兴礼、号兵乐队总教习高士达等都各稽查一方面。由这些洋教习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主要就是在这些洋教习的指挥下进行，从而形成了新建陆军的生存、发展与西方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依附关系。

(6)结团体

新建陆军和湘、淮军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但新建陆军的封建性达到了新的阶段。新建陆军将领的选用，更加赤裸裸地采用金钱收买、拜义父、讲师生、拜把兄弟、结儿女亲家、封官许愿、小恩小惠、安插亲信等种种手法，培植死心塌地的爪牙，造成“兵为将有”的事实。袁世凯网罗了根本不懂军事的自己的拜把兄弟徐世昌为第一号亲信，兼管营务处，任命武备学堂出身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何宗莲、杨善德、王占元、李纯等分别任马步炮工辎营哨各官。同时，又提拔了一批小站旧人，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委任领官、统带等职务；对被“革职永不叙用”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倪嗣冲、田中玉、孟恩远等，也委为新军将领。这些人不全是什么军事家，只是“忠诚可靠”的奴才。新建陆军完全承袭并大大发展了私人军队的性质。吴虬在所著《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曾指出其弊病，说：“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90]

袁氏练兵处广招封建文人，对弁兵讲述“经史大义”，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91]。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要求士兵守营规、勤操法、奋果敢、卫良民、怀国耻、惜军械、敬长官、崇笃实、知羞恶等等，核心就是要把士兵驯服成效忠舍命的工具和奴才。袁并指使其死党，在各营房里供设他的“长生禄位”，每天强命士兵叩头行礼，以养成“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把新建陆军的全体官兵固结在袁世凯的周围，形成一种以封建关系为纽带的特殊团体，也就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一直盛称的“北洋袍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