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亦作慰亭或慰廷)，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大官僚地主世家。叔祖父袁甲三、生父袁保中、堂叔袁保恒和嗣父袁保庆，都参与过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袁世凯自幼受这种环境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善于投机钻营的“机智”。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随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到北京，一面读书，一面帮其办事，又谙熟了清末官场上一套虚伪、奸诈的作风。他曾两次应试均名落孙山。于是，他决心“以文弱诸生，谬厕戎伍”[54]，另选一条借“军功”而登仕途的道路。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袁去山东，投靠在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的幕下，谋求仕进之机，受到吴长庆的赏识，充当营务处会办。次年，朝鲜发生“壬午政变”，袁随庆军开赴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表现颇有“才能”，被吴长庆赞许为“应变良材”[55]。他在朝鲜协助吴长庆镇压了“开化党”，自诩长于兵事而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光绪十年，袁世凯更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夸奖他“胆略兼优，能识大体”[56]。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保举他担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专员，办理中朝交涉事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在朝鲜加紧挑衅，战祸一触即发，袁世凯十分恐惧，八天之内连发六个电报，请求速调回国，并准备“改装易服，搭乘美国商轮返国”。经过反复活动，恰好总理衙门希望听取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便奏准将袁召回。六月十七日袁世凯得电，便匆匆起程回国。回国后仍以温处道职务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

当时，善于投机逢迎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清朝旧军的连续败绩，内外臣僚纷纷交章上奏，争献练兵良策，迫切要求整顿武备、编练新军的强大社会舆论，向有实力的官僚建议练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4年12月20日)，他曾向盛宣怀建议：“公如筹有款，宜速延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研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决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倘为然，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57]。另一方面，抓住清廷正鉴于旧式湘、淮军不足恃，急于速建新军，以维护其统治的心理，便在等候差使的间隙，抢先“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58]。上书督办军务处，陈述练兵办法及营制饷章。这些章制包括《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其中《练兵要则十三条》是袁世凯对编练新军的一种完整设想，举凡军律、饷制、器械、募兵、教育等方面均有涉及。这十三条是：

(1)军律不明则赏罚倒置，纪律亦因以废弛，故节制之师，必以申明军律为第一义。亟宜照兵律成宪，参订简明军律，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选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毋许偏袒。庶人尽知法而竞于用命。

(2)新军饷项制造，不许营员经手，期可专用训练，绝念营私。每月届发饷之期，由粮饷局员调集各营司粮委员，按包秤准，掣签赍批，分往各营，俟操后架枪，会同营员按名点发。操演生疏者，查其是否顶替，缺额者扣发禀究。病假者验看是否属实，该员等均由局员节制，随时甄别考查。倘涉舞弊，准各营员弁指控参追。

(3)各营器械均归一律。每五日，军械局员调集各营司械委员，掣签分往各营，逐一点查。如有生锈及损坏，未经报明者，兵丁则严予惩治，该管官则禀请记过申饬。该员等由军械局随时甄别，必须曾习械学者充当，遇有各国精造新式器械，为行军所必需者，亦由该局员查访考校，请示添购。

(4)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一面先择曾经战事将弁内朴实耐劳及敦尚气节、能虚心受教者，均令躬亲历练，知用兵用械各法。再随时考择任使，亦可为目前捍御之选。

(5)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选派妥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限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并取具保结。查注其住址、三代家口，附存册内。募足一队二百五十人，即分带来营，点名支饷。

(6)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全在为将者勤加教训。宜设听令公所，时集将弁为一处，分类讲训，令其分训所部。又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各义，编为四言文字，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诵，随时考查。复令各哨书以兵法要旨，编为歌词晓讽士卒。

(7)练兵自以步法、手法、阵法、操法为要务。然其尤要者，在于听号令、便分合、知地势及枪炮用法之奥妙，行军攻守之变幻。每年春秋必须演习，行军于数百里外，或约会他军作对垒遇敌之状，使将卒习知战法，历练劳苦。遇有征调，立即拔队，不复有迁延遗误之虑。

(8)兵丁遇有请假、斥革及疾病退卯者，除在各营取保长夫内选补外，不许随地收补。宜将其截旷原饷，另存饷局，按季派员赴各处另募，即以截旷之项作为募费。(www.daowen.com)

(9)兵丁在营三年，因事请假者，予假三个月，发给三个月本饷。官弁各减半给饷。逾期不回者开除。遇有军务，不准请假。报病者须派员验实，酌量开除。

(10)官弁兵丁因劳成病及打仗受伤者，医局诊治给药，分等给赏，仍照旧支饷。在营病故者，兵丁给埋葬银十两，官弁给薪水三个月。其阵亡者，官弁兵丁均赏饷薪二年，抚恤家属，另支造报。

(11)新练陆军宜因材授事，不能拘定官阶，然遇有职衔太卑，或系白丁而才可擢用者，又恐难资表率，拟请：凡统千人以上者，准其暂戴三品顶带，帮统领官准戴四品，哨官准戴五品，哨长准戴六品。撤差离营时摘去。

(12)每届年终，择其操练勤能者，分别赏给五品以下功牌，送部注册。每计足三年，视其操练有成者，择尤请给奖鼓励。惟每百人只准保一人。凡官弁到营日期，均须随时报部，以杜浮滥。

(13)运用枪炮，必须衣服窄小，方能利便。拟另定军中衣制，分别等次，各列记号。凡至操场、战场及听令公所，自分统以下，概不准著长衣。平时统带均可任便，领官以下常著短服。

其营制饷章也按步、马、炮、工程等营以及督练处所属的官弁员额及饷额多少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则是为聘请洋员时所规定的合同格式。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编练新军的章制、禁令、训条及操法等。所有这些练兵文件，后来都汇编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由袁世凯印行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之内。

袁世凯曾把他所编写的练军文字，遍向当朝显贵散发，以博取“知兵”的虚名，致使当时颇具能名的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也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三与六月十八日(1895年6月25日与8月8日)先后上奏，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并先后上奏折，要求委派他编练新军[59]。袁世凯又层叠纳交，上下贿赂，终于走通了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路。奕劻是执掌政权的满洲亲贵，他恫于甲午败战而谋加强军事力量，袁世凯到处鼓吹练兵要略，奕劻自然乐于网罗为己所用。荣禄是西太后的宠臣，又是军务处的实权派，袁世凯就投靠其门下。李鸿藻虽与李鸿章龃龉不合，但也在物色知兵者，袁世凯就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专门致函李鸿藻，反复陈述练兵之道，以投其所好。他在信中大议甲午败战缘由，并提出整旧练新的计划说：

至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厉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实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庶库帑无虚糜，捍卫有实效。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60]

李鸿藻认为他的整旧练新计划“有可取之处”，不久就奏调他到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使袁世凯顺利地正式踏上了执掌编练新军大权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