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旧军从60年代开始已经由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如郑观应就曾在所著《练兵》一文中介绍西方编练水陆军的情况,要求中国实行军事改革[33]。不仅如此,满洲亲贵也已看到这一点,如恭亲王奕在同治三年四月所上奏折中,就提到自强练兵的问题。他说:“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34]
当甲午战争尚在进行中,清政府已见到旧军之腐败而谋有所改进,于是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1894年10月23日)将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Von Hanneken)召京,备总理衙门咨询[35]。九月三十日(10月28日)汉纳根在与翁同龢、李鸿藻诸人相见时,提出三点建议,其中之一即用洋人西械加练新军10万,全以新法教练[36]。十月初四日(11月1日)再次会谈具体办法,次日即上奏慈禧太后,并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首,庆亲王奕劻为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推动实施。十月十八日(11月12日)清政府谕令立即开办编军之事,并命胡燏棻会同办理[37]。所以,清末编练新军之议,汉纳根应是始创议者。但是,汉纳根练军10万的建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人的反对,主要的理由是:一则需巨款;二则一支强大军队一旦由外国人掌握,恐难以控制;三则自镇压太平军后,军权一直操在汉族地方官吏手中,如建成十万现代中央军队,定会削弱汉族地方官吏实力。胡燏棻就是这部分人的典型代表。他多次上疏反对汉纳根的建议并例举唐代安史之乱,借回纥兵平定叛乱,导致回纥轻视唐朝,后又联兵侵唐一事,以为清廷借鉴。又以李鸿章借洋将华尔剿太平军得胜后桀骜不驯,赶紧遣散为证。清政府接受了这些意见,汉纳根的建议被否定,而由胡燏棻自行试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下旬,即在马厂编练定武军。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更明显地暴露了旧军已不堪一用的地步,于是朝野上下无不大声疾呼编练新军,一时形成“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风气[38]。朝廷大臣也多认为:“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39]。当时的重臣、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即主张用西法练新军,他“愤兵事之不振,由固习之太深,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40]。清朝统治者也对“西法用兵实胜中法”[41]的观点深信不疑。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别有用心地竭力鼓吹西法练兵。清政府的外交顾问福士达(John.W.Foster)就写了一份《整顿中国条陈》,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提出“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又说:“陆军未成,则不能使人遵守国家纪律”[42],赤裸裸地表述了练新军的政治目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N.R.Oconer)也建议清政府选用“忠廉有才略大臣”,“练一支劲兵”[43]。于是,清政府为求维护与延续其统治,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针对张之洞对战局分析的长篇奏议而下“自强诏”,诏中有云:
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意,毋鹜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44](www.daowen.com)
隔了两天,光绪再一次下诏罪己,并重提了练兵、筹饷二事,期望认真施行说:
惟望京外文武大小各员,自今以后,深省愆尤,痛除积弊,咸知练兵、筹饷为今日当务之急。切实振兴,一新气象,不可因循废弛,再蹈前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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