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湘军和淮军

19世纪50年代，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清军主力绿营，在外国侵略军的屡次进犯和太平天国以及各地群众起义的猛烈打击下已日趋土崩瓦解。咸丰三年(1853年)初，清廷曾任命湖南等十省在籍大官僚四十余人为督办团练大臣。这些人多是汉族大地主、大乡绅，做过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藩司、臬司等大官。因母丧在湖南湘乡原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就这样被咸丰帝任命为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事务的大臣。

曾国藩奉命后即从湘乡到长沙办理团练，即当时所谓的“湘勇”，后来称之为“湘军”。它的军制依明戚继光成法，编制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营辖四哨，哨辖八队，队设什长、正勇、伙勇十二或十四名。营官另有直辖亲兵六队。此外，每营还设有长夫一百八十名，担任运物杂役，大大地减轻了正兵的体力负担而增强了战斗力。湘军的编制实际上是绿营编制的改良[15]。不久，他又从长沙到衡州治水师，造炮船，并开始购买外国洋枪洋炮，建衡州船厂，又设湘潭分厂。次年初，“船厂毕工，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百五十号，拖罟一号，以为坐船。购民船改造战船者数十号，雇民船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募水勇五千人，分为十营……在湘潭募水军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领之；衡州募六营，以成名标、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领之……陆勇五千余人，则以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石声及公弟国葆等领之。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军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计员弁、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16]。接着，曾国藩在湘潭发表了《讨粤匪檄》，集中叙述了地主阶级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立场，强烈地表达了镇压反抗的思想感情。这是一个敌视太平天国的政治宣言书，标志着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湘军已初步建成。

曾国藩鉴于绿营兵不能打仗，没有统一指挥，“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17]，又抨击它“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此种积习，深入膏肓，牢不可破”[18]。这些情形，促使曾国藩在办湘军时必须采取另外一种方针。曾国藩办湘军的指导思想是：摒斥行伍出身、“官气”十足的旧官弁，实行乡土结合，建立严格的封建依附关系，物色“血性忠义”的儒生作为各级将弁。湘军的成军办法是由曾国藩直接物色水陆各军将领，各将领利用宗族、师生、亲友、同乡关系，各自去物色所属各“营官”，“营官”物色所属各“百长”，“百长”物色所属各“什长”，“什长”物色所属各“部卒”。这种层层隶属关系，使各军各营成了各级头目的“家兵”，整个湘军从总体上看自然成为“曾家军”了，但曾国藩也只能层层节制，不能越级指挥。实际上是将原来绿营的“兵为国有”改变为“兵为将有”。

湘军以募兵制代替了绿营的世兵制，主要招募湘乡人，大部分从至亲密友、门生故旧中挑选。湘军“悉以文员领之”，以“湘中书生”[19]为骨干组成军佐集团[20]。诸如湘军悍将江忠源、罗泽南、刘蓉、李续宾、李续宜、王、刘胜鸣、蒋益澧、杨载福、彭玉麟、曾国荃以及左宗棠等人，他们平时大讲程朱理学于乡里，战时“墨绖(丧服)从戎”，自成魁首。这是一群在科举道路上失意，一心一意想借镇压农民起义为“军功”而求富贵的封建恶棍。士兵也都招募湖南人，最多的仍是湘乡人。所谓“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21]，强烈地表明湘军是一支宗族的、土著的封建地主武装。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原则的成军办法，从组织系统上保证了曾国藩在湘军中的牢固统帅地位和军队归他私人和部属所有的性质。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他的后辈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流，无一不照搬那一套。湘军这支地主阶级武装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的罪恶活动中，为清朝所建立的“勋业”大大地超过了绿营和八旗兵。它也促成了“同治中兴”的昙花一现，所以近代军事学家蒋方震称之为“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22]。

曾国藩在其湘系集团的辖区内采取集军、政、财、人四权于一人的统治办法来保持湘军的稳定地位。湘军军饷不由户部拨付而自筹，主要途径一是捐纳，通过卖官照来敛财，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支用军饷百万，其中98％来自捐纳。二是厘金，厘金制度是咸丰三年由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雷以所创立，即在各通商码头设卡抽厘，成为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湘军对军饷的管理十分严格，严禁虚冒，而以充足的饷源作高额饷银。湘军弁兵平均月银6两多，较绿营多3倍，而营官以上另有公费，每一营官饷银50两，公费150两，月收入可达200两之多，收入不可谓不丰，这是使湘军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命令其得意门生李鸿章到安徽原籍去举办团练，另募一支军队。曾国藩指示李鸿章办团练的原则是：“汝宜先集汝所知人物能任将帅者，使各人往各地召募勇士。”[23]

于是，李鸿章将皖省的团练按湘军营制加以改编，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组成另一支地主武装，号为“淮军”。湘、淮军当时统称勇营以与制兵相区别。淮军悍将张树声、周盛波、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以及李鹤章(李鸿章之弟)、李昭庆等麇集在李鸿章淮军旗下，与湘军同著恶名。整个淮军也就成了“李家军”。淮军将领，不是乡党、亲故，即系父子、兄弟。他们同恶相济，患难相依，缓急相恤，结成死党，与湘军一起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反抗的得力工具。

咸同之际，正当太平军向江浙胜利进军，席卷江南财赋之区的时候，曾国藩一方面向清政府建议，同外国侵略者“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24]，并对“借助西洋一事”，认为“舍此亦无善策”[25]，同时保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另一方面，在上海的大买办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资助下，用英轮把李鸿章统率的“淮军”8000人从安庆运到上海前线，正式结成了中外反革命军事联盟，进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外国侵略者连续不断地向淮军提供巨额低息贷款，并通过所控制的中国海关，每月拿出十几万两白银作为淮军的军费使用；大批地提供洋枪洋炮和弹药；同时禁止本国商人运武器卖给太平军。淮军雇佣外国军官作“教练”，操练的内容，不仅“阵法用泰西”，就是“鸣角出令皆夷语”[26]。李鸿章更增添了他的前辈培植亲信时所没有的新途径，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间开办了天津北洋武备学堂[27]，以利于在各营密布其心腹。北洋宿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纯等都出身于此学堂。它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建立、发展和形成起了准备基干力量的作用。淮军与北洋军的一脉相承关系也于兹可见。

淮军实际是由国际资产阶级出钱、出枪、出顾问、出教官，由中国的军阀、买办和地主阶级出人、筹粮筹饷、借兵借款，共同豢养、迅速武装、训练和扩编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支买办化军队。

湘军和淮军，同它们的前辈八旗和绿营阶级本质相同，但它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遇到的对手已经不同，所以又有各自的若干特点。(www.daowen.com)

湘军在各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纵兵抢劫，鱼肉乡民，搜括资财，侵夺饷项。敛得钱财后，他们就回乡添置土地房产，充当大地主。如曾国藩的胞弟、湘军大帅藩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28]，“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29]。

湘军将领不仅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发财致富，而且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官至极品，形成地主阶级实力派。各省军营里十多年保举的武职共十几万人，三品以上的超过一万人，提督、总兵以千百计算。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被朝野称为“四大中兴名将”。他们网罗、保举自己的幕僚、亲信和爪牙，使多数地区的军政长官先后由湘、淮军将领充当。军阀官僚势力遍及各地，形成为满族亲贵既心存猜忌，又不能不加以倚重的地方实力派。

但由于清政府不甘心大权旁落和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权，一时哄传曾国藩“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的社会舆论。清朝皇族权贵的忌妒，以及湘军将领的居功自傲、凶悍贪婪，迫使曾国藩不得不采取稍裁湘军，力扶淮军的方针，以掩人耳目。这就为淮军势力的日强开拓了道路。湘淮军属于“勇营”性质，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淮勇营屡被裁撤，命其分散驻防于较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称为“防军”，与“练军”并存，但也因本身的衰朽而遭到“练军”的同样命运。

李鸿章淮军势力的买办性强。他本人热衷于洋务，深受帝国主义者的宠信，颇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需要，所以很快就成为清朝真正的当权派和武装支柱。

淮军的编制以营为基础，营上编制不固定，自数营至数十营按统领能力统属营数。营以500人为定额，设营官一人，营下设前后左右四哨，各设哨官一人，每哨下分8队，各设什长一人。另有营官亲兵营6队。武器配备有劈山炮、抬枪、小枪、刀矛等冷热兵器。官弁待遇与湘军大体相同，比绿营等多数倍。

从19世纪70年代后，李鸿章特别积极地扩充淮军势力，筹建海陆军备，派遣留学生赴德、日学习军事。80年代后，他又接受英人戈登整顿陆军的建议，聘请德国军官教练陆军。光绪九年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骤起，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战争的失败，卖国条约的签订，完全暴露了清政府及李鸿章淮军集团过去所办军备的腐朽性和中国海陆军的不堪一击。朝野上下在得出“湘淮旧军窳蔽不可用”[30]的议论的同时，指斥淮军尤甚，认为这已是一支“骄悍疲惰，军纪懈弛，每战必溃，万不可用”的军队了[31]。

于是，清政府在全国哗然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再一次从事军制的改革，为编练新军提供了前提。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户部在一份奏折中曾概括了清朝入关后的军制改革，折中说：

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