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外交困的形势

清王朝从19世纪中期，整个社会进入近代时期始，内外交困的形势日益严重。1840年开始的反击英国的鸦片战争，以1842年清政府签《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而终告失败，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0年，太平军起义金田，直上武汉，沿江而下，夺取金陵，挥师北上，逼临京津，以致京师震动，咸丰北逃承德，举朝惶惶。捻军与西南的苗民、回民又纷纷起义。与此同时，1856年至1860年连续发生的英法联军战争，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为结局，致使全国呈现一片风雨飘摇、阢陧不安的严重局势。清朝原有的军事力量——八旗、绿营早已腐朽败坏，不堪一击。幸而先有曾国藩组织湘军，继有李鸿章编练淮军，支撑残局，镇压反抗势力，成一时之功。在满汉地主阶级的暂时合作下，清王朝取得泡沫式的“同治中兴”这一喘息之机。

但是，这种稳定并不真实，整个政局仍在动荡不已。

内而文恬武嬉，党争纠葛，财政危机尤见严重，民生益形凋敝。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除田赋、盐税、关税外，又新创了厘捐，成为后期财政收入的四大来源。此外还有茶税、烟酒税、矿税、契税、当税等等杂税，但仍难敷支出。于是更采取捐纳、摊派和举借内外债等饮鸩止渴的方法来百般罗掘，把沉重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皇室开支、政府经常费、内外战争的军事费和赔款等，支出可称浩繁。如光绪大婚即提取京饷银550万两[1]；军事费用上，仅“旗绿各营，岁饷约2000万，几去岁入之半”[2]。甲午战后，其财政收入已不敷支出，据当时任总税务司的赫德曾据其所掌握的材料列出当时清政府财政的岁出岁入表如次：

单位：两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65～66页。

对外赔款为数更巨，如《南京条约》2100万两，《北京条约》1600万两，《伊犁条约》600余万两，《马关条约》及辽东“赎金”共23000万两。这些巨额的支出无疑都要由人民承担。

外而列强势力纷至沓来，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相继发生，每次清政府都以失败告终，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权利，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规平银2亿两，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当时约合34725万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和粮食等等，其价值也在1亿日元以上。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才有8000万日元。一下子飞来34725万日元的横财，相当于原年收入的4倍。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可以在四年内坐享其成。所以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得意地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3]这笔巨额赔款和前次所付出的各种赔偿，当然给清王朝带来了财政的枯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与清政府压榨的同时，在国内镇压反抗的战争中，暴发的湘、淮军将领们都以其抢掠侵吞的资财攘夺田产房舍，开设店铺，如“湘省自江南收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已不堪其苦”[4]。又如淮军首脑“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每人平均约有十万亩，其在外县者更无论矣。兹查李鸿章所置田业，每年可收租稻五万石”[5]，田地面积当在5万亩以上。其他无不如是[6]。

人民在人为的财政负担和军阀官僚掠取的重压之下，还要遭受天灾的侵袭。如光绪三年河南旱灾，“赤地数千里，卫辉尤甚，鬻田园，鬻子女，食草根树皮，饿殍载道”[7]。光绪十八、十九年各地连年灾荒，如光绪十八年张家口地区霜灾，致使“千苗枯萎，颗粒无收”，被灾村庄至二百余处之多，民间困苦流离，不堪言状[8]。光绪十九年夏，京津涝灾严重，李鸿章为此专折请赈，折中作了较详的报告说：

兹据各属陆续禀报被灾州县三十余处。顺属以大兴、宛平、良乡、涿州、通州、武清、香河、宝坻、东安、霸州、宁河、顺义为最，而房山、保定、文安、蓟州、永清、固安次之。直属以天津、静海、新城、雄县、蠡县、安州、滦州、高阳、玉田等处为最，而博野、定兴、任邱、肃宁、献县、青县、饶阳次之。此据文报已到者而言，其余驿路淹阻，尚未知被灾轻重。至各河漫口，如永定、大清、南运、北运、潴龙、潮白、子牙、凤河、滦河等处，堤岸冲缺，坝埽蛰陷，漫没多处，上下千数里，巨浸汪洋，几无干土。近日天虽晴霁，而盛张骤难宣泄，平地尚有水深丈余及数尺者。灾重地方，房屋坍塌，禾稼漂没，小民无地可种，无屋可栖，荡析流离，岌岌不可终日。[9]

在民国刊《续武陟县志》卷二四志余中载徐福垣所撰《荒年行》百韵，历述光绪三四年间河南旱灾以及所造成的民生困苦，其诗有云：

旱魃为虐几经年，目击流亡万万千，

秦晋饥馑苦不堪，豫省亦复难保全。

丙子年来已歉收，丁丑无麦复无秋，

(注：丙子，光绪二年；丁丑，光绪三年)

自夏经秋少雨雪，赤地千里望悠悠。

中谷暵湿湿亦干，山川草木俱凋残，

鹊面鸠形随处是，糟糠藜霍望亦难。

粮乏远贩价屡迁，日昂一日几无边，

斗米千钱贵已极，今日何止倍千钱？

四民谁得安其生，士不读兮农不耕，

百工商贾无常业，流离转徙向远征。

乡村鸡犬寂不闻，牛马羊豕不成群，

试问六畜何处去，竞言祭得五脏神。

充饥几无物可餐，求死容易求生难，

依山毒草争采食，近水荇藻食亦完。

树皮草根食都尽，渐生凶恶不可问，

人食人兮已堪叹，骨肉相残真足恨。

更有边旬食不足，饱餐直当猪羊肉，

化为磷火与疠气，何怪后来转相毒。

天理丧尽天良没，生涯居然是鬼窟，

深闺岂只少红颜，僻壤到处多白骨。

鬻儿卖女忽成风，父子妻孥各西东，

流离死亡踵相接，惨看十室九成空。

腹枵骨瘦力亦穷，一仆俄顷命即终，

始犹有人相掩瘗，继则委弃沟壑中。

老病残疾不能奔，延颈待毙守荒村，

魂去尸干人不识，直以破屋作孤坟。(www.daowen.com)

贫无资蓄固莫救，富有田产无人售，

相随都到鬼门关，何须菩萨紧箍咒。

触目惨伤皆如此，亲友相视立俟死，

欲将下情达九重，伊谁为民通一纸。

…………

自是愁冤结来久，运数到此逢阳九，

丁丑之冬戊寅春，疫疠沿门惊伯有。

(注：丁丑，光绪三年；戊寅，光绪四年)

伯有岂能为人疠，只缘饥荒少真气，

正不敌邪染病深，往往一病终于毙。

极目惨伤势莫支，天心岂无悔祸时，

戊寅初夏逢霖雨，人喜更生尚有期。

强抖精神向陇头，籽种如金转生愁，

兼之骡马多消折，更从何处觅耕牛。

纵或勉强能布置，人卧床褥马无力，

目前敷衍虽差可，仍是半荒与半植。

幸有雨泽几回施，人少秋多或可资，

孰意天心未厌乱，沁水暴涨疾如驰。

俄顷湍激溃堤根，汹涌澎湃似云奔，

两岸秋禾千万顷，都被支祁一口吞。

人声喧处浪声喧，不惟败屋更摧坦，

一片汪洋成泽国，怅望谁复识故国。

忧旱泪痕尚未阑，哭声旋又逐云端，

虽未尽随波臣去，难免啼饥更号寒。

奔流处处惊洪涛，波翻数县共哀号，

秋稼如云多淹没，较前光景更萧条。

水村求活几无门，平原尚望得生存，

禾半登场半在亩，又被大雨惊堕魂。

太平十日应一雨，今日一雨旬有五，

登场旋有蘖芽生，在亩溃烂浑如土。

釜仍缺米爨缺烧，拆屋毁椽尽入庖，

丁丁勘柴声不断，嗷嗷待哺悯儿曹。

哀哉斯民真可哀，迭遇艰辛理难猜，

旱灾未了水灾至，疠鬼虽去疟鬼来。

…………

这首长诗对当时的灾情民生刻划得淋漓尽致，令人不忍卒读。而农村生活复以外国经济势力之侵入而呈衰落，即偏远如广西贵县也受波及。民国《贵县志》曾记其事说：

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户纺丝，砧声四彻。(原注：梁志云妇女织布自染自舂，秋深村落砧声四起，丁东可听。)一丝一缕多由自给，于时以服。目织布为贵布，质密致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光绪季年，衣料寝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适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织之工业遂渐消沫，今欲于乡村间货一纺车，几不可得矣。一般衣服，今仍以布帛为夥，但品类多属外来，居城市者间御纱绸呢绒。龙山、石龙诸处，服用自织布，习尚未改，第纱非由自纺耳。衣色尚黑，等次之。[10]

加以连年不断的所谓“内忧外患”的战争灾难，不仅民众涂炭，辗转于死亡线上，迫切期待一种新的生活，即使统治集团内部也希望有所变革。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沉重负担更刺激了全社会，朝野上下推究其故，大多集目光于军事的衰朽上，而思有所改革振作。新式陆军的编练创意就是产生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