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它以1895年小站练兵为契机而崭露头角，嗣后经过十五六年的精心经营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攫取了足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权力，终于乘辛亥革命之机占据了中国的统治地位。在此后的十六年时间里，虽然政潮迭起，派系纷争与更易剧烈、频繁，但北洋军阀集团却一直把持了全国的统治权(即使它不够完整和有力)，从而出现了一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此，北洋军阀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无疑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但与此不太相称的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其他课题那样掀起过热潮，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当然得归根于它的先天缺陷：一则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些反面人物，只不过有程度不同而已；他们所制造的历史现象也多是黑暗反动，祸国殃民。为什么放着正面人物和光明宏伟的业绩不去研究，而沉浸于历史进展的反面，这至少反映了很长一段时期内研究者避免接触阴暗面禁区的心态。二则它也确是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不怎么易于评说指画。三则既乏旧著，又鲜新作，史源犹待开发，无米、少米，巧妇难于为炊。于是自然而然使这一课题一度成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据粗略统计，建国以来至1999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为10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篇；专著更是少得可怜，只有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二种，才免去这一领域“一无所有”的讥诮。田园荒芜急待耕耘!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和学术研究气氛的日趋宽松，北洋军阀史这一往日的“禁区”吸引了众多的探索者，研究成果接踵问世，学术水平逐步提高，显现出异彩纷呈、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一)关于北洋军阀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的研究

北洋军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确是一个怪胎。它既兴起于封建专制政权之中，又卵翼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更以“共和国”的形式执掌统治大权。这一历史现象看起来虽有着诸多矛盾，但其发生、发展以至最后归于消亡，则绝非偶然。从理论上探寻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必然根脉，并对它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等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打破坚冰、开通航道的重要作用。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原因问题，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彭明认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69]。李新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密切相关[70]。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军阀时所持观点的影响。这一论点从宏观上看无疑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与说明。因为，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什么直至19世纪末才孕育北洋军阀这一怪胎呢？可见，仅仅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角度去揭示北洋军阀产生的原因，既显得笼统，也有些苍白。1985年，来新夏和任恒俊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此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提出了较为接近的观点。他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成因，首先是由于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朽和旧军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与延续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是列强侵华策略改为通过支持代理人而物色了袁世凯这类人物；而袁世凯在掌握一定权势后，又善于运用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71]。这一论述较之以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显然更具体、更丰满，也更具说服力。近年来，不少人又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或角度，对军阀和军阀割据产生的原因问题作了各自的分析与诠释[72]。任恒俊也在《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一文中，通过对南北新军在建立时间、装备训练、官兵成分、控制防范、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及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方面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南北军阀形成的原因及其大致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描述[73]。这些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探索与论述，无疑丰富了人们对北洋军阀形成原因的认识。

关于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过去一般都认为它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在政治上充当了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角色。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一文中明确提出，“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大地主”[74]。吴慧敏则从北洋军阀依仗政治上、军事上的权势大肆掠夺土地，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并由此兼有军阀和地主双重身份的角度，提出了“军阀地主”的命题[75]。80年代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的论者对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认识，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土地逐渐转移到一批以军事起家的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因此，军阀割据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并非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76]。而比较多的人则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在某一阶段某些方面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77]。有的论者更从北洋军阀和其他近代军阀所带有近代化特质的角度立论，认为他们不仅是封建权势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78]。也有的论者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来说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这个集团的一部分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发生转化，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79]。还有人则从北洋政府的政府行为这一层面的一个特定角度，即经济法制建设情况，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具体说明。认为北洋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80]由于大家立论的角度不同，因而看法上尚不尽一致，而且有的观点容或还有失偏颇，如有的论者提出的部分军阀官僚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的观点，似乎就值得商榷，起码有作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因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这一部分军阀官僚的身份是否也会发生变化而可将他们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呢？显然，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而尚不能遽下定论的问题。由于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问题涉及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不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还需要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因此，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还有赖于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深入。

关于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彭明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有三：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随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81]。李新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一)采用外国兵制；(二)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其饷源大宗往往来自关税、盐税、官办企业的收入(铁路、轮船局等)和发行公债、举借外债；(三)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四)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82]。来新夏等则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特点来认识北洋军阀集团：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第二，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第三，割据称雄，拥兵争霸；第四，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第五，纵横捭阖，制造政潮；第六，卖国媚外，残民以逞[83]。不难看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但在进而如何给军阀下定义、立界说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却比较大。李新在专门论述军阀定义的一篇文章中对军阀作了这样的诠释：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据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并在这块地盘上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军阀政治是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凡实行这种形式的封建统治者，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军阀[84]。这一关于军阀定义的论述可概括为私兵、地盘和武治(直接的军事统治)三条，其中是否实行武治是判别军阀与非军阀的最重要的标准。来新夏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私兵、地盘、武治只是作为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拿这三项和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的现实情况相比量，往往有不相符合者。给军阀下定义固然应包含条件，但最终须取决于本质，而最能体现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说行动准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给军阀下了如下定义：“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85]由于“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作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但尽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它的含义，却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关系到人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更关系到诸多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

对北洋军阀集团在辛亥革命前后各十六年活动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史学界曾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地一概贬斥否定到对其中的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与评判局限于阶级关系、阶级本质这一单一的角度，因此，“落后”、“腐朽”、“反动”也就成了该集团的冠词。在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揭露方面，黄志仁所撰《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北洋军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这是对历史发展的极大反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86]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现代化道路、摧残社会生产力的罪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北洋军阀顽固地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地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二)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三)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四)北洋军阀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87]。就北洋军阀的本质而言，这些论述与评价应该说是切中了要害的。但如果不是从单一角度，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去审视该集团在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也很难说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80年代后，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或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吴兆清、邓亦兵分别在各自研究北洋建军问题的文章中，对袁世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举措在近代军事发展史上的占有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88]。虞和平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四十多项经济法规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考察，认为这些法规发挥了以下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并得出了“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的结论[89]。而袁继成、王海林两人则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个重大外交事件的是非得失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与以往判然有别的观点，认为：冷静地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件事放到中国近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的长河里考察，就会觉得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有失也有得[90]。这些论述反映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一些具体事例或特定方面所起的不可抹煞的作用，那么，对这一集团在其整个兴衰存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又该给予怎样的总体认识呢？来新夏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估计：(1)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北洋军阀集团所把持的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作了铺路工作；(5)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91]。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些估计按过去的观点似有涂脂抹粉之嫌，但应该说是历史真实情况的反映；第二，从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充当主要角色的三十二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时期。虽然由于研究所限，目前对北洋军阀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尚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时期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化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与当时政治舞台的主角北洋军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长期以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过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角度立论，而且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以致对它们间的关系作了帝国主义是北洋军阀的靠山、后台，而北洋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之类的简单描述；有的论者甚至还把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视为北洋军阀的一大特点[92]。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有失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性的结论逐渐得到扭转。不少论者注意到，卖国媚外并不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全部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变幻的，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有的军阀派系确是卖国求荣、甘奉帝国主义为自己主子的，如段祺瑞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即属于此种类型，不少论者曾专门撰书立说，以大量确凿可信的事实给予有力的论证[93]。但也不能不看到，军阀有需要向帝国主义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94]。不少论者从具体史实的研究方面支持和证实了这一观点。如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外务省和军部互相配合，执行侵略政策”的观点，从而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诡诈多变[95]。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一文评价了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分析张在该事件交涉中所以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道：“其一，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维护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其二，受全国反日声势的震慑和影响。其三，与同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反对派的矛盾有关。”[96]而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一文则从财政、军火等的支持与援助几个方面，对1922年5月至1924年10月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期间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得出了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并不明显的结论[97]。这一观点与英美是直系后台、直系是英美代理人的传统看法有着较大区别。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这种既密切勾结、沆瀣一气，又各怀鬼胎、时起争斗的关系，贯穿了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并在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资料挖掘不够充分，研究成果又相对较少，且多拘于某一问题、某一片断、某一方面，因此，目前尚难于说清两者关系的全貌。

(二)关于北洋军阀史事的研究

历史需要史实的编织，而史实又贵在翔实可靠。由于北洋军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流传下来的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料极为丰富。但这些资料一方面比较分散，涉及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诸多方面；同时在记载、反映某些基本史实时，各种资料又常常存有异说。这种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也为广大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驱策驰骋的天地。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资料，对一系列个案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澄清某些基本史实的真相，也就成为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方面。

就专题研究的进展而言，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些具体的论述文章，但数量有限，论题范围也不广。“文革”期间北洋军阀史实际上成为革命史的陪衬，有关研究几成死角。80年代后随着北洋军阀史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独立地位的确立，专题研究的进展明显加快，成果明显增多，旧问题逐步取得一致，新问题不断提出，禁区逐个打破，空白次第填补。兹以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起落为线索，对一些争议相对较大或在北洋军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专题的研究情况，简述如下：

(1)北洋军阀的兴起、发展和形成时期。

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2年他出任临时大总统，是北洋军阀逐步奠定军事、政治基础，并最终成为政治军事集团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分歧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①北洋军阀兴起与形成的时间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兴起，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发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如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98]等；另外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和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也都持此观点，并专门叙述了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但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时间却存有三说：来新夏等认为应以袁世凯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标志，理由是：北洋军阀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从而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99]。任恒俊认为从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100]。李新则认为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的形成阶段[101]。意见不一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在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衡量，标准确定则形成时间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②北洋建军过程及其评价问题。来新夏认为北洋建军过程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102]。而邓亦兵认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时期，第三是北洋陆军时期[103]。北洋建军过程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它的时期划分不能仅仅依据部队名称的变化，而主要应体现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对北洋建军的评价，学者们已突破了以往将北洋军阀的反动性与当时的军制改革混为一谈的认识局限，对两者作了理性的区分，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如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新军的罪恶来认定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否定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104]。邓亦兵、姜廷玉等人对此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105]。

(2)北洋军阀的全盛时期。

从1912年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至1916年他因帝制自为而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自毙，是北洋军阀集团达到权力最高峰的大发展时期。对这一段历史，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以及李宗一《袁世凯传》、侯宜杰《袁世凯一生》与《袁世凯评传》、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专著均给予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这方面的论文，以往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白朗起义和“护国运动”等几个方面，近年来则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不少论者对一些以往未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如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政治制度以及袁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与议会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106]，揭示了这一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二是观点上有所创新。如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一直以“窃国”骂名相加；90年代以来，有不少论者通过进一步挖掘材料，并经对当时中外多种政治力量、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常宗虎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是因为：①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②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需“窃取”；③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选择了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107]。周彦则从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活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孙中山主动让位于袁世凯”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孙中山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的策略，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08]。孙中山去位与袁世凯掌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政权嬗递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难看出，从这两方面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虽角度不同，但观点上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向。

(3)北洋军阀衰落时期。

从1916年袁世凯自毙至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是北洋军阀集团由统一走向分裂、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时期。揭示这一时期直、皖、奉等主要军阀派系各自的基本发展线索，并对他们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所经常发生的矛盾冲突、纷争混战进行具体分析，是准确把握这一段复杂多变历史的关键，也是学术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点所在。(www.daowen.com)

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并率先登场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在各派军阀中是比较受关注的。关于皖系军阀的基本情况，黄征等人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一书给予了比较完整的专门介绍；另外，单宝、莫建来、胡晓等人的文章也对皖系军阀的形成、发展、衰亡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09]，勾勒出了这一军阀派系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由于皖系军阀的历史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弄清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真相，是皖系军阀研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多篇论文，对此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基本理清了日皖关系的纷乱头绪。直系军阀作为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后起之秀”，其在政局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直皖战争以后；直皖战争以前则由于高层领导不太得力以及阵营不甚稳固等原因而少有重要事迹可寻。这一特点决定了有关这一军阀派系的研究出现了前期历史研究相对薄弱、后期历史研究较为集中的不平稳状况。对冯国璋和吴佩孚这两位直系重要人物研究中所出现的畸轻畸重现象，即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随着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对直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前期历史的研究有一定进展。陆续面世的公孙訇编《直系军阀始末》和吕伟俊、王德刚编著《冯国璋和直系军阀》等专著及一些论文，介绍了直系的一般梗概，从中可得到这一重要军阀派系发展的大致脉络。奉系研究依托东北地方史研究的荫庇，成果令人注目。对奉系的研究往往与对其首领张作霖的研究连在一起，如常城主编《张作霖》、陈崇桥主编《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两书虽为评述人物之作，但从中可见奉系军阀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其论文则多偏于后期，且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奉系内部矛盾，如对郭松龄倒戈，枪毙杨、常事件等，均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110]；二是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如潘喜廷、韩信夫、郑敏、习五一等人的文章[111]，对奉系与日本既勾结又争斗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对直、皖、奉各派军阀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纷争混战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专题研究的重点，其中“张勋复辟”、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等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尤为研究者所关注。

“张勋复辟”是一个为人熟知而又论述不够准确的老问题。60年代初章开沅等曾进行过较全面的评述[112]。80年代初焦静宜又旧题新作，对复辟的诸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复辟活动既有张勋本身顽固的封建观念，也有当时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基础影响，以及各派军阀的争斗和帝国主义怂恿等方面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的张勋复辟，就不再是历史给予这一介武夫的偶然机遇，而是使人由此透视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面貌[113]。

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分裂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这次战争“冷战”长达两三年，而“热战”不过五天时间，便以直胜皖败的结局而告终。这一戏剧性的结果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华斌从直皖人心向背和战略战术得失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直系大胜、皖系大败的原因[114]。而章伯锋认为造成皖系在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因迫于英美的压力而未公开支持皖系[115]。莫建来则从奉系军阀的角度对战争爆发原因与结局进行了论述，认为直皖战争虽是直皖两派军阀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战争的发生及其结果无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16]。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控制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117]。这种分析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直皖战争使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尤其是直皖两系间的力量消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标志了北洋军阀史上的一个时期即段祺瑞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基本结束。

发生于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同为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军事较量，但战争结局却大不一样。不少论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出现不同结局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如苏有全从人心向背、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外交背景四个方面，对第一次直奉战争出现直胜奉败结局的原因进行了论述[118]。而李军、娄向哲、郁慕湛等人则分别对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败因问题作了具体分析[119]。其中李军的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遭失败，既有深刻的内在根源：①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与分化，②严重的财政危机，③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又有复杂的外部原因：①直系军阀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和曹锟贿选等丑恶行径使其成为全国各界人民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②反直同盟的形成，③国际背景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如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由此对奉系军阀在两次战争中的不同结局作了颇具说服力的诠释[120]。而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一文，则对直、奉两大军阀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政治得失、军事形势(包括战前准备、士兵士气、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财政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等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了对比分析，得出了两次直奉战争不同结局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结论[121]。同一交战双方两度交手，而结果迥异，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军阀混战爆发原因、结局及特点等的认识。

“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标志之一，一直是热门题目，但往往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忽高忽低的评价。关于这次政变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分歧意见：①“首都革命”说。这是早期研究这次政变的一般观点。②武装政变说。这是80年代以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可以王宗华、赵晓天两人的文章为代表。王宗华认为从政变中冯玉祥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来考察，这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又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122]。赵晓天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活动，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激进行动的一面，也有软弱动摇和持有改良主张的一面，因此，其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123]。③直系军阀内部权力斗争说。如有论者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不满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更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发动的，而是与曹、吴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矛盾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各种势力的联合反直及战争本身都给冯提供了发动政变的条件和机会。“那种把北京政变说成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和推动的一场推翻直系的进步运动的说法超越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124]。这一观点虽应者寥寥，但从冯玉祥思想发展和活动的全过程以及北京政变的历史条件来看，应该说有它一定的合理成分。关于北京政变的历史作用，多数论者给予了较高的肯定性评价，认为政变给当时最强大的直系军阀以沉重打击，削弱了根深蒂固的北洋军阀势力，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对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日后的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驱逐溥仪出宫，则从根本上铲除了复辟祸根，使封建顽固分子的复辟梦想最终破灭[125]。但也有不尽一致的意见，如有论者在对冯玉祥武力驱逐溥仪出宫事件的评价上，就对“这一行动铲除了复辟祸根，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评价不仅过高，而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即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拉拢、利用溥仪的机会”。能否把溥仪后来投靠、依附于日本归咎于北京政变，显然还有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必要，但文章提出“当时中国的复辟祸根不仅表现在小朝廷的存在和仍居紫禁城中，更主要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还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这是复辟祸根的思想基础”，因此，“不能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就等于铲除了复辟的祸根”[126]，这一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4)北洋军阀的覆灭时期。

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至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是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时期。关于北洋军阀覆亡的历史，一直没有一部专著予以全面、系统的阐述；间或有著作涉及这一段历史，亦多为叙述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而连带叙及北洋军阀的失败与灭亡。论文方面则有一些零散的成果，多少弥补了有关北洋军阀覆灭史研究几成空白的缺憾。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一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叙述，从中可得北洋军阀覆灭的梗概[127]。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一文通过对1927年春奉吴河南战争的具体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虽然仍属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但从全国战场上综合考察，仍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即它牵制了直鲁联军，使其不能全力以赴地支援孙传芳与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决战，减轻了当时北伐军主要战场上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最后崩溃[128]。而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一文则把北伐战争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即从广州誓师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与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作战的北方战场，并具体分析了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与南方战场呼应配合、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方面的巨大作用，从而为研究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或北洋军阀迅速崩溃提供了更开阔、更合理的思路[129]。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集团的最后覆灭，学术界基本肯定“易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认为此举结束了奉系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使中国由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这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进步作用[130]。也有论者认为此举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地位[131]。

(三)关于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

人物是历史长卷中的重要角色，也是历史研究中浓墨重彩的凝聚点之一。北洋军阀人物虽然在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只不过扮演了让世人唾骂的丑角而已，但由于他们曾一度居于历史制造者与拨弄者的地位，因此，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也是格外引人注目。

对北洋军阀创始人和总头目袁世凯的研究，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80年代以前，袁世凯一直在“窃国大盗”的帽子下晃动。1980年李宗一著《袁世凯传》面世，虽然作者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成说，称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但该书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可谓是以基本史实研究、传述袁氏一生历史的开山之作。后来，又有胡柏立《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著作相继出版，为袁世凯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也较多，且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论题范围广，举凡袁世凯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问题和细微末节均有专文予以具体论述和缜密考证，而且文章所探讨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少论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重要领域，并有一定突破[132]。二是对袁世凯的评价有一定变化。不少论者对袁世凯在内政方面的建树，如在晚清新政及民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133]，对其外交上的卖国行为，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也试图从“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合乎客观情理的解释[134]。如前所述，有论者对袁世凯“窃国”这一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并以大量事实为袁摘了帽，表明对袁的评价在思想上有较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论者对袁世凯的阶级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如韩明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中认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其根据是：“他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相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135]这一观点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因为如果说北洋军阀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争斗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运动，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和对象又将是什么呢？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仅次于袁世凯的角色，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人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特别是在祸国媚外方面较其他军阀尤为明目张胆。不少论者对段祺瑞执政期间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段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由武装侵略逐渐转变为政治拉拢和经济渗透的得力走卒[136]。近年来对段祺瑞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有人提出与涉及，老问题也每每有新的认识与评断。如对段祺瑞奠定了一生事业基础的参与北洋建军问题，过去没有专门文章予以探讨，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一文对段在北洋建军中三个方面的主要活动，即督练北洋新军、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和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操法、兵书等作了具体的论述，并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认为“如就中国的军制因此摆脱了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而言，段祺瑞这三方面的活动的作用及其在北洋建军史上的地位，诚然应予肯定。但如就主要因军队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民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阢陧不安而言，段祺瑞也实难辞其咎”[137]。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的评价问题，是常引起争议的焦点。单宝认为段祺瑞几次“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张共和、反对帝制，我们应当肯定，对他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承认，否则，是不公允的”；并认为他在清末民初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以及不参与洪宪帝制、反对张勋复辟等等，并非出于侥幸，而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138]。丁贤俊对此也基本持肯定态度[139]。而李开弟、徐卫东等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三造共和”不过是段祺瑞的自我吹嘘与标榜，是他“在清末民初为个人的权势和独裁而采取的政治手段，毫无真正拥护共和可言”[140]。意见不一的关键在于双方采用了不同的价值尺度，不同的评判标准，即一方重主观动机，一方重客观效果。其实，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并非可简单地用一种标准来进行准确地把握的。全面辩证地分析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这三个与“共和制”命运攸关的重要事件中的活动表现，则评价所得可能会更客观、更真实。对段祺瑞执政时期所积极推行的参战问题，过去曾简单地将它归结为“府院之争”而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论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是有理有利的”[141]，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出于现实和长远经济、政治利益”考虑而作出的“唯一必要的选择”[142]。史学界目前对段祺瑞的评价尚有较多分歧，说明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

张作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居于重要题材地位。80年代以前，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是一个“反动的军阀”[143]。80年代后，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对张作霖的评价较以前有所变化。如对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就有人对张一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双方关系的真实情况是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144]。更有论者认为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提出的侵害我国东北主权的要求采取抵制与抗争态度，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这一行动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事业”，对于他这种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不应因人废事，而应“予以肯定的评价”[145]。另有论者认为张作霖不仅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亦不是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而往往采取拖延的办法，表面敷衍，因而引起日本的不满，他之不见容于日本侵略者而被害，“是应该得到人们谅解的”[146]。从张作霖后期与日本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情况来看，这一观点较之以往张是因失去利用价值而为日本抛弃的看法[147]，似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张作霖早年寄迹草莽，这一经历对其一生发展以及特有的军阀个性的形成有着极大关系。潘喜廷根据地方档案资料与方志资料，比较系统地胪列了张氏自1899年至1911年间经营辽西十几年的概况，从而弥补了以往对张作霖早期历史发掘较为薄弱的不足[148]。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特别是20年代以后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的研究，除蒋自强等《吴佩孚》一书外，尚有多篇文章给予了专门介绍或论述。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一文，对吴佩孚由北洋军的一员悍将而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根据1919年吴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密约及对1920年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策略的考察，认为吴提出“救国同盟条件”这一军事密约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149]。这一方面反映了吴佩孚的政治本质与政治野心，同时也说明他后来能成为“八方风雨会中州”的重要人物绝非偶然。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一文，对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排兵布阵、指挥作战等作了专门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的一般情况[150]。而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一文，则具体分析了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乘机再起的情况。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而吴佩孚再起后立即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在英、日帝国主义策动下结成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盟，并以“讨赤”为名，联合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致使国民军在河南、山东溃败[151]。这一段史实清楚地暴露了吴佩孚为达其目的而不惜投靠各种反革命力量的面目。在对吴佩孚的研究中，有关其晚节的评价曾一度引起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在日本的劝降面前没有出山，这一表现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赞并应予肯定的”[152]。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之说，认为吴是日本中意的对象，他之最后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其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153]。由于当时日本与吴佩孚间的接触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就为弄清个中真相并给予恰当评价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在此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对吴佩孚的晚节问题应注意以下两点：①吴最后没当汉奸是事实俱在，这应是评价其晚节的立足点。②吴受忠、孝、节、义等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熏染至深，晚年更是醉心于《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等书稿的著述，试图以封建伦理道德挽救世道人心，这一思想认识基础在考察其晚节问题时应给以一定重视。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内向往进步而逐渐摆脱旧营垒的人物，一直为史学界所注目；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冯有“民主将军”的美誉，更由于为贤者讳，因而对其早期历史不愿多所涉及，甚至希望他从一开始就很进步。其实，承认冯是由旧营垒杀出来而成为一位“民主将军”的事实，不但无损于其形象，反而会使他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高大。目前学术界对冯玉祥一生的总体评价，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他“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154]；但在对其思想转化过程的认识上，尚存在一定分歧。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正式从北洋军阀集团中分化出来。但同北洋军阀的决裂并不意味着他已完成从军阀到革命将领的根本性转变。有论者认为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是冯玉祥政治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他开始由一位军阀营垒中的爱国将领转变为革命将领[155]。另有论者认为，“北京政变”直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并未完全摆脱军阀的范畴，直到1926年南口战役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教育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单纯地维护本派系利益而发展为以国民革命为目的[156]。还有论者认为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是在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157]。其实，冯玉祥政治思想的转变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而有一个逐步转变、不断提高的渐变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两种矛盾的思想即救国救民思想和封建军阀思想在冯玉祥身上交织在一起，并交替对他产生影响，这也是他在政治上走过了一条呈“之”字形轨迹的曲折道路的主要原因所在。

除上述重要军阀外，对其他二三流军阀如冯国璋、曹锟、张勋、徐树铮、孙传芳、郭松龄、张宗昌、吴俊陞、杨宇霆等，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进行了一些研究，表明北洋军阀人物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人物评论原来多重个体，从80年代后期起，始有群体研究之成果应世。辛培林编著《军阀列传》编列了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张勋、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陞等十位北洋军阀重要人物的传记，虽然各传独自成篇，但可收相互比较，从军阀人物个人成败窥知北洋军阀兴衰全貌的功效。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158]系北洋政府历届总统与总理的评传之作，书中在详尽评述北洋时期七位总统、二十九位总理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期政争激烈、阁潮迭起、政权频频易手的政治景象。焦静宜所著《二十世纪初的遗老遗少》[159]将段祺瑞、张勋、吴佩孚等置于清末民初的过渡时期予以论述而别赋特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为个别劣迹昭彰但也有一些善举的军阀如袁世凯、吴佩孚和徐世昌等人招魂翻案的风气。诚然，学术贵在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就会失去生命力，但创新并不是刻意地去立异。因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学术的人是不能背离求真求实这一学术的根本宗旨的。学术如失去真实，也就不成其为学术了。就北洋军阀人物的评价而言，不顾事实地随意夸大他们的功德或掩饰他们的罪责，同过去极“左”年代所盛行的全盘否认、一棍打死的治学风气一样，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扭曲。对此，李文海、梁溪人等人曾专门撰文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意见[160]，值得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