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上述的军阀共性出发，进而对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作了如下的分析：

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31]。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据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情况来论定整个性质。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32]，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还有一种意见是通过对45个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他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亦应“属于民族资本”[33]。这一意见似乎过于强调了资产阶级性质方面而忽略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封建性，对于“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来源也没给予应有的注意。

近年来，更有人认为清朝被推翻后，旧地主已不是军阀割据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真正的社会基础乃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因为“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34]。这是比较新颖的见解。但是，一则辛亥革命以后农村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旧地主在易朝换代之际究竟受到多少冲击值得考虑；二则有不少遗老遗少，沐猴而冠，与袁世凯积极合作；三则即使旧地主被新兴军阀官僚所取代，那对地主阶级是一种强化，而不是削弱；四则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只是军阀利用和驱使作为炮灰的无辜牺牲者，难以成为社会基础。

我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大致在1914年以后。

北洋军阀的大小军阀普遍地霸占土地、广置田产房舍，进行封建性的榨取和剥削，它的总首脑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400顷左右，其家族占有彰德全县田产的三分之一。奉系军阀张作霖依恃权势攫夺了大量土质肥沃、交通便利的良田美产；他的部属则“按特别低廉的价格把有前途的地点买进，再慢慢吞并四邻”[35]。直系军阀李纯因历年在江苏、江西等地搜刮民脂民膏而拥有巨额财富，他除储存了黄金、珠宝和股票外，还把大量财富投放到土地和房产上，其中仅天津地区的地产就近百顷，值银近30万银元；在津出租的房屋有6000余间，值银127万余银元；另有家存现金达300余万银元[36]。

北洋军阀集团的大小军阀早期由于大多出自农村，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进行封建性剥削的手段比较熟悉。对于近代工业，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发展尚不显著引人；另一方面这些军阀缺乏对近代工业的充分了解，还不大熟悉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所以多数军阀基本上仍是霸占土地的大小地主，因而北洋军阀集团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社会基础。但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业利润成倍地增涨，大大地超过了地租剥削所得，从而引起了他们的贪欲，于是纷纷向工业投资。这种投资活动特别显著地表现在天津地区，从1914年至1925年天津新建工厂26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有11家，占新建工厂的42.3％。这11家工厂的资本总额是1520万元，占26家资本总额2926万元的53.7％。如1918年开业的裕元纱厂实际上就是安福系军阀官僚所办，该厂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有：国务总理段祺瑞、安徽督军倪嗣冲、陆军次长徐树铮、外交总长曹汝霖、交通总长朱启钤、众院议长王揖唐和安福议员王郅隆等。全部股本200万元，仅倪嗣冲一人就占有110万元[37]。在直隶遵化、兴隆一带有倪嗣冲、冯国璋的三处金矿。山东的中兴煤矿就是徐世昌、朱启钤等人用私人名义创办的。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北洋军阀的投资——他们有倪嗣冲、徐树铮、徐世昌、王占元、吴佩孚、孙传芳和冯国璋等人。北洋军阀的要人在各企业中的投资数都很惊人。据一种不完全的统计：徐树铮800万元、徐世昌1000万元、靳云鹏2000万元、倪嗣冲2500万元、梁士诒3000万元、王占元3000万元、曹锟5000万元[38]。因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军阀们通过土地榨取地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又以所得进行高利贷剥削和购置土地。这三者的资金相互转化、增值，使这批人物既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带有某些资产阶级色彩。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与旧的封建性军阀的主要分界点。

第二，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期洋务派提出来用以挽救清朝政权灭亡命运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固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强化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民国以后，北洋军阀集团掌握了政权。它面临的是一个新旧并存、中西杂陈的过渡性社会。它把“中体西用”思想推衍到政治范畴。所强调的“中体”，虽然不能公然宣扬“君权”，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伦常关系；而所谓“西用”，已不仅采用西方的军事操典、器械、营规，还借用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宪法、议会、选举等等。所以，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只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撞击下体现“中体西用”的军阀政权而已。所谓国会选举、府院之争及历次阁潮等等，无一不是北洋军阀集团利用西方民主形式来达到其封建性目标的所作所为。各种民主机构甚至宪法都被北洋军阀集团用来作为封建性统治的装饰品和工具，一旦不合于“中体”，那“西用”就会成为牺牲品，如解散国会、缴销议员证书、暗杀政党领袖，终而要埋葬民国，实行帝制。

北洋军阀集团的“西用”内容比较明显，而“中体”内容究何所指？我们认为：它基本上是儒家的封建伦常关系。有人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是儒学之士。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受过教育的军阀不过占其中的30％，而其余的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39]。这些人当然不可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儒家文化，但不能认为他们没有受到从封建制度下因袭而来的传统儒家文化所给予的影响(如思想观念、礼俗、习惯、传说等等)，而且他们确在实际生活中利用了儒家文化。陈志让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北京政府自1912年建立到1928年倒台，控制它的军阀始终固守着儒家思想，同时更试图借着儒家政治原则来统治这个儒家体制已经解体的国家。”[40]所以，北洋军阀集团的“中体”可以作如下的概括，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封建伦常为纽带，维护一种异常明显的层次性宝塔式的统治系统和等级隶属关系，以延续甚至恢复封建体制和封建行为规范。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典型。他一方面以“儒将”自命，崇尚关岳，标榜维护华夏尊严，排斥外来事物，以此所谓“中体”，适应封建守旧的口味；另一方面又改革军事，聘请洋顾问，接受西方文化，以此所谓“西用”，博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赞誉。吴佩孚按照半封建半殖民地“中体西用”的思想要求，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学贯中西”而为中外人士都能接受的人物。他机智地利用民主舆论，高唱救国爱民以粉饰自己，而实际上却制造“二七”惨案，怂恿曹锟贿选，组织直奉联盟等等以维护封建主义之体。1929年，吴佩孚全盘失败退出政治舞台后，似乎经过自省反思，发表了《循分新书》，明确地阐述其“中体”思想。他说要“奉行礼教以达圣人境界”；并认为“共和是现今社会道德的衰微”，要“振衰起敝，唯一之道是要振兴文化”[41]。

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主流思想的代表。但事与愿违，他们由于无知、少知和悖于时代要求，宣扬和利用儒家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即那些难以为时代所接受，甚至令人发噱的丑陋内容。他们的所谓“振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践踏儒家文化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破坏。儒家文化中应该扬弃的陈腐部分和弱点被他们“提倡”得暴露无遗，以致“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类近乎绝对化的口号与此不无关系。具有“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又是北洋军阀与前此军阀的不同点。

第三，割据称雄，拥兵争霸。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皖系控制了山东、山西、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新疆八省与热河、察哈尔两个特别行政区及淞沪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系则控制直隶、湖北、河南、江西、江苏五省与绥远特别区、宁夏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皖战争后，直系势力勃兴，地盘更有扩大。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立足和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搜刮财物以供混战粮糈和私欲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

(甲)正杂税经常收入1100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

(乙)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600万元；

(丙)纸烟特税300万元；

(丁)1927～1929年田税丁漕预征约1400万元。

四项合计共达3400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1亿元以上[42]。其他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

有兵斯有权，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它更体现在北洋军阀身上。当他们割据一方自雄时，必须要有兵力来维护地盘并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当他们掌握全国政权时又必须运用兵权以实现武力统一，巩固它的统治权。当时全国兵员数目已相当庞大，如1916年全国的正规军、巡防队和杂牌队伍，共计有目兵“约六十五万名”[43]。这是官方显然缩小的数字，又未计官佐在内。所以，另一份资料的统计就共有“八十七万八千零九十人”[44]。1919年即达138万多人[45]。1925年又增至1436180人[46]，比之1916年，仅仅十年即增加50多万兵员。当然，北洋军阀集团各派系的兵员在其中即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无不抓紧时机，扩充兵员，如直皖战争前，皖系拥有3师4旅的兵力；直皖战争后，直系崛起，其嫡系兵力即有7个师、5个混成旅。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直系兵力已近10万，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大事扩充，殆达25万人之众。奉系在1921年时拥有5个师、23个混成旅、3个骑兵旅的兵力，而到了1925年9月奉系鼎盛时期，兵员增至36万余人[47]。

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似乎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就是不论官位多高，都要亲自抓一支军队在手里。袁世凯的权力已达顶峰，但是他仍然要成立一个模范团，自兼团长，名为培训军官，实则抓住实力核心；又专门成立一个“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亲自定夺一切军事要政。段祺瑞媚日卖国，冒天下大不韪，专门编练一支“参战军”。一般情况下，军阀们决不放弃亲领军队的师长之类的官位，如权倾中外，显赫一时的吴佩孚是以第三师师长兼巡阅使；五省联帅孙传芳是以巡阅使兼第二师师长；奉系首脑张作霖除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特区都统等三项重要职务外，仍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正因为军权重要，所以一旦打算更动或剥夺其实际军权时往往会发生变故，如吴佩孚曾把直隶督军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河南督军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湖北督军萧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师师长职衔一律开去；他又想免去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王怀庆所兼第十三师师长、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职衔，结果在直系内部招来了这些大将的猛烈反对，王承斌甚至到保定面见曹锟，以辞职相要胁。北洋军阀之所以如此“爱兵如命”，是由于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不如此就无法保护他们的地盘和职位，也就无法立足于当世。有些军阀史的研究者就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研究的侧重点[48]。

第四，各树派系，荣损与俱。(www.daowen.com)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49]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50]，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狲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明显分裂。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目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藉，几无立足之地。

北洋军阀集团不是单纯的军事集团，而是对政治、军事、财政、外交诸方面都具有操纵控制权的集团，所以它不是清一色的军事集团。它除一批愚而自用，狡而弄权，形形色色的赳赳武夫外，还有一批赞画帏幄，推波助澜的政客帮闲。这些人厕身于军阀幕下，为之密谋划策，而军阀也依靠这些人为左右手而呼风唤雨。两者狼狈为奸，同恶相济，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祸害。如阮忠枢入袁世凯幕未久，就被袁世凯“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51]。阮忠枢一直为袁世凯办理“切身政务机密”，充当袁世凯与文武部属间的联络人员。袁则赞誉他“才长心细，学博识优”[52]。徐世昌是袁世凯的高级谋士，为袁世凯起草文告，制定策略，密谋措施，无不用心，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崛起至覆灭全过程的轴心人物。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综揽中枢，又兼理金融，事权之大，罕有其匹。帝制时更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假民国之名，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还网罗了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杨度、赵秉钧、陈璧、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周学熙、田文烈、张一麐、曾广钧等辈，作为自己的亲信僚属，结成一幅“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53]的政治罗网，抛向全国，这种古无今有的局面正是北洋军阀集团势力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

段祺瑞的统治，主要依靠徐树铮、张志谭、傅良佐、曲同丰诸人，而徐树铮尤为寸步难离的重要僚属。徐树铮威福自擅，左右政局，是段祺瑞的政治灵魂，段记北洋政府的决策人。直系军阀曾通电声讨徐氏罪状说：

……蒙蔽总揆，胁制元首……国会夭绝，都门祸起……安福诞生，结党营私，揽权窃柄……强分界限，挑拨感情。既思以北图南，更谋削直祸皖……欺蔑前辈，藐视王章。[54]

这正是显示出徐树铮炙手可热的显赫权势，而段祺瑞则倚之若左右手，不可须臾离，甚至不惜以个人去就来维护徐树铮的弄权。

吴佩孚的重要幕僚张其蹡于1918年入吴幕，曾致函吴佩孚历陈吴兵南下与北归的利害得失而使吴拜服，从而即通电倡导“全面和平”。从此以后，张其蹡一直是吴在各项政治、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助手。可谓谋士依附军阀玩弄权势，军阀信用谋士如虎添翼。

第五，纵横捭阖，制造政潮。

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如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民主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取利，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自为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55]，对盲目相信其虚伪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手段；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56]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57]，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绌，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

段祺瑞继袁世凯而起，一仍故智，始则纠集“公民团”，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强迫通过“参战案”，借以组练“参战军”，扩充和加强皖系的兵力；继而策动“督军团”，制造“张勋复辟”，以树自己“再造共和”之功，并弃置国会与《临时约法》，公然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58]，司马氏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了；终而组织安福俱乐部，制造安福国会，操纵选举，以图控制全面政权，走上极峰地位。不幸被其后辈吴佩孚所击败，不得不息影政坛，遁迹津门，以图伺机再起。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继袁、段而后的中心人物。他既是能征善战的干将，又是制造政潮、玩弄权术的能手。1920年8月，当南北对峙、并立政府时，他通电全国，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政治主张，企图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政府。这一企图由于张作霖的反对而未能如愿。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他为了打倒奉系，先对由日本和奉系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制造“倒阁”政潮，后与奉张进行电报战的政治攻势达三个月之久，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击溃奉系作了舆论动员。

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但也涉身于政潮之中。他除了在幕后支持梁士诒、潘复之流组阁以控制政权外，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制造了一个临时执政府，又虚伪地拥戴皖系首脑段祺瑞出任执政，并由段祺瑞出面召开善后会议，作出裁军息战的姿态，对人民进行政治欺骗，这个由张作霖制造的执政府在政治制度史上是他以政治为儿戏所产生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畸形儿而已。

由于北洋军阀集团的玩弄政治，致使政潮迭起，内阁更易频繁，在短短十六年中，内阁更换46次，正式上任和代署的阁揆达29人之多，多则三两年，少则数月，与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十七年间易揆数数，可称后先媲美!是以政令纷更，社会动荡，人民不仅身受战火兵乱之苦，还要日日处于惶惶不安的心态之中。

第六，卖国媚外，残民以逞。

北洋军阀集团以出卖国家利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扩充实力，进而建立反动统治，控制和操纵政权。袁世凯在清末就以出卖路权来乞求帝国主义的培植。当时，由于他已在清廷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成为日本企图在上层培植亲日势力的对象。日方一面敦促他招聘日本顾问，派遣留日学生，一面又向他提供新式武器。辛亥革命以后，他为了镇压革命，统治人民和为一姓的尊崇而谋实行洪宪帝制时，更不惜以国家权益换取善后大借款和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件”。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经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在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实际权力期间，皖、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多次大宗交易，据日方已公布资料，段祺瑞向日本进行各项借款达3.8亿余日元。他为适应日本的需要而以参战之名获取日本经济上、政治上的“援助”，编练了参战军3个师。他更肆无忌惮地与日本签定陆海军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华驻军，并享有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直奉军阀也都竞相投靠帝国主义以换取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

正是由于北洋军阀集团和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相互勾结，遂使二者的利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于是，帝国主义便以政治上的承认与支持为条件而对其统制下的政府颐指气使；以军事上的资助军火，派遣顾问，训练军队而得以操纵武装，制造军阀混战；以经济上的借款设厂而得以劫取利权资源，终于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掠夺、奴役的对象。军阀们则由于借助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资助，就可以编练军队，增强实力，因而极大地满足帝国主义的予取予求，充当政治买办来巩固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二者日益紧密的勾结，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丧权辱国，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北洋军阀集团在卖国媚外的同时，对内则施行其凶残酷虐的统治，即以袁世凯的军警执法处而言，屠戮残害之罪恶，罄竹难书。衔冤负屈，为数累累[59]。至于连年混战，荼毒生灵，残害地方，破坏生产，尤不可胜言，即如1918年4月间，湖南醴陵因混战而遭杀害的达2万余人[60]。混战的耗费更是数额惊人，而且岁增不已，据1925年初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不久的一种统计，年军费支出已达2.2亿元，较之1916年的1.4225亿元，已增多7775万元[61]。

巨额的军费，再加上所有军阀无不过着奢侈淫佚的生活，这些沉重的经济负担最终无不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军阀们利用种种搜刮方式来开辟财源以解决其开支问题。他们的搜刮方式主要有：

(1)举借内债。根据一种统计，自1912至1926年，北京政府共发行了28种公债，发行总额达876792228元，实发行额也达612062708元[62]。这些都是有借无还的官债。

(2)勒征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至数十种，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据统计，仅1924年四川的盐税附加税竟有26种之多，1914年以后河北省创行了烟酒牌照税和印花税等[63]。

(3)滥发纸币票券。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64]；在河南发行400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65]。其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人民生活困苦。

(4)栽卖鸦片。强迫种烟征税，是军阀普遍采用的阴险毒辣手段。陕西眉县、宝鸡及西部各县，对所有农户，不论种否，一律征收鸦片税。湖南湘阴、石门等县，对违抗种烟令者，“除罚洋以外，竟有处以死刑者”[66]。这笔收入相当庞大，如1924年，甘肃每亩鸦片烟税为8元至15元不等[67]。陕西的烟税比田赋要高3至4倍。刘镇华督陕时，虽仅辖十数县，而烟税收入年达1500万元以上[68]。尤为恶毒的是，他们还动用武装，贩运鸦片，不仅牟取暴利，还流毒各地，戕害生命。

他如田赋预征，兵差折价，临时征发，岁时犒劳等等，无不出自民脂民膏。人民陷于朝不保夕，叫苦不迭，辗转呻吟的绝境。

从上述六大特点看，北洋军阀集团无疑义地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各十六年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扮演了历史舞台上为人唾骂的丑角，当然，在这三十二年中它曾起过的某些客观作用仍有必要作出应有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