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军阀”下定义、立界说，但直至目前仍难得出一个能为多数人所认同的共识。我们为了撰写《北洋军阀史》，遂以北洋军阀集团为主要着眼点，在概括诸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来探讨“军阀”的定义这一问题。

(一)关于“军阀”定义的各种论点

“军阀”这一名词，我所见到的最早文献记载是《新唐书·郭虔瓘传》中所记：“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6]

郭传中“军阀”一词的含义有别于后世之所谓“军阀”。这个“阀”是阀阅之家的“阀”，是指世家门第，即指官宦人家门前旌表其功绩的柱子。“军阀”是指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褒意。但近代以来被冠之以“军阀”的个人和集团因处于潮流发展的对立面而使“军阀”一词毫无疑义地成为贬词，并已有人使用其贬意。1918年底，陈独秀就曾为军阀下过定义，他认为：军阀是“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7]。1918年底至1919年，梁启超在欧游时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曾说：“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并认为军阀就是由“弱肉强食”这条路上产生出来的[8]。1919年9月，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其《复于右任函》中第一次使用“南中军阀”一词，并斥之为“暴迹既彰”[9]。次年初，政论家谭平山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军阀的含义，他说：“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叫做‘军阀’”[10]。那就是说，军阀就是掌握军事政治实力的宗派集团。这些分析和评论都已从贬意来立论。

北伐战争时，“打倒军阀”的口号响彻神州，“军阀”已完全成为贬辞。当时的胡汉民和蒋介石等似乎都曾为“打倒军阀”这一口号作注解而对“军阀”下过定义。胡汉民在一次演讲中曾说：“一个军人上没有为国家的利益，下没有听民众要求解放的呼声，只是前面靠官僚、政客、土豪、劣绅以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做了虎狼；后面勾结着帝国主义做了声援，这就是军阀。”[11]蒋介石在另一次谈话中曾说：“军阀把持的是地盘……要的是财产……爱惜的是自己的生命……取给的是帝国主义。”[12]这些分析是近理的。可笑的是，后来他们的行为却重蹈了自己对“军阀”所下的定义。

以后，这个问题很久没有人正式涉及，直到近十多年由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与编写又引起人们的注意，海内外学者都对此发表过意见。彭明曾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中提出三条军阀定义，即：“他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他们各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他们)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他明确地提出前两点“是一切封建军阀所具备的”[13]，那么后一点显然是指近代军阀所特有的。这三条基本上代表了过去一些人的观点。

《中华民国史》主编李新为了指导民国史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部分的编写工作，专门探讨了军阀的定义。他从1981年起连续在有关军阀史和民国史的讨论会上论及这个问题，概括地提出了私兵、地盘和武治三条，有些人对此曾表示过异议，李新经过进一步思考、补充和完善，正式发表了专门性论文，明确地提出：

我认为：军阀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现象。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私人军队。它通常据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

封建统治有两种相对不同的统治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军事统治，凡实行这种形式的封建统治者，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军阀。[14]

李新的这些论述归纳起来仍是私兵、地盘和武治三条，但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篇论文中也提出了如“军阀常有割据的现象。但割据并不一定是军阀，因为割据并不是军阀的本质”等见解。在这篇论文中，李新为了论证以武治作为军阀定义的理论根据，同时提出了“乱世出军阀”的论点。他说：

军阀总是产生于封建的“乱世”而不是产生于封建的“治世”。每当封建乱世，合法的最高封建统治者总要实行严酷的直接军事统治。这其实也就是军阀统治。作乱的封建统治者拥私兵以谋夺权，当然也是军阀。在野的封建主有的也乘机招兵买马，据地称雄，这也是一种军阀。至于官逼民反，农民因无法生活而造反起义，更是常见的事情。农民起义当然是正义的斗争，但其胜利发展的结果仍然要称王称帝，走上军阀的道路。可见封建乱世，军阀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军阀现象是普遍的。

这一观点似尚可商榷。其意是凡在易代逐鹿之际的各色人物几乎都被网罗于军阀之列：掌权的、夺权的、在朝的、在野的、称王称帝的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等等都无一幸免。诚如所论，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商汤、周文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等等都可以称作军阀，至少有过军阀的经历，而中国历史也只不过是一部军阀更迭史而已。所以这一观点是难以令人苟同的。

1989年，台湾学者张玉法提出如下四点作为军阀定义的依据，即：(1)养军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和本军的利益，(2)武力被当做解决纷争的正常途径，(3)军事权不受行政权的拘束，(4)国内如此，甚至国际种种秩序、法律也不顾及[15]。这是从军阀不合乎正常行为准则行事的角度来论证其定义的。

1990年1月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一书的作者段云章在该书第一章中分析了近代军阀的特征，他提出了其他论著中未尝明显涉及到的内容，即从剥削方式的角度立论。他说：“近代军阀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而且依靠外债、关税、盐税和官方企业的收入。”[16]

1991年8月出版的《新桂系史》一书的主编莫济杰则对军阀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他们依赖帝国主义的扶植；充当地主买办的政治代表，压迫剥削人民群众；拥有私人军队，以军队控制政权；割据地盘，实行‘武治’。在这些基本特征中，又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军事、政治特征，那就是军队私有和割据地盘。”[17]

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也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中较早的著述是美国学者薛立敦(James E.Sheridan)于1966年完成的《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事业》一书[18]。该书曾被誉为美国研究中国军阀的第一部著作。薛立敦在该书的开端即为军阀做出如下的定义：“军阀是藉着不受外力控制的军事组织，在一定的区域内行使有效的统治。”

薛立敦还以冯玉祥作为军阀的一种类型进行剖析，指出军阀的共同特点是：(1)握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势，控制一定的地域范围；(2)武力是进行统治、巩固地位的最重要手段；(3)掌握的武力是私家的军队；(4)这种军队既无忠于“君主”、“恩主”的思想，也不为国家效力；(5)谋取私家之利，维护一帮地位，是其最大职责。二十年后，薛立敦在分撰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六章时仍持原观点，极其简要地给“军阀”下一定义说：

最简单地说，“军阀”就是那种指挥着一支私人军队，控制着或企图控制一定地盘，并且多少是独立行动的人。在中文中，“军阀”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令人想起一个自私的、丝毫没有社会意识或国民精神的司令官。[19](www.daowen.com)

1968年，因后来撰著《军绅政权》一书而享誉中外的陈志让撰写了《中国军阀派系诠释》[20]一文。这篇论文虽题为“诠释”，但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搜罗资料颇为完备的一篇涉及军阀定义的论文。他在征引了军人、政客和学者各类人士[21]的诸种论点后认为：“大凡这些有关军阀的定义都同意私军及控制地盘为军阀的二项基本特征”，并总括出军阀的定义：

他们之成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非儒家之士，也非民族主义者。他们那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心理往往是胜过他们对国家或王室的忠心。这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在历史上的特质。

从逐渐衰退的儒家文化观点来看，军阀是无节操、无耻之徒，从不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是落伍的。因为不可否认的，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是毫无操守可言，而且每每不合时宜，因而易被认为是军阀。[22]

陈氏除了私兵和地盘二点之外，又增加了心理状态和行为操守的界定内容。

1973年，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在集结其历年有关近代军阀论文所编的《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近代军阀所具有的五种性格，即企业性，买办性，地主性，兵士素质差、与土匪没有什么差别和军队的私兵性[23]，其第四项似可简称为土匪性。军阀的这五性只是从近代军阀的阶级性格这一主要点上所作的分析。

1976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系教授齐锡生在他所完成的学术专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第一章“导言”注中曾对军阀作过如下解释说：“虽然‘军阀’(warlord)是一个通常惯用的名词，并用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以表示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时期，但是它含有轻蔑、非难的意思。甚至在20年代，对于究竟谁是一个‘军阀’，谁不是，常有争论。其要点在于‘军阀’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一个受人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不会被称为‘军阀’，这个名词常用来称呼坏的军事领导人。”[24]齐氏这种把军人按世俗所说“好”与“坏”的论人标准来划分是否军阀，虽显得有些含混，但是，他却提出了以行动准则来考虑“军阀”含义的思路。

1978年，陈志让在其所完成的《军绅政权》专著中，专门在序论中确立了“定义”一门，搜集了民国以来梁启超、胡适、孙中山和一些直奉军阀对“军阀”定义的诠释[25]。

1991年，日本学者渡边惇所撰《北洋政权研究的现状》一文之三“近代军阀论”一节中，曾概括了中外学者对军阀的定义和概念为三点，即：(1)军阀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持有军队。并且，这个军队的首领，以家族、亲族、同乡、同学、师弟等封建的人际关系来掌握统领。(2)总想占据能支配一切的地盘，这种地盘有从固定的到比较流动的。其规模从一个区域的一小块地方，到大至旁及数省。(3)在此地盘上建立独立、半独立形式的直接的军事统治。它同文治、武治毫无关系[26]。

(二)“军阀”定义驳论

综观中外学者对“军阀”的定义，比较集中于从私兵、地盘和武治这三点来立论。我们认为：凡确定一个定义和界说，应该用许多事实的比量来验证，看是否讲得通，并且看是否概括得比较完善。上述三点与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的许多史实相比量，似乎还有可考虑之处。

所谓“私兵”，应指隶属于一主一姓，与主人共存亡，同荣枯，忠诚不二，只能玉石俱焚，不能易主统率或随意调动的武装，如地主庄园的护庄乡丁之类。北洋军阀虽然内部有自树派系、私人结合的特殊关系，但其所统军队不能完全称之为“私兵”。如袁世凯在已拥军六镇的情况下，只需一道诏谕，即可抽调移戍，甚至还被责令休致回籍。袁世凯纵然还可以通过特殊关系暗中操纵，但他在事实上只能惟命是从，离开军队，垂钓洹上。以后的军阀则更是常有易帅夺兵的情况，而并非是“将”能终生专其“兵”，或“兄终弟及”、“子承父业”地掌握军队。所以说“军阀”有私兵是不够确切的。与其说“私兵”，不如说“军队”或“武装力量”，或如薛立敦所言的“军事组织”，更为妥贴。当然，军队或武装力量无疑是军阀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之一。军阀如无军则难乎其称“军阀”了。至于解除兵权后的军阀，则因其曾有此经历而无需由于其手中无军而抹去其军阀的往事。

割据一块地盘是军阀所必需，也是军阀存在的一种现象。因为不割据一块地盘就无经济来源、士兵来源和活动发展的舞台。军阀需要割据，但不能由此而作出凡割据都是军阀的反命题。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军阀所割据的地盘，尚非占山为王，而是其驻地。这些驻地往往是上一层统治者所分配或划定。如东三省巡阅使、湖南督军、某某镇守使等等，都给以地盘区划的限定，即使相互兼并，也必在事定后履行报告备案的手续。其次，割据地盘是可为各种不同行为提供条件的，如果只看到起义者和革命者的割据现象而不考察其目的行为，其结果必将失去了历史的真相；反之，认为不割据或倡言统一的就是非军阀，也是不恰当的。割据与统一是对立的概念，但不能仅以表面现象作为划分军阀与非军阀的依据。有些学者或曾以此作标准而不把袁世凯列为军阀，认为袁世凯统治时尚未分崩割据，而是全局统一。这岂不是把整个北洋军阀史中关于北洋军阀产生、发展的历史阶段切割掉了吗？如果把袁世凯的一生作综合考察，他是难逃“军阀”这一恶谥的，何况袁世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呢？[27]从具体情况看，北洋军阀有割据之实，但他们从不自承割据，而且在割据的后面，还在无限制地扩大一己的实力，却恰恰把“统一”作为一种口号或招牌。无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等人都曾高唱“统一”，企图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其他派系。在北洋军阀集团统治时期，“统一”口号几乎凌驾于一切口号之上。当某一方的力量足以制服对方，并想用武力兼并对方时，便以“统一”为口号，称为“武力统一”；而当自己拥有了既得利益，但又没有足够力量制服对方时，则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以粉饰自己，维护自己。一些官僚、政党也仰军阀鼻息追随呐喊，组建“统一党”、“统一促进会”等。他们虽然自有其目的与背景，但多反映或利用了人们要求统一的心理状态。有些实力相对弱小的军阀，虽然割据一方，但却不敢独树一帜，充其量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依然表示听命于北京政府。这就是因为不敢公然反对“统一”，所以接过“联省自治”的口号而为己所用。因此，我们不能以他们高唱“统一”的现象来否定他们的割据现实和军阀身份。

至于以“武治”作为军阀定义的标准也值得商讨。“文治”和“武治”[28]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任何统治者都是文武兼资而不会单纯用一种方式的。刘晓的《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一文中明确表示不同意两种统治形式的观点，认为军阀政治是“通过近代民主政治的形式实行专制的政治统治”[29]。即无所谓“文治”与“武治”之分。至于某些人物或集团在其濒临灭亡而进行所谓“武治”，撕掉一切面具，抛弃所有手段时，可能一味残暴施虐，失去理性；但那只说明丧家之犬、釜底游魂的垂死挣扎而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连年混战，兵灾不断，残害民众之际，不仅进行祭天、祀孔、读经等封建主义的“文治”教化，还运用议会、政党、选举种种尽管被扭曲了的西方民主制度。具体如吴佩孚之流，一面穷兵黩武，叫喊“武力统一”；一面又提倡“好人内阁”，鼓吹“劳工神圣”，这不正是“文治”、“武治”的兼用吗？反之，一些起义者和革命者为夺取政权，解民倒悬所进行的正义战争和强力推行的进步措施，若归之于“武治”而侪之于“军阀”，岂不又混淆了本来很清楚的历史是非了吗？

我们认为：所有上述那些为军阀下定义的论据，只能作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定义的不完整论据。无论私兵、地盘、武治以及其他等等用来和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的现实情况相比量，往往有不相符合者。所以，它们只能是一种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定义固然包含着条件，但应取决于本质，而最能体现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者说行动准则。

过去，人们对军阀的行为或行动准则往往只是一种简单的直觉观念，认为军阀行为粗鲁野蛮，随意行动，没有什么准则。实际并非如此，任何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和他们奉行的准则都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国外学者的一些著作在讨论定义和界说时已经涉及到军阀的思想意识与心理状态[30]。那么，以北洋军阀集团为代表的近代军阀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是以“中体西用”为其指导思想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冀挽救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北洋军阀集团的小站练兵和民国时期的各项活动都是“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具体体现，并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一大特点。

从北洋军阀集团的主导思想、本身具备的条件，特别是他们的劣行和对社会进程所起的反作用，可以断言这个“军阀”概念应是一个贬义词。我们对近代军阀的定义和界说拟作如下的表述：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