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奴隶社会时期的秘书工作

夏商周三代，史官是主要的秘书官员。他们为国君记录言行、起草和保管文件；有的还了解民情，提出建议，协助国君制定政策法令。

商末周初，政事日繁，出现了秘书机构——太史寮，相当于目前的中央秘书处。由太史（又称大史）掌管，下有左、右、内、外四史为副手，各有分工。左史专记国君政事活动，右史专记国君政事言论，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说。内史职掌拟制简册，宣示国君诰命；外史则专管四方之志及诸侯世系家谱（相当于人事档案）。史官之下，还设有做一般文书抄写、保管工作的“椽史”，专管印信符节的“掌节”等。总之，随着社会政务活动的复杂、发展，秘书官员有所增加，分工也日益明细了。

西周至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些秘书工作制度，如：

保密制度：西周将全国土地、户口登记造册，藏于首都宫内。史称“天府之藏”。

文书制度：王命文书都要有正副本，正本宣读后交付受命的诸侯大夫，副本则藏于王宫，以备日后查考。(www.daowen.com)

用印制度：春秋后期，周王、诸侯传递文书（多为竹木简）都用泥封加印。即简牍用绳捆扎，打结处用湿泥捏裹，泥上加印，烘干后送递，泥印不得破碎，以此防止篡改、泄密。

战国时七国争雄，各自为政，秘书官职名称也不统一。齐、魏、秦称“尚书”。尚者，“掌”也，意为执掌文书的官员。赵国则称“御史”，既承古代秘书官之名，又有国君亲密随员之意。诸侯间重要的外交活动，均有尚书或御史随同参加并记录现场情况。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枠记有：秦王邀赵王于渑池相会。席间秦王“请”赵王鼓瑟。一曲终了，秦王尚书即大声朗读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令”赵王鼓瑟。以此羞辱赵王。蔺相如挺剑而出，威逼秦王击缶（瓦盆），并令赵国御史记下：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秦王“为”赵王击缶，为赵王争回了体面。

伟大诗人屈原曾任楚国“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丞相）。枟史记·屈原列传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谓既管内政，又办外交，实际上充当楚王的秘书长。

战国时代还兴“养士”之风。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供养着一大群“门客”。其中虽有被后人如王安石等讥为“鸡鸣狗盗之徒”的，但也有或出谋献策，不愧智囊人物；或承办事务，显然是得力助手的。向平原君自荐的毛遂即其中之一。毛遂脱颖而出，说动楚王发兵救赵，解了秦军之围。另一著名人物是冯煖。他为孟尝君到薛城收债，“焚卷市义”；出使魏国，使魏王“虚位以待”；震惊了齐王，又派太傅请孟尝君回齐都为相。冯煖又力主建齐国宗庙于薛城，筑成“狡兔三窟”，使孟尝君高枕无忧（事见枟战国策·齐策枠）。太史公司马迁称赞他：“孟尝君为齐相二十余年，无纤芥之祸者，冯煖之功也。”这些只辅助主人却不做朝廷命官的“客士”，可以说是最早的私人秘书。其沿流可至晚清时代的“绍兴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