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王光普对甘肃陇绣的研究

一、王光普对我国刺绣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

五福涎水牌

红老虎涎水牌

莲藕如意披肩

传统祈福辟邪刺绣挂件《一定发财》

刺绣，又叫针绣，俗称绣花，它是以针引线，按照设定的图案，用各种材质的细线在纺织物上进行绣织，以绣迹构成花纹的一种工艺。

苏州刺绣研究所高级工艺师孙佩兰认为，远古先民在未掌握纺织技术之前，以纹身的方式来做部落标志；到纺织物做的衣裳出现之后，原来画在肉体上的纹身图样被衣裳所掩盖，于是远古先民就发明了刺绣之法，以此在衣物上做出部落的标志，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最初的刺绣工艺。⁽⁹²⁾《尚书·皋陶谟》中有“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的句子，说明远在四千年前中国刺绣已经产生了。王光普从考古学的角度，以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铜觯上粘附有绣迹残片的事实，说明中国刺绣存在的确切历史至少应在3000年以上。1958年，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已有辫子股（即锁绣）针法的龙凤图案的绣品出土，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刺绣实物。1972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四十余件绣品，包括衣物、香囊、手套、枕巾等，种类丰富，花色多样，但所使用的针法还仅限于锁绣和铺绒绣两种。汉代绣品在甘肃、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地皆有出土。东汉时期的王充在《论衡》中写道：“刺绣之师，能缝帐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这说明在汉代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刺绣艺人。

王光普提到三国时期东吴国君孙权曾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图》的故事：

孙权常叹，魏蜀未平，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形军阵之象 ……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称为“针绝”。⁽⁹³⁾

这幅山川地阵图，有人认为是“画绣”的开始。

我国出土的唐代绣品大都与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论述这一观点时，王光普提到了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第34幅《千佛图录》：这幅图高约2米，其上绣有一尊穿红衣的立佛，下方绣有男女供养人，整幅图以岩石为背景，绣技纯熟，配色绝妙，宛如敦煌壁画。

唐代刺绣所用针法仍有锁绣，但主要以平绣为主，并注意采用多种针法，运用多种色彩。除佛像之外，花鸟也是常见的刺绣题材。唐代绣品构图饱满，色彩鲜明，其效果可比绘画。

商代青铜盘内的花纹

女娲绣品挂件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图案立体感的技法，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到了宋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鼓励，刺绣工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事刺绣的人员也由绣工普及到家庭妇女乃至寺院尼姑。宋代刺绣深受山水花鸟画的影响，其构图和配色的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除实用绣品之外，这一时期具有独立观赏价值的画绣成就也很高。为了追求绘画效果，宋代时刺绣出现了很多新的针法。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中载：

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啁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⁹⁴⁾

这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之特色。

元代政府采用残酷的统治政策，这一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迟缓。从迄今可见的绣品来看，元代时期我国各地的刺绣技艺发展很不平衡，但还是出现了一些进步的迹象。如在针法上，能熟练运用锁绣、缠绣、套绣、打籽绣、接绣、垫绣等方法，制作出各种精美的实用品或画绣，这也为今后刺绣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明代的刺绣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规模也大有发展。王光普提到，明神宗孝靖皇后棺内出土的“百子衣”，使用孔雀羽毛、金线、绒线、毛线等材线，以及戗针、网绣、盘针、套针等十一种针法，绣出一百个姿态各异的儿童及其背景和底子，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堪称明代宫廷刺绣的代表作。其实，明代宫廷刺绣因要遵循规定，所以在形式上显得比较机械，不如民间刺绣有活力。在民间刺绣方面，这一时期上海著名的“顾绣”取前人之长，集针法之大成，将绣画技艺进一步发扬光大。

至清代，我国的刺绣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这一时期我国各个地区的刺绣风格趋于成熟，最著名的有苏绣、粤绣、蜀绣、湘绣等，并称为“四大名绣”。清末，我国刺绣受日本和西洋绘画风格的影响，所绣物象变化较大，富于写实性和装饰效果。江苏苏州沈寿首创的“仿真绣”，为我国传统刺绣注入了新鲜血液。

刺绣发展到今天，已经遍及全国各地。除“四大名绣”之外，各地区的地方刺绣也颇具特色，其表现内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反映出祖国河山的大好风光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满足自需的基础上，我国刺绣还作为商品大量出口。在世界人的眼里，刺绣早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一。

二、王光普对甘肃陇绣特点的研究

陇绣，即甘肃庆阳地区的民间刺绣，其中又以庆阳香包刺绣为代表。王光普将陇绣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刺绣相对比，总结出了陇绣的三大特点：

其一，陇绣图案多来自于历史传承，其造型样式和造型手法多与出土文物相似，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陇绣作品以传统题材居多。 在陇绣作品中常可见到龙、虎、猪、鱼、蛙、螃蟹等动物纹样或造型，这恰好与当地远古时期的人类图腾相吻合。在王光普的藏品中，有一件“猪头龙”香包，其造型与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十分相似。此外，还有一件涎水牌刺绣，其图案是五个儿童身首相连围成一圈，利用穿插关系巧妙地形成十个儿童的图案效果。在汉代出土的铜镜钮饰中，就出现有相同手法、相同题材的“四喜”图案。这些典型的藏品仅是陇绣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陇绣作品与中华民族古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陇绣作品秉承了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始思维方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远古文化信息，它们与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成为历史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珍贵资料。

其二，陇绣作品在陇东民间十分普及，几乎遍布了群众生活的各个角落。

女娲伏羲烟包

螃蟹刺绣挂件

狮子滚绣球、鹿戏牡丹顶枕

我国的“四大名绣”主要以“画绣”著称，其作品风格细致、逼真、精美、高雅，欣赏价值极高；而陇绣作品风格雄浑粗犷，古朴别致，色彩鲜明亮丽，对比强烈，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与众不同的自由浪漫、质朴纯真、古老神秘的气质。陇绣是广大陇东农村妇女的拿手活儿，过去在陇东，几乎每位民间妇女都能飞针走线，绣出美丽的花样。陇东民谣称：“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进入绣房绣鸳鸯，百样故事都绣上。”这就是陇东农村妇女刺绣生活的真实写照。陇绣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从兽头帽、肚兜、绣花鞋和鞋垫，到香包、扇套、烟袋、针扎，再到绣花枕头、门帘、被褥、炕围，乃至旗幡，陇绣的实用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而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生活基础也正是陇绣所具有的巨大活力的根源所在。

其三，陇绣作品与陇东民俗紧密相连。

除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之外，陇绣作品还担负着重要的民俗职能，在许多人生礼仪和时令节俗中不可缺少。这种情况在王光普的论著中有着详细的描述：

如果遇到谁家孩子过“满月”，过“生日”，那刺绣品就更多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向孩子贺喜，都要拿自己刺绣的东西做礼品。有虎虎生气的虎头鞋，有红花绿叶的莲花帽，有描龙绣凤的花肚兜，还有狮子枕、猫儿枕、鱼儿枕、猪头枕等。这些礼品往往都要摆在喜桌上，让大家观赏、评论。

临出嫁时，姑娘浑身上下绣物裹体，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肩上的霞帔，由百余块小绣片组成，绣有百子图及孝敬父母的故事；腰间系的百褶裙上也绣满各种花卉图案；脚上还要穿一双绣花鞋。当然，现在的姑娘已不这样打扮了，可是陪嫁的绣花枕、绣花鞋垫、绣花门帘等，均是为新郎和新郎家里老人哥嫂馈赠之物。

陇原人家祝寿，更离不开刺绣。精致的寿幛上，有的绣八仙，有的绣“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大字，有的还绣有童颜鹤发、长额垂耳的寿星图像，有的用彩线绣成硕大的“寿”字挂幛，有的采用五只蝙蝠、梅鹿、仙桃、喜鹊、梅花组成五福捧寿图。更阔气的是五尺多长的寿幛上绣着童男童女手捧仙桃向寿星献图，并用“福禄寿禧”四字装饰起来，显得雍容华贵，气势宏大，堪称民间刺绣佳作。⁽⁹⁵⁾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陇绣作为陇东群众民俗活动载体的现实情况，这与“四大名绣”主要作为工艺品的性质是极为不同的。陇绣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取决于它本身，还取决于它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陇绣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它拥有了巨大的魅力。

三、王光普对甘肃陇绣的分类介绍

王光普在《刺绣与荷包》⁽⁹⁶⁾一书中，以作品的实用功能为依据，将陇绣分为儿童兽头帽刺绣、儿童涎水牌刺绣、兽形鞋刺绣、布制玩具刺绣、披肩刺绣、实用吉祥物刺绣、被夹刺绣、肚兜刺绣、枕顶与枕头刺绣、荷包刺绣等十个品类，并从造型特点、刺绣技法和相关使用民俗等角度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一）儿童兽头帽刺绣

兽头帽是农村孩子童年时戴的一种帽子，它的形象多取材于猪、虎、狮子、麒麟、狗等各种动物头部造型。当地习俗认为，兽头帽可以保佑娃娃平安，有辟邪祛恶作用。其中，麒麟形儿童帽最有特色。因为人们视麒麟为祥瑞之兽，以为它能给人们送子、添福，所以做出麒麟外形的帽子戴在孩子头上，以求孩子平安成长。这种兽头帽做工非常精妙，绣出的花叶、花瓣下夹衬纸花并垫有棉花底样，好似浮雕，给人一种既华丽又庄重憨厚的感觉。老虎帽子造型最为巧妙，母亲们干脆把一个老虎形象整体绣在帽子上：娃娃的脑门处是老虎头，脑勺处是老虎的尾巴，头顶是老虎脊梁，两侧娃娃耳朵处是老虎的腿和爪子，整件作品装饰效果十分强烈。

（二）儿童涎水牌刺绣

儿童涎水牌，陇东人称之为围嘴，是婴儿满月时，外祖母、舅母或表姐、表嫂赠送的礼品，它具有沾接小儿口水和遗乳的实用价值，同时也是一种装饰品。涎水牌绣工考究，纹样多是龙、虎、凤、鱼、蝴蝶、花卉、万福、“长命百岁字”样、如意等等。作品外形因实用需要而多呈圆形，中间留有圆口；刺绣纹样适合作品形象和弧面创作空间而呈现出多种方式的巧妙变化与组合，显示出民间妇女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www.daowen.com)

（三）兽形鞋刺绣

绣花兽形鞋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专门为儿童做的兽头形鞋；一类是为要出嫁的新娘做的鞋，还有一类是专门为高龄老人做的长兽（寿）鞋。娃娃穿兽头鞋，期盼好好成长，辟邪降恶；新娘穿兽头鞋，期盼早生贵子；老年人穿兽头鞋，期盼添福增寿。兽形鞋的外形主要有虎、猪、鸟、蝴蝶等各种形象，样式新奇，造型夸张，风格粗犷，还具有憨厚、淳朴、风趣的个性特征。兽头鞋的外形忌讳老鼠、蛇之类的形象，这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蛇蝎心肠”等语句有关。从这个禁忌中可以看出群众求善求美的创作心态和健康、淳朴的审美情趣。

（四）布制玩具刺绣

陇绣中的布制玩具以动物形象为主，其中狮子和老虎形象最为常见，群众认为这些动物有辟邪作用，在玩耍的同时能够使孩子得到庇护。这些玩具一般是用布缝制出动物的形体，再用丝线绣出动物的五官和装饰花纹，其形态勇猛稚拙，神情憨厚可亲，具有儿童化的造型特点。

（五）披肩刺绣

披肩又称霞帔或云肩，它是过去甘肃陇东汉族姑娘出嫁时披在肩上的绣物。一件披肩往往由几十片小绣片链接而成，每个小绣片上都绣有不同的花卉、景物、人物故事或文字等内容，表达出对新娘的祝福和劝诫之意。披肩做工精细，结构复杂，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方可完成。

（六）实用吉祥物刺绣

王光普所说的“实用吉祥物”实际上是一些服饰和生活用品，如百家布拼花衣、庙宇求子摘娃旗幡、老年人与新婚媳妇用过的帽围、耳套、鞋袜、鞋垫等等。当地民俗认为，这些物品具有奇特的功能，能够驱邪除恶，给人们带来好运，所以被称为“吉祥物”。这些物品上的刺绣，多是传统的动物或花卉，形式多样，含义吉祥，寄托着陇东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七）背夹刺绣

背夹是陇东民间传统服装，分单背夹和棉背夹两种。青年妇女穿的背夹，上面绣的图案以花卉和动物为主，格调富丽华贵；老年人穿的背夹以“万福”、“万寿”之类的图案为主，格调素雅大方。

（八）肚兜刺绣

兜肚是北方农村人的防寒护腹之物。陇东地区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人们普遍有穿肚兜的习惯，以防受凉。肚兜因穿着者的年龄不同可分为儿童肚兜、青年肚兜和老年肚兜三种，其刺绣图案各有讲究。儿童兜肚刺绣的常见图案有“长命百岁”、“五子登魁”、“麒麟送子”等；青年肚兜刺绣的常见图案有“锦绣前程”、“王祥卧冰”、“孔雀戏牡丹”等；老年肚兜刺绣的常见图案有“五福长寿”、“松鹤延年”、“福如东海”等，这些图案都与穿着者的身份相适应，其中满含着陇东妇女对亲人的关怀和祝福之意。

（九）枕顶与枕头刺绣

陇东人对枕头非常讲究，因此陇东枕头造型极其多样。除传统的长方形枕头之外，还有各种动物造型的枕头，如蛙枕、鱼枕等等，有的枕头中间留有一个小洞，称“耳枕”。在枕顶之上绣有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内容多样，色彩生动、活泼、明快、响亮。刺绣图案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用纸剪成花样，贴在枕顶上依样刺绣；一种是直接把花样画在枕顶上依样进行刺绣；还有一种是将布剪成花样，直接做到枕顶上。其中，第二种方法是近年来才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农村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有一定的联系。

（十）荷包刺绣

荷包是一种小型的佩挂物，包括各种香包、针插、搂肚、钱袋、烟包、耳套、眼镜套、扇套等等，其中以香包最具代表性。关于庆阳香包的来历，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王光普提到，陇东旧俗，把夏历5月5日看成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个日子的民间故事。如齐国的宰相孟尝君就是夏历5月5日出生的，为此，刚生下来父亲就要扔掉他，但他的母亲死也不肯，偷着将他养大成人；南朝刘宋时的将军王镇恶也是夏历5月5日生的，他的祖父就给他起名“镇恶”；还有，楚国大诗人屈原也是夏历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的……为了驱恶逐魔，逢凶化吉，农村妇女就在这个节日给孩子佩戴各种香包，希望香包上绣的动植物和香包内装的香料可以起到驱邪避恶、迎吉纳福的作用。陇东人还有馈赠香包的习俗，如年轻人给老年人送烟包，姑娘给小伙子送香包，学生给老师送香包等等。

针插是妇女存放绣花针、缝衣针的小布囊，多选用绸缎、布帛的边角料为材质，上面绣上非常精美的花样，既实用，又是很好的装饰品。针插的外形也十分多样：有葫芦针插、鱼儿针插、莲花针插等等。小小的针插展现出陇东妇女的巧妙创意和惊人的表现能力。

搂肚和钱袋都是以前人们装钱物的袋子。陇东妇女在其上绣上自己喜欢的图案，表达自己的情感，并希望男人会理财，能发家致富。

烟包、眼镜套、耳套均是小辈为长辈做的小型绣品。这些绣品的图案内容多以祝福吉祥为主题，表达对老人的孝心。

在王光普所提到的陇绣物品中，有一些物品，如披肩、帽围、棉袜、搂肚等，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曾有的风采在陇绣藏品中方可欣赏；而香包、鞋垫、枕头、兽头帽等物品，至今还装点着陇东群众的生活，并成为陇东民间美术中的一大亮点。 除此之外，如今常见的陇绣作品还有门帘刺绣、床单刺绣、被罩刺绣等等。

王光普对陇绣的分类介绍展现出陇绣丰富多彩的种类特征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使陇绣的基本面貌被外界所认识和了解，为陇绣的研究、开发创造了条件。

四、王光普对陇绣主要制作技法的研究

据王光普的分析和研究，陇绣的主要针法有锁绣、补绣、纳绣、挑花绣、打结绣、圈金绣、网地绣、平针绣、挑针绣、长短针等等。现将其方法及其在陇绣中的应用情况总结如下：

除上述针法之外，王光普还介绍了陇绣中常见的技法：连物绣和垫绣。

连物绣是将不同质地、不同形象的物品，如珠子、羽毛、钱币等，纳入刺绣图案当中，使其与刺绣相互印衬，产生丰富的质感变化。

垫绣是在图案下垫上布帛、棉花等物，然后进行刺绣，其效果厚重立体，犹如浮雕，在陇绣中多用此法来表现动物的眼睛、口鼻等。

在陇绣作品中，各种针法和技法灵活运用，不拘一格。同时，陇绣并不刻意追求针法效果，闲时可以精工细作，忙时便用粗针大线，主要追求图案的情趣与民俗内涵，这也是陇绣的特色之一。

五、庆阳香包刺绣的研究和保护现状

庆阳香包又称“绌绌”、“耍活”，它是一种平面刺绣与立体造型结合而成的民间手工艺品，其制作方法是将绣有各种图案的丝绸或布料缝制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小囊，并在其内装入具有奇特香味的中草药细末，作为驱异避虫、祈福禳祸、欣赏把玩的装饰品。

庆阳香包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究竟源于何时，已无确凿的证据可考。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它的产生是刺绣与医学相结合的结果。庆阳是有名的“岐黄故里”， 传说黄帝的正妃嫘祖就在这里教民栽桑养蚕，抽丝织锦，丝织品的出现为香包的诞生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另外，在当地传说中，黄帝之师、中华医药学鼻祖岐伯曾将多种具有奇特香味的中草药粉末装入丝织的袋子里，给大人小孩佩戴，以此扶正祛邪，强身健体。也许，这就是庆阳香包的最初形态了。

庆阳香包诞生之后，在发展过程与当地的民风民俗相结合，成为民俗文化的一种载体。它秉承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混沌思维方式，体现出原始的宗教崇拜思想，并在各种文化与观念的碰撞融合中形成了造型朴拙、图案神秘、形态多样、色彩热烈、寓意吉祥的面貌特色。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庆阳香包，被称为“千岁香包”，它出土于华池县建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的双塔寺二号石造像塔塔体内，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香包通体由黄褐色织锦缝制，呈荷叶盖圆包形，周边采用锁绣装饰，上绣花卉图案，口沿穿有玛瑙和绿松石珠链。整个香包造型别致，做工考究，虽经数百年沧桑而保存完好，色彩依然艳丽如新。这是善男信女们敬献给佛的礼物，包含着对宗教的虔诚和恭敬。

在生活中，古老的端午节，是庆阳民间香包艺术的大博览。王光普说：“在端午节早晨，家家大人要把香包给孩子佩戴在身上，有肩头上扛的，胸前吊的，脊背上背的，还有袖口上缝的。总之，浑身上下都缀满了‘耍活儿’。陇东人还有馈赠香包的习俗，如给老人送烟包，给小伙子送荷包，给新媳妇送绣花胖娃等。”

庆阳香包是民间妇女运用刺绣、剪裁、缝制、填充等多种方法精心制作而成的。发展到今天的庆阳香包，从形态上可分为佩饰、挂饰、摆件三大类，从制作工艺上看又有绌绌、线盘、平面刺绣、立体刺绣等不同形式，共600多个品种。小小的香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了解和研究庆阳民俗文化的一个窗口。

长期以来，王光普以不懈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庆阳香包的价值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庆阳香包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得以深入进行。

庆阳市政府对香包这一特殊的民间工艺十分重视，不仅把它当做是庆阳农民脱贫致富的门径，还将它视为庆阳文化的象征，进行大力扶持。从1986年开始，庆阳市西峰区在每年端午节期间对街上销售的香包刺绣品进行评奖活动， 这一举措大大激发和调动了群众制作香包的积极性，香包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出不断上升之势。

2002年，庆阳市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香包节上，庆阳市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香包刺绣之乡”。到2009年为止，“香包节”已经举办了六届，对宣传庆阳民俗和香包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并促使香包刺绣形成了产业化格局。庆阳的香包产业采取“公司加农户”、“集团促农户”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优势，产品种类和精品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国内市场已覆盖10多个省、市、区，并且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一带。

2006年6月，“中国庆阳香包刺绣网”在上海市成立，从此以后，庆阳香包刺绣通过网络走上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2006年，庆阳香包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与此同时，有一大批与庆阳香包相关的著作和论文面世。其中，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王光普、王晓玲著《刺绣与荷包》（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4月版）；刘志学、李建荣著《香包之乡——庆阳民间美术》（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王义、刘全宝著《庆阳民间艺术之魂》（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郭文奎著《庆阳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余正东著《庆阳香包》（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杨学芹、黄韬朋、徐讯作《庆阳香包》（《人民画报》1989年第2期42～43页）；高仲选作《庆阳香包》（《丝绸之路》2002年第5期37～39页）；戴春森作《庆阳香包文化色彩的艺术特征》（《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119～121页）；马雪艳、冯伟一、李克林作《庆阳香包艺术研究》（《设计艺术》2008年第1期68～70页）等等。这些著作和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庆阳香包的历史渊源、艺术特征、题材内容、品种类别、刺绣针法、制作过程、发展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为庆阳香包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 庆阳香包工艺行业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的“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1人；中国民间艺术美术专业委员会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大师”76人；甘肃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甘肃省民间艺术家” 63人；市级民间工艺大师282人；以及民间工艺美术能手数千人。政府对这些民间艺人的重视和保护为庆阳香包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毫无疑问，庆阳香包刺绣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工作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在的庆阳香包过多地采用了新型材料和工艺，表现出受到工业生产侵染的迹象和商品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古朴清新之美；二是老艺人们相继离世，年轻的艺人对庆阳香包的历史文化内涵了解不够，他们的作品流于表面的形式，缺乏深度，庆阳香包的传承中出现了潜在的断裂和缺失。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要在尊重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对庆阳香包刺绣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在新世纪里，趁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庆阳香包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