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王光普对甘肃民间雕刻的研究

王光普提到的甘肃民间雕刻主要有石雕、砖雕、木雕三大类。

它们散存在穷乡僻壤、荒野山沟中，成为农家、全村、甚至整条山沟人们信赖、崇拜的对象。它们的价值在于折射了古代先民的万物有灵的属灵观念，更重要的是在它们身上显示了自由、奔放、粗犷、淳厚、质朴、诡秘的艺术美。⁽⁸⁴⁾

拴娃石《伏虎娃娃》

拴娃石《牧童》

一、石雕

据王光普的总结，甘肃东部的民间石雕主要有石人和石兽两大类。其中，石人的形象主要有黄帝神、九头神、句芒神、孙悟空、钟馗、雷公等等，他们在民间神话中都具有驱妖、祛邪、辟灾的作用，群众希望通过他们的神圣威力来降妖除魔，保佑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石兽的主要形象是虎、狗、罴、猴等动物，人们称之为“瑞兽”。因为甘肃东部曾是戎、狄、羌、匈奴等古老民族的聚居地，戎以犬为图腾，羌以牛为图腾，黄帝部落以虎、罴、貔、貅为图腾，“由此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瑞兽中可能有的就是本地先民的图腾神了”。 ⁽⁸⁵⁾

从具体功能上看，王光普又将“瑞兽”分为镇庄兽、镇墓兽、拴娃兽、拴畜兽、送病兽、压山兽、陈设兽等类型。“从形态上看，镇庄（兽）、镇墓（兽）、压山兽多是蹲式，一般高1尺8寸至3尺，它们昂首，挺胸，圆睁双眼，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概；送病兽均为卧式，一般高为一尺以下，它们卧而不倒，昂首窥视，大有蓄力跃起的动势，它们放在病人身旁或墓穴的棺木头边，功能是让它们吃掉来犯的毒虫、妖物”。⁽⁸⁶⁾在甘肃陇东，拴娃石又名“小石狮娃”、“石猴”、“炕头石兽”，搁在农家室内的炕头上，用红绳一头拴着娃娃，一头拴着小栓娃石。农家妇女用石兽拴娃娃，并不完全（是）怕娃娃摔落地的原因，其本意是用“拴娃石”象征性地拴住娃娃的“命”、“魂”，有辟邪祈福之意，祝愿娃娃健康成长，娃娃稍大时，石雕动物又是娃娃的玩耍伙伴。

石雕《驱病七星兽》

关于甘肃东部民间石雕的艺术特征，王光普从作者的身份和创作手法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从作者来看，这些民间石雕的作者都是当地的农民群众，他们并未受过专业的造型训练，而是靠口授心传，将前辈人的技艺延续至今。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审美特征和造型特征，具有一定的考古价值；从作品的创作手法来看，艺人多是根据自己心中的意象来创作。虽然他们并未见过真正的狮子、熊、虎等，却能够在自己对这些动物的理解和想象的基础上雕刻出他们需要的形象。“这些民间艺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他们创作的艺术形象，既不像西方观念的自然写真，又不像现代观念下的变形夸张，这是几千年来我国民族心理意识和审美观念的纯真表现”。⁽⁸⁷⁾另外，民间石雕的创作多作为相互馈赠之物，很少受商品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能够随心所欲，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这些因素使得民间石雕呈现出朴实、诚挚、粗犷、奔放、大气的风格特点，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极大的艺术生命力。

我国石雕艺术的起源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晚期。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石雕艺术品，这些作品稚拙、浑厚而又生动，体现出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这种风格在汉代石雕中尚可寻觅，但惜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丧失。

20世纪80年代，陕西关中“拴马石”和绥德“炕头石狮子”先后被发现，并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在北京举办了展览，曾引起美术界和考古界的巨大反响。有关专家们认为，这一发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美术考古的一大收获。

中国雕刻史，一向以佛教雕刻和陵墓雕刻为大宗，至于散见于广大农村城镇的乡俗民间雕刻，既较少重视也缺乏发现。这批“拴马石”雕刻与唐代陵墓雕刻作品恰在同一地区，但彼此的内容和形式却有巨大的差别。不像庙堂艺术那么完整、精致、规范和华美，但它们古朴、粗犷、稚拙，充满着一种野性的生命力。它们的夸张有时近于漫塑，有些形象近于“丑怪”，但并不让人讨厌，而是觉得它诙谐有趣。面对这些作品，如同对一颗毫不掩饰的粗豪又天真的心，面对“烈风无时休”的莽莽古原，许多人都感觉这些“拴马石”雕刻有霍去病墓群雕和东汉说唱俑遗风，即根于此。

渭北“拴马石”雕刻启示我们：无论研究民族美术史还是创造现代的民族雕塑，都不能忽视民间民俗雕塑这一份宝贵遗产。⁽⁸⁸⁾郎绍君的话肯定了民间雕刻的价值和它们在美术史上应有的地位。

《墨子·兼爱下》中记载，古者圣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吕氏春秋·求人》云，夏禹“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见，自古以来，“金石”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意味着永恒，人们希望以金石来寄托不朽之念。民间石雕也正是在实用的前提下，体现出了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永恒向往和追求。

甘肃东部地区与陕西一脉相连，当地的民间石雕与陕西民间石雕同宗同属，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当陕西民间石雕被发现并引起关注之时，甘肃东部的民间石雕却依然处于不为人知的状态。王光普对于甘肃东部地区民间石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自己的著作《民间雕刻》《民间艺术瑰宝》《古民俗图纹释译》中，都对甘肃东部地区民间石雕进行了列举和介绍。他收集的大量石雕以及石雕图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实物资料，他对民间石雕的调查和研究，为甘肃民间石雕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砖雕

砖雕俗称“花砖”，是我国的一种传统建筑构件，多用来对寺庙、墓室、宫殿、园林、民居等建筑的不同部位进行装饰。其种类有浮雕、透雕、线刻等。雕刻工匠往往采用谐音、比拟、隐喻等民间传统创作手法，通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水花鸟、人物故事、几何图案等题材内容，表达人们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砖雕 《大禹耕田》

砖雕 《金鱼莲朵香炉》

我国砖雕的使用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周秦时期，砖瓦已经成为宫廷建筑的主要材料，从出土文物的情况来看，秦砖上已经出现了浮雕纹样；在汉代的墓室建筑中，大量使用了画像砖。秦汉时期的画像砖，多是在湿的泥坯上用印模捺印各种图像，或直接刻画出图纹，然后入窑烧制而成的。到了宋代，墓室砖雕在我国北方地区普遍使用，其雕刻题材多数是反映现实生活。此时的砖雕不再采用模制形式，而是在烧制好的青砖上雕刻出浮雕或高浮雕的图案。宋代以后，具有民族传统的砖雕，在民间建筑上也得到了大量使用。明清时期是我国砖雕艺术的全盛时期，砖雕建筑遍及全国各地，以北京、天津、陕西、山西、河北、江苏、安徽、广东、江西等地保存最多。

从制作工艺上讲，砖雕一般可分为“捏活”和“刻活”两种。“捏活”就是将事先加工好的泥巴，用手工或者模具塑造成各种形象，然后入窑烧制而成；“刻活”就是在烧制好的青砖之上，用锯子、刨子、铲子、刻刀等工具雕刻出各种图案。“捏活”一般能独立成型，而“刻活”往往需要几块甚至几十块青砖拼合而成。“捏活”一般用来装饰建筑物的屋脊、墙头等处，“刻活”多用来装饰建筑的平面部分，如影壁、门楣等处。

砖刻 《孔子讲学》

砖雕 《狮枕》

砖雕 《莲中生子》

石雕《部族神王像》

砖雕“刻活”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讲究。首先是要将选好的青砖蘸水磨平，接着是“打稿”， 也就是在砖面上凿绘出画面轮廓。“打稿”一般要请富有经验的老艺人来完成，然后再由艺人进行精雕细刻，也就是“出细”，要表现出画面的远、中、近层次和图案内容的相互穿插遮挡关系，以及物体的质感。雕刻完成后，还要对作品进行打磨，接着进行过水、拼接，再经过修饰之后，一幅作品才算完成。

甘肃境内的砖雕以陇东和临夏两处最具代表性，陇东砖雕与陕西、山西、安徽等地的砖雕艺术一脉相承，题材内容一般是传统意义上的吉祥图案，如梅兰竹菊、荷花鲤鱼、狮子大象、和合二仙、刘海撒钱等等，其特点是较多地保存和继承了我国传统砖雕的题材和样式，风格古朴厚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正因为如此，王光普对陇东砖雕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

陇东砖雕以“捏活”见长，对于它的制作过程，王光普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

砖雕一般用当地特有的黏土（俗称红胶泥）与新棉絮均匀糅合成黏土泥团，再经过拉、捏、刻、粘等复杂工序，制成泥坯模型，阴干，装窑烧制而成。

王光普从民俗学的角度对陇东砖雕中常见题材的文化内涵作出了解释：

如砖雕瓮口（俗称日月星辰座），一般安装在陵园雄伟的大殿堂屋顶部中央，整体造型是日月悬挂在一个圆形宇宙圈中，中部天门大开（天地分开），周围又有二龙戏珠装饰，象征着盘古开天地，日月星辰立，天地分阴阳，小小寰球山河巨变，万物竞生的壮观景象，传说瓮口是远古盘古所造（民间称盘古为神，是无极天尊神）。

另一件砖雕艺术品老虎驮如意（俗称老虎驮元宝），整个造型以老虎（代表阳性）与如意（代表阴性）组合而成，表示阴阳交转，天地平顺，人间安康，庄舍和睦之含义。⁽⁸⁹⁾(www.daowen.com)

王光普对于陇东传统砖雕技艺的传承情况也十分关注，他就此对许多老艺人进行了走访和了解。他曾提到过，西峰市有位名叫胡彦光的老艺人，为砖雕艺术倾其一生。他做出来的“大象驮宝塔”、“狮子驮宝葫芦”、“龙凤呈祥”等等砖雕，件件技艺精绝，寓意美好，在当地享有盛名。现在，他的儿子胡治宽子承父业，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现代艺术中的一些元素，使作品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他做出的“喜鹊闹梅”、“四喜临门”、“五福捧寿”等砖雕作品，深得当地群众喜爱，成为农家建房盖屋时不可缺少的抢手货。

临夏位于甘肃省的中南部，曾是丝绸古道上的重镇。这里是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藏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之地，有“东方小麦加”之称。临夏砖雕是甘肃砖雕的代表，在国内享有盛名。临夏古称“河州”，因此临夏砖雕也称为“河州砖雕”。

由于战乱、民族迁徙等原因，临夏砖雕地面古迹早已不存。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宋金时期这一地区的墓室砖雕题材主要有花鸟、动物、人物故事等等。如1980年在临夏南龙发掘的金大定十五年（1175）的“进义校尉王吉墓”，墓室四周镶嵌的砖雕上刻有花卉走兽、人物情景、二十四孝图故事等内容，主要采用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形式，构图简洁紧凑，风格古朴端庄，表现出中原文化及汉族雕刻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和趋吉纳祥的心理意识。

明清时期，临夏作为为茶马互市之地，呈现出商贾云集的繁荣局面。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此时的临夏砖雕除用于住宅建筑装饰之外，还大量用于清真寺建筑装饰，开始呈现出传统汉族砖雕艺术与伊斯兰文化因素巧妙结合的独特风格。由于伊斯兰教严禁偶像崇拜，所以明清之后的临夏砖雕主要以花卉、动物、山水、几何纹样以及文字等题材为主，呈现出淳朴高雅的风格面貌。

民国时期是临夏砖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可谓是名匠辈出，佳作众多。民间艺人在原有技法和风格的基础上，又吸取了中国画和民间木雕的一些表现手法，使临夏砖雕的表现效果更加丰富多样。这一时期的临夏砖雕，层次增多，构图繁复，显得豪华富丽。民国时期临夏砖雕的风采可见于国民党政要马步青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修建的私人官邸——东公馆。东公馆位于临夏市东南部，建筑面积五千余平方米，装饰有50万块精美的砖雕，这些砖雕作品，均出自当时临夏著名的砖雕艺人绽元成及其弟子之手，堪称是临夏地区的砖雕精粹。正门内影壁上的大型砖雕“江山图”由24块厚7厘米，宽25厘米的方砖组成，以国画的构图形式表现出旭日东升、山河锦绣的壮美画面，其宏大的场面、高超的雕刻技艺令人叹服。

绽元成还具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适应新的材料形式，开创了“水泥雕”的新类型，为建筑装饰行业再谱新曲。

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由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临夏砖雕曾一度陷入沉寂状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临夏砖雕这一传统民间工艺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临夏砖雕所面临的困境也充分暴露出来。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随着建筑形式的改变，传统的砖雕工艺失去了市场，许多民间砖雕艺人不能再以此谋生；

二是砖雕技艺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年轻的从业人员缺乏传统的雕刻技艺和基本的艺术修养，而机制产品也缺少了传统手工制品的动人韵味。

为保护这一民间传统手工艺，2006年，临夏砖雕被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临夏政府也从砖雕技艺的传承保护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并于2006年扶持建起了神韵砖雕有限公司和能成砖雕有限公司，使临夏砖雕走上了产业化和规模化的路子。

纵观陇东砖雕与临夏砖雕的特点可以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工艺不同。陇东砖雕以“捏活”为主，而临夏砖雕以“刻活”见长；

一个是题材内容不同。陇东砖雕多表现民间传统的吉祥图案，如各种神人瑞兽等，而临夏砖雕更多借鉴了中国绘画题材，表现花卉动物、文字、几何图案或自然风光；

还有一个是意义不同。陇东砖雕一般被视为神圣之物，具有驱恶镇邪之功能；而临夏砖雕则更多地被视为艺术品，对建筑物具有美化装饰作用。这些差别，归根到底是由两地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

总而言之，陇东砖雕和临夏砖雕以各自的特点共同组成了甘肃砖雕多姿多彩的面貌特征，显示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热情，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中的两朵艳丽之花。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群众家中陈设和敬奉的民间诸神木雕像，如“财神像”、“福神像”、“钟馗像”等等，此类神像多以松木、黄杨木、红木等珍贵木材雕刻而成，可传承数代，是名符其实的“传家宝”；另一类是上古始祖神雕像，如伏羲像、女娲像、轩辕黄帝像等等，这类雕像是用各种质地坚硬、木纹细腻的树根雕刻而成，这也就是王光普所说的“根雕”。甘肃民间将“树根”与“人祖之根”联系在一起，因此赋予树根雕刻以灵性。这类木雕一般被群众供奉在家族祠堂里，与家族祖先一起接受供奉。

三、木雕

甘肃木雕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从文物考古的情况来看，甘肃木雕中包含了各个时期的典型作品。

汉代武威墓室出土的木雕人物、车马俑、动物角兽、牛、马等百余件木雕艺术品，都以造型高度简练概括、形象生动、构思奇妙、色彩丰富、雄风大度的汉代风格，轰动中外艺术界。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北魏、隋、唐的木雕艺术品，再次展现了这三个朝代木雕艺术品色彩纯朴艳丽、雕刻手法高超、不同凡响的艺术风格。

宋代之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各地寺庙盛行，甘肃又创立了中国用木雕神佛像代替洞窟石刻像的先河。⁽⁹⁰⁾

王光普将甘肃境内现存的民间木

木雕 《猴》

王光普将甘肃民间木雕的特征概括为“四绝”：

一绝：甘肃传世木雕中有较成体系的原始神祖形象，透露出古老的祖先崇拜观念。无论是伏羲、女娲还是黄帝、大禹或是岐伯、公刘，许多华夏始祖的形象都可在甘肃民间木雕中找到。

二绝：甘肃传世木雕像几乎囊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木雕精品。其中既有简练概括、彰显汉代雄风的人物造型，又有瘦长清秀、流露北魏气度的人物造型；既有雍容华贵、丰满圆润的隋唐人物造型，又有流畅自如的宋代人物造型。

三绝：甘肃传世木雕造型中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透露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民风民俗和民间信仰崇拜等相关信息。

四绝：甘肃传世木雕造型构思奇特，极富想象力。木雕艺人抱着虔诚的心态，按照民间传说，抓住每个人物的特征，大胆运用概括、夸张、变形等手法，创造出极富想象力的神祖形象。

王光普对甘肃民间木雕像特征的总结涉及甘肃民间木雕的品类、造型和民俗内涵。就品类而言，甘肃民间木雕传承久远,品类众多，其中包含着各个历史时期的造像类型，极具考古价值；就造型而言，甘肃民间木雕不拘泥于透视和解剖，民间艺人自由发挥想象力，根据实用的需要创作出简括、朴拙、不拘一格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形象中，隐含着群众对神佛的直率理解和期望。特别是甘肃民间根雕“始祖神”，民间艺人循材施艺，大刀阔斧地雕刻出人物的简单外形，较多地保留了树根本身的形态和材质之美，从造型手法和审美观念上颇具汉代造像之风，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就内涵来说，甘肃民间木雕是甘肃民俗的一种载体，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民风民俗，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王光普在《传世木版画·木雕精品》一书中，列举了近四十幅图片来介绍甘肃民间木雕，并从民俗学角度对它们的身份进行了解释。如：

岳王即岳飞。岳飞为南宋杰出爱国将领。传说岳飞是金鹏鸟从天降世。民间将岳神转为家祭神灵，雕成小型木雕坐像，多与关公敬奉在一起，当作门神、财神。此件用梨木雕刻的岳王像，身穿蟒龙官衣，内套战甲将袍，是明代工匠精工雕琢的木雕精品，着色方法多用琉色填金，风格古朴素雅。

⁽⁹¹⁾

“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是中国人过去一直追求的一种传统生育心态。木雕艺人常常雕刻一位心善面慈，坐在莲花座上，怀抱一贵子的妇女，好似菩萨形象。民间敬奉在家里，多是期盼早生贵子，儿孙满堂。^B

从这些民间木雕像的形态特征和王光普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甘肃木雕和甘肃其他民间美术形式，如剪纸、面具等，在审美特征和艺术功能上的相似之处，它们是同种民族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共同构建起当地群众民俗生活的基本框架，也展现出甘肃民间美术丰富多彩的面貌。从审美特征上讲，它们都是由民间艺人创作的，民间艺人没有受过专门的造型训练，并不讲究透视、比例，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表现力，反而使他们的创作更加灵活、大胆、自由，他们在代代相传的民间造型理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作出具有甘肃地域特征的稚拙、淳朴、生动的民间美术作品。从艺术功能上看，甘肃民间木雕和甘肃其他民间美术品一样，首先是为了满足劳动群众的实用需要，这种需要是群众进行祭祀活动的物质需要，也是他们与神灵交流沟通的精神需要。在甘肃广大范围内，劳动群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天气的无常和交通的不便使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无法主宰命运的感觉加深了他们对神灵的依赖和崇拜，因此，他们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民俗活动来表达对神灵虔诚的敬意，并希望由此来实现生活的平安、幸福。甘肃木雕像和许多甘肃民间美术品就是这种情境下的产物，因此具有鲜明的民俗内涵，它们不仅为民间美术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材料，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