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其中之一就是要坚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政党关系和谐,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联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本文认为,无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的深刻认识,都离不开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党资源的充分整合。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的资源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共以马列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长期摸索中确立起来的一种合作型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决定了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相适应的政党结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汲取政治资源和加强执政地位的一种现实体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从确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在这五十多年里,多党合作制度有过辉煌,也经历了曲折。而如今,她在中国大地上显露出了且还在继续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中,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已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主体。
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是社会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政党的政治参与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民主方式。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政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具有其独特的功能和效用。一般而言,政党的资源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党是实现社会利益聚集和诉求表达的途径。政党是其成员和选民意志与利益的代表者。在整个政治体系结构中,政党是一种利益聚集的机构,也是联系统治者(政府)和被统治者(民众)的桥梁。政党是一个双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表达渠道。它通过综合、选择和简化等方式,把社会成员的个别需求转化为易于操控的集体性建议和方案。另一方面,它通过自己的组织渠道和对大众的影响力,将自己作为执政党的政策和方针传导给社会。其次,政党是形成和培养政治精英的渠道。政党是招募精英和培养政治骨干的重要途径。它提供了准备、选择和培养国家各级领导人的重要机制。它像是政府的门卫,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个人进入政府的程序。它选拔政治精英,通过多种方式培养组织精英的实际政治能力。在许多情况下,政党为政治家提供了培训的场所,为他们提供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以及职业结构。再次,政党是实现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的工具。政党是形成、教育和影响民意的媒介,是政治教育和实现社会化的机构。政党以其意识形态、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影响成员和选民,从而实现成员广泛的社会化。此外,政党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政策主张和竞选纲领动员民众。在当代社会,它更是成员或选民的情感依托物。最后,政党是组织或影响政府的手段。政党协助形成政府,并为政府提供稳定基础。在没有赢得政权的时候,政党通过制定自己的政纲、方针、政策和策略,动员党员和群众影响政府政策,监督政府行使权力。在获得政权以后,政党以执政党的身份,组织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政策执行过程,支配和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和实际过程。
在积极挖掘政治资源和提高执政与参政水平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政治在结构和制度上,又形成了与中国社会自身相适应的一系列功能性价值,这些价值集中地体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具体运行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的资源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政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功能性价值。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适应性结构尤为明显,它既存在着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又存在着核心的一元性。这种结构的特点使它既能够发挥不断扩大参与的功能,融合各民族、地区、宗教、界别、阶层的不同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领导可以使政党制度产生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证各党派政治目标最终的一致性。各民主党派虽有各自所联系的阶层、群众,其利益和主张也存在着差别,但以共产党为核心所形成的合力的指向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由宪法规定的总目标所指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避免了多党制由于各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所造成的政治的不稳定。同时,多党合作又可以使政党制度具有吸收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保证了各阶层、群体和政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现了现代政治体系中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使政策的输出反映社会的要求,从而更具实践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提供了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
第二,政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实现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2)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党的政策上,而政策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优化的政策选择机制和体制,因此,中国政党资源的这一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正在形成的中国公共政策选择体制是建立在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多党合作的政策互动等基础之上的,它以各政党的价值取向趋同为机制,试图获得低代价的政策优化结果,而这种政策选择模式也已趋于制度化。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这种政策选择的优化过程一方面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政治制度,并通过正在逐步制度化的定期和不定期的政治协商形式来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共党内民主制度实现的。作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制度框架留有政策优化价值充分发展的空间,其中党内选举制的完善对该价值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选举制的完善将有利于更为有效的利益综合,包容党内各种政策取向,扩大共产党的政策基础,使来自社会的政策压力融入现有体制之中,从而实现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
第三,政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实现全社会其他政治资源整合的效用放大价值。就体制而言,它既有能力开发和整合全社会的政治资源,又能够拓展这些资源整合后的外延,并较为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各政党的组织结构不仅是动员政治资源的体制,而且其本身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源,共产党拥有七千多万党员,民主党派也有数十万党员,这是一支巨大的现代化力量。执政党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的政党,它的组织网络,囊括了整个中国社会,共产党的基础组织(支部)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并且在制度的框架内,各参政党都存在规模相对小的类似组织结构,它们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可以动员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和提供合法性的观念基础,所有这些都提供了整合其他政治资源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政党结构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由核心向边缘逐渐扩张且相当周密的组织网络,支撑起这个网络结构的政党资源是非常有利于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的特征
邓小平曾经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创新之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更是体现了鲜明的独有特征。
第一,同质性特征。执政党、参政党虽然有各自的角色定位,有自身的代表性,有自身的思想特色,但在根本思想路线和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上则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共识奠定了我国政党资源同质性的基础。
第二,共命运特征。一部统一战线实践的历史,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同甘苦、共命运的生动事实,他们一起经受了专制统治的镇压和迫害,一起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一起承受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和失误,一起领略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和辉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第三,互补性特征。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下,执政党与参政党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在促进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不存在自身的政党利益。但是,政党的差异是个客观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她在根本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各民主党派联系着社会不同的阶层,联系着一些重要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且互相监督,优势互补,携手共进。这种互补作用的实现,既是政党利益整合的出发点,又是党际资源发挥其功能效用的落脚点。
第四,合作性特征。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关系,而在这种政党制度框架内,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简单的台上的执政党与台下反对党的关系,而是一种“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因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政党关系,由此也培育出了具有合作性的政党资源。首先,政党之间的合作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在中国,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到其他国家机关,从政治组织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有民主党派的地方或部门,都有民主党派的组织和地方机构,都体现了中共的领导与多党派的合作。而且,中共与民主党派间除了政治合作以外,二者的合作涵盖了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因而二者是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合作的亲密友党。其次,政党之间进行合作的形式是多样的。与西方政党间合作的局部性和短暂性相比,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内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不仅是全面的长期的,而且合作形式是多样的,如举荐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政府及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领导职务,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谈心活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可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的政策性建议或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聘任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督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等,从而为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功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五,共生性特征。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目标为创设政党和谐共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也为政党资源的存在状态提供了凝合剂和稳定剂。在中国,从战略目标到具体阶段性目标,大部分都由中共首先提出意见,通过讨论协商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理解和拥护后再正式公布,从而成为每一个党派的工作任务和重心。因而,执政的中共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总是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代表着国家文明程度的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和奋斗目标。在中共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努力。而这一目标的加快实现,尤其离不开各政党之间和谐共处、和睦共事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www.daowen.com)
执政党在民主执政中,应该明确树立政党资源的意识,应该充分重视政党资源的利用。而我国政党资源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为执政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有效地整合政党资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整合的现实意义
改革的深化必将给当代社会带来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促成不可逆转的社会结构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原有阶级阶层结构的日益分化,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趋复杂。因此,获得一个与社会变迁相适应并能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型力量——政党资源,对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以及在这个政治框架中形成的政党资源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适应性。对一个政治体系来说,有资源可用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开发利用好这些资源。任何政党制度在实现自身良性运转的过程中,莫不注重对其政治资源的开发、保护、积聚和运用。我国政党制度的优点在于既能承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又能将这些矛盾与冲突保持在制度范围之内,使之在统一而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加以解决,从而达到整合政党资源作用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目的。其具体体现为:其一,有利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关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关系,各政党之间既不争权夺利,也不互相倾轧,而是按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秩序,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协商,解决各政党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因此,这种关系既不会动摇执政党的地位,也不会损害各民主党派的利益,而是有利于各种矛盾的解决,有利于达到社会的稳定。其二,有利于凝聚社会各种力量,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利益关系整合离不开民主和法制。中国政党制度的功效,说到底是为了使我国各方面、各阶层人民群众更好地参政议政,使他们的利益和愿望都能充分地反映、表达出来,并得到实现。因此,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体现政治民主化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其领导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各民主党派作为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成为合作的政治基础,这就使得各党派对政策过程的参与、对某些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的解决,具有共同的动机和目标,从而有利于发挥政党制度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
从党的执政能力角度看,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执政能力运作机制的重要政党资源,在提升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大活动中,绝不是袖手旁观者,而是应该发挥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作用的重要角色。原因在于:一是政治基础和目标追求的一致性决定了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不是一党一派的事情,民主党派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民主党派是体制内亲密友党,不是反对党,提升执政能力是共同的任务;三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民主党派的主要功能是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和政治监督,这三个方面的功能也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可望提升自身能力的可靠渠道。为着发挥民主党派这个政党资源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营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确保民主党派自身功能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是在构建执政党能力运作机制中,民主党派要逐渐在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政党资源凝聚后具有强大的稳定政治的整合效益,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建立的丰功伟绩,为其执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赢得了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极大政治权威,具有整合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强大凝聚力。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群体,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带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愿望的膨胀。多党合作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吸纳社会各阶层广泛政治参与的能力,民主党派成为这种制度设计中有效吸纳、缓解政治参与膨胀引发的社会张力的重要政治资源,起到了“减压阀”的政治稳定效能。八个民主党派分工活动重点不同,组织发展范围各异,分别与一定阶层相对应,因而有利于较为及时、准确地了解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政治诉求,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体制内通道,使他们的政治诉求能够有序地、制度化地向政治系统传输,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的政治参与趋于多元化的要求。民主党派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较高程度的理性,是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建设,避免浮躁和激进的“固化剂”。由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联系群众,从思想上、行动上进行引导,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显然,有效地进行政党资源的整合,对于巩固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整合的实现途径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的整合必须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谋求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实现对社会及时而有效的整合,关键在于政治体系要具有较强的控制、协调和应变能力。因此,建立一种适应国情的强大的政党体系就成为实施社会整合、维持政治稳定的首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个发展中的大国里要实现现代化,把数量极其庞大的各种社会群体组织起来,形成万众一心的政治局面,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才能办到,这就需要—个强大的执政党的支撑与保障。历史经验表明,中国超大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有着自身特殊的社会整合规律,这种规律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执政党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主要体现为:建立遍及全国范围的组织网络,以此为纽带协调各个地方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建立党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关系,保证党领导下的全国施政的统一;利用党的各级组织,掌握对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发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优势;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利用强大的组织网络的影响力整合周边的政治资源;建立同其他党派的友好合作关系,团结各方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强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整合。历史和现实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代表。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的整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任何社会整合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这就要掌握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不断丰富和发展政党资源的理论成果。就当代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对中国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丰富而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不仅可以使意识形态本身获得适应性发展,还能够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整合政党资源来凝聚社会力量,就必须首先掌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把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精神文化因素,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文化因素,一切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因素,高度凝聚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目前,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在社会整合的结构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的整合必须坚持以统一战线为平台。作为政党资源整合机制之一,统一战线既不同于执政党组织系统的政治资源整合机制,也不同于国家政权架构中的政治资源整合机制,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党的民主执政过程中有效整合政党资源的重要地位。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随着新的社会业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为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开掘政党资源,原有的各党派发展对象范围规定的格局被打破,一些新兴职业及其产生的社会群体也成为党派组织发展的对象。在老一辈成员故去和老迈的同时,民主党派在组织发展中补充了大批年轻的新生力量,民主党派成员数量激增,素质更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其中不乏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所以,统一战线具有实现政党资源整合职能与任务的“法宝”性价值和地位,这与统一战线的本质及其功能直接相关联。就当下我国统一战线而言,它具有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与开发、提取和有效利用政治资源的功能。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资源的整合必须坚持以执政党政策制定的程序化为依归。在中国,执政党的政策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方法,也是实现政党资源效用的重要途径。就政策的角度来看,社会整合的根本问题就是各种利益尤其是相互冲突利益之间的协调。通过政治体系的政策过程,各种利益之间形成妥协或协调一致的关系。因此,政党资源整合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系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各党派利益和要求的能力。以此来看,我国政治体系的政策过程基本上能够满足政党资源整合的一般要求。同时,就目前政策制定的实际情况来看,为了使执政党的政策在总体上能够融合不同政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必须在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意见表达和反馈、政党监督行使和保障等方面,开展程序化问题的研究。总而言之,执政党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既是执政党维系各民主党派政治诉求的纽带,也是整合好政党资源并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最大效用的依托。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2)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3)《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