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政治资源述论⁽¹⁾

政党执政需要强有力的政治资源作为支撑。中国共产党在六十年执政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主要包括权力资源、基础资源、制度资源和传统资源。研究这些政治资源，既有利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研究，又有利于推进党的执政政治资源建设的实践。

一　权力资源:执政取向与人民利益的一致

现代政党制度的运作表明，获得执政权力是政党功能和政党价值的体现，政权是执政党的权力资源，它是执政资源中最重要的支撑元素。政权力量在执政资源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决定路线、政策对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起指导作用，并通过公正合理地使用权力赢得社会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获得方式以及执掌权力的角色定位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它的显著特点是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西方政党轮替制度下，执政党虽然在选票上也能体现出一定的民意，但其范围和程度上仍然是有限的。首先，多数选票与社会民意在政治学理论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选票的多数只是民主的形式，并非民主的本质。竞选中执政权力角逐胜出的政党上台执政，仅仅意味着社会一部分人的取向压倒了另一部分人。其次，竞选制度下，选民们的取舍主要是通过政党人选的竞选承诺，而承诺毕竟是事先的、主观的、口头上的东西，往往靠不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西方，“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²⁾。所以，通过选票竞争获得的政权，与民意不能简单和笼统地划等号。这就是说，执政党的权力是否最广泛地代表民意，不取决于它的来源形式，而取决于执政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是否与广大民众相吻合。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权力作为政治资源的重要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各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任务。共产党要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必须依靠政权的力量。从这层意思上说，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以执政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掌握政权只是它实现自己使命的必要保障。与那种竞争轮替的政党制度相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优点在于它可以摆脱执政党短期思维和急功近利行为，使长期的使命、远大的目标与近期的现实任务相统一，使政党宗旨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始终保持社会发展的传承、连贯和稳定。现代政治发展的规律已经表明，评价一种政党制度的优劣，多党竞争还是政党合作、政党轮替还是一党执政，并不是衡量的标准，关键是看政党执政的价值取向。为执政而执政，那么，权力追逐就成为最终的目的，这不是共产党执政的价值取向。

利用好政权力量，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树立。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别无自己的利益。”⁽³⁾他把中国共产党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作为区别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这一权力观的核心思想赋予权力公共性认识以新的内涵，与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思想相比，共产党人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要先进和深刻得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侧重解决的是权力授受关系，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观则把掌握和运用权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解决了权力的利益关联问题。其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局限于权力公共性特征的抽象认知，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观则从价值取向、代表范围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具体揭示了权力的本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权力观，在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得到传承和延续，党中央领导人在执政实践中始终强调必须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执政条件下党如何运用权力的问题，他指出:“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脚点放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上。1989年邓小平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前所作的政治交代中，多次向接班的领导人讲了“要取信于民”的问题，要求新一届党中央“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⁵⁾江泽民指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人民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⁶⁾胡锦涛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⁷⁾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权力观的认识上，始终突出了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党对权力公共性认识的中国化表述，任何背离服务人民价值取向的执政思想和实践，都是对权力资源的滥用。

党执政实践的经验表明，权力资源被滥用的可能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权力公共性和利益变异性的矛盾同样反映到实际的权力运用中。权力腐败的发生时常提醒我们，利用权力资源为小集团、为个人谋取私利，将对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地位带来严重的危害。权力腐败是党执政实践的大敌，党中央把腐败视为危害党的肌体的毒瘤，从可能导致亡党亡国的严重性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绝不是危言耸听，滥用权力资源的结果只能导致执政党的垮台。因此，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二　基础资源: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从政治学视角看，执政党是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执政意味着社会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的确立，执政党的施政纲领和实践取向是否反映被领导者的各种利益诉求，与其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密切的关联。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得到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关键。因此，它是党执政政治资源的基础。

古往今来，政权盛衰兴亡的规律显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⁸⁾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建立，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得以开展，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悟出了一条真理:离开广大人民群众，党将一事无成。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基于这样的觉悟。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刘少奇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被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在党的执政实践中，群众路线的政治资源价值始终得到重视。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根据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变化，将群众路线作为新的问题加以强调，指出:它“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一再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¹⁰⁾在他主持起草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中，群众路线被提升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群众路线坚持得好，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什么时候背离了群众路线，党的执政实践就偏离正确的方向。

认识人民群众在党执政政治资源中的基础价值，应当充分重视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复杂性。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利益差别日益明显，人民内部矛盾构成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民生等方面呈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这两方面的因素直接影响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建设。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满足和实现，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本条件，若处置不当将造成党执政政治资源的削弱或流失。

认识人民群众在党执政政治资源中的基础价值，应当充分重视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江泽民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¹¹⁾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江泽民在阐述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时，曾提出了“两个基础”的问题，即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政治资源看，这“两个基础”的增强和扩大，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两个基础”不仅是确保党的先进性的着力点，而且也是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认识人民群众在党执政政治资源中的基础价值，应当充分重视党执政业绩的与日俱增。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认同首先来源于它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最为丰厚的政治资源。然而，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丰功伟绩只能作为历史资源而成为过去，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认同需要靠再生新的资源来获得。显示和扩展执政业绩是党再生新政治资源的主要路径，只有当人民群众真切地从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党执政业绩的卓越，才能将支持和信任寄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三　制度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功能

任何政党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执政活动，政治制度既是政党执政的依据，又是政党执政的资源。这一资源开发得好，有利于执政党实践的顺利开展，反之，就可能危害执政党的地位。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在党的执政实践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治制度是对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规范，没有这样的规范，社会政治生活就会陷于无序的状态。国家层面上政治制度主要规范以下五种政治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人民与政权的关系。这五个方面的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与政党的执政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因此，构建一套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党执政实践的重大任务，也是党执政需要依赖的重要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四项: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的建立，时间上有先后，但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基础，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都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客观规律。党通过这些政治制度，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人民与政权的关系，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在这些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范的是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范的是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范的是多民族国情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范的是一般群众与基层权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处理不当，都会产生政治不稳定的隐患。党在执政实践中防止这些隐患的产生，需要凭借有效的政治资源，政治制度就是这种化解政治关系紧张、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政治资源。我国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制度是符合历史和适应现实要求的，它在妥善处理各种政治关系中的资源能量是十分有效的。然而，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历史和现实表明，党的执政实践能够接受的政治遗产是很少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¹²⁾。两千余年封建主义的遗毒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是在当代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政治制度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

从政治资源的角度看政治制度，必须避免和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盲目乐观，孤芳自赏。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充分肯定，它的优越性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民权力的广泛性、普遍性、有效性得到保障。但是，还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实践尚浅，问题还不少，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另一种是崇洋媚外，自轻自贱。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长处视而不见，只抓住甚至夸大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片面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这样的看法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其危害值得警觉。以上两种错误倾向，都不利于党的执政实践中政治资源的开拓。

党的执政实践中，政治制度的资源开发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第一，坚持不懈地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彻底扫除政治发展的思想障碍。邓小平指出:党成功和彻底地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革命，但却没有能够完成思想政治方面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任务，以致在执政以后，封建主义遗毒仍然十分严重，“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¹³⁾。

第二，始终不渝地加强民主建设，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水平。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为发扬高水平的民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党的执政实践中，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需要健康发展，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需要认真建设，票决民主、协商民主需要大力推进，政治制度在促进民主建设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长需要通过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的路径来实现。

第三，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积极营造团结和谐的政治氛围。政治制度资源开发的目的在于协调社会利益，维护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前提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协调。人民群众积极性调动的广度是与利益协调的程度相对应的。作为一种执政的政治资源，能否公正合理地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是政治制度建设的着眼点。党的执政资源最有效的功能就体现在充分调动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齐心协力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大胆地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政治制度的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具有方向性和原则性的特点，坚定立场、明确是非、立足国情，是不可动摇的基本态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自我束缚，保守僵硬。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政治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是通过创新实现的，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在政治制度建设上，要克服谨慎有余而创新不足，满足现状而不思发展的倾向，不停顿解放思想的步伐，使政治制度建设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进程相一致。

四　传统资源: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政党执政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执政党处理社会各种政治关系的一种手段。执政党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向社会传递自己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行为宗旨以及政策信息，以加强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传统优势，发挥这个优势，是党执政资源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政党是靠思想政治的价值认同来维系的，思想政治的价值认同构成理想信仰。任何政党不仅靠这种理想信仰吸引党员，而且也用它来影响社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不可或缺。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认识。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¹⁴⁾1938年周恩来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他从军队建设的角度批评了党内把政治工作看作“空谈”、“卖狗皮膏药”的错误看法，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任务和内容。⁽¹⁵⁾1945年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¹⁶⁾(www.daowen.com)

执政以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党一项坚持不懈的任务，成为执政实践中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党的各级领导“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¹⁷⁾江泽民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并强调，在国际国内发生深刻变动的新情况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了，任务更重了，工作更艰巨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而是必不可少、大有可为。实践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事业就能更好地发展”。⁽¹⁸⁾党在执政实践中，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是党执政实践政治资源中一笔财富。

第一，弘扬主旋律，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正确的方向。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形态特征决定了它必须有十分鲜明的方向，偏离主旋律，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资源，它的主旋律地位不容撼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统一，是党拓展执政资源的一条宝贵经验。

第二，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是个综合概念，反映着多重要素。国民素质的养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途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围绕这个核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贯方针。

第三，树立先进典范，张扬楷模的示范力量。社会的正气来源于真善美的价值认同，一个没有是非标准的社会必然导致邪气上升。求真剔伪、扬善抑恶、崇美厌丑，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党的思想准则。历史实践中，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范的树立，为人们提供了学习榜样和前进动力。不同的时代，这些先进典范为弘扬社会正气，引导人们奋发向上，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第四，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思想落后的人群进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鼓励先进，另一方面是教育后进。人的思想不可能划一，有先进也有落后，甚至还有因落后而犯错误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多更重的任务是帮助落后人群进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团结为宗旨，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原则。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影响党执政的正确取向。

第五，坚持以人为本，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和“情”往往决定它的有效性，理弱和情薄必然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苍白无力。邓小平指出:“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¹⁹⁾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和客体能否有效地沟通，关键在于“理”和“情”上的相互理解和体谅。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最重要的是立足以人为本，用真理的思想显示理，用真诚的关心显示情，贴近实际才能服人心，善解人意才能生共鸣。

第六，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相结合。党治国理政的目的是强国富民，执政的业绩应该体现在国家进步和个人发展两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唱高调、喊口号、讲空话，国家、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是相冲突的，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集体利益，但国家、集体利益决不排斥个人利益。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统一并妥善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才能使党的执政业绩得到充分地显示。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420页。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页。

(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1)《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13)同上书，第33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1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365页。

(18)《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8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