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执政的理论意蕴——历史视角的一种解读⁽¹⁾

科学执政的概念是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2006 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第32次集体学习以研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主题，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科学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²⁾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实践史上，提出科学执政的概念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重大发展。目前，关于科学执政问题的研究，理论界已经发表了不少成果，但联系近代以来中国对科学的认知过程，研究科学执政的理论意蕴，还需要加强。本文拟从历史的视角，反思科学这一理念在中国的命运，加深理解党中央提出科学执政的深刻意义。

一　有关“科学”涵义的各种诠释

科学这个概念人们并不陌生，在书面文字以及日常话语中使用十分普遍，但科学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似乎又是很难说明白的问题。很多中外学者都曾进行过思考和研究，但迄今为止，还很难找到对科学这个概念的涵义具有权威性的界定。

科学的产生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它的起源同远古时期的社会、生产、宗教和神话有着复杂的关系。据学者考证，“科学”一词来源于中世纪拉丁文中的“Scientia”，英文中的“Science”，意大利文中的“Scienza”，西班牙文中的“Ciencia”，以及德文中的“Wissenschaft”等，都是由拉丁文中的“Scientia”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指“知识”。⁽³⁾西方人很早就有对科学的相关解释，在12世纪初期，宇宙论者威廉为了将科学与神学分开，专门说明了科学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知识的一部分。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形成了对科学的新认识，他把科学划入知识范畴，认为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

但是，科学的概念要到1876年才被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第一次提出。他说:“科学在于综合事实，从而从中得出一般的法则或结论。”⁽⁴⁾这就提出了科学在思维方法上的价值。但是，对于科学的认识在学者中仍有各种的解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科学是一种（正确的）陈述系统。W.C.丹皮尔（W.C. Dampier）在《科学史》一书中提出: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的研究。斯蒂芬·F.梅森（Stephen F. Mason）的《自然科学史》中则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有关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着的技术、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不断发展活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物理学和实在》中认为，整个科学不过是日常思维的一种提炼，在《物理学的进化》中他又提出科学是人类头脑用其自由发明出来的观念和概念所作的创造。美国的G.萨尔顿（G. Sarton）把科学理解为人类的真正有积累性和进步性的唯一活动。但是J.D.贝尔纳（J.D. Bernal）强调，任何企图从某一方面想抓住科学的本质都是不妥的，认为“科学不能用定义来诠释”⁽⁵⁾。他提出科学有四个主要特征:科学是一种建制；科学是一种方法；科学是一种累积的知识系统；科学是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还是一种重要观念的来源。苏联1958年《大百科全书》解释:科学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和不断发展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对现实世界客观规律的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英国《新百科全书》的界定是:科学是按在自然界的次序对事物进行分类和对它们意义的认识。法国1949年的《百科全书》中提出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日本1976年的《世界大百科辞典》把科学定义为认识的一种形态，是具备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既具体又普遍的有体系的学术上的认识。

在中国，科学概念形成比西方晚得多。科学一词从西方引进时最初使用的对应词语是“格物致知”。真正出现“科学”这个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编写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中，把日文汉字的“科学”直接译为中文，并在奏折中多次使用。这里“科学”的含义是“分科之学”，与中国传统的“格致”有区别，“格致”是“科学、技艺、工艺”的全称。⁽⁶⁾随后，严复在翻译《天演论》和《原富》时，将Science译成“科学”。他还陈述了科学的概念，“凡学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教往知来者，乃称科学”⁽⁷⁾。“科学，其区别至为谨严，苟非其物，不得妄加其目。”⁽⁸⁾之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也用过这个词。1915年任鸿隽把科学理解为一种知识，“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之大命。就广义而言，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认，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⁹⁾。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认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龚育之在《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的一个部门，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卢于道在《科学概论》一书中提出:科学是“人类一种最有效的精神活动利用感觉材料及思维能力，以认识现实的周围环境，继而驾驭环境”⁽¹⁰⁾。我国的《辞海》中称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实践经验的结晶。有的国内教科书称，“科学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意识，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律的系统知识或理论体系”⁽¹¹⁾。

以上的列举只是有代表性的观点，事实上各种解释要纷繁和复杂得多。从列举的这些解释看，虽然字义上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从知识系统上认识科学的涵义。有的强调它是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规律揭示，有的侧重于它作为事物验证方法的特征，有的将它视为一种思维方法。其共同点是都着眼于观念形态上的科学涵义。

二　近代以来中国认识科学的历史轨迹

近代国人的觉醒首先反映在对科学的认识上。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给中国蒙上的羞辱，使号称“天朝帝国”的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颓势难挽。在对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中，一些有眼光的中国人最初的思考就是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切入的。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师夷”派思想家提出的主张，集中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技艺上。他们亲身领教了英国现代海军先进武器的威力，感受到科学运用于兵火交战的强大优势，因此呼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希望朝廷仿而效之。虽然他们这种直觉的认识还谈不上是一种理性的觉悟，但毕竟代表着近代中国人开始发现自己在科学上已经落伍于世界。

“师夷”派的主张过了二十年才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世纪60年代发起的洋务运动，使学习外国“船坚炮利”成为迫不得已的事实。随着技艺知识的传播，科学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李善兰是较早萌发“科学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借助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支持和资助，出版了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中国传统数学最高水平的天算著作《则古昔斋算学》，重印了译著《几何原本》、《重学》等，推动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知识构造形成的冲击和挑战，终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引发了对儒学传统信仰的动摇。从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谭嗣同抨击礼教纲常开始，中经严复对西学的大力传播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封建主义斗争实践，再到191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高高举起“科学”的大旗，近代中国对科学的渴求由隐到显，日益升温。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现象上看，反对科学的人少了。但是，在科学思想发展中，怎样用科学解释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是这种分歧尖锐化的表现。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以《人生观》为题发表演讲，他用玄学解释人生观，极力反对科学法则。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主张科学与人生观不能分家，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之后，张君劢与丁文江进行反复争论。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辩论，他们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驳斥了科学、玄学两派的观点。历时近一年的争论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科学的人生观是否错误，一是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¹²⁾论战双方在认识科学的价值问题上争论不休，但这场局限于知识界的思想论战并未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也没有因这场论战而得到深化。1932年11月，陈立夫、张道藩、吴承洛、顾毓泉、邹树立等在南京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他们提出:“以科学来发展经济、改变社会、振兴民族、抵御外侮。”⁽¹³⁾虽然从功用上强调了科学，但这样的主张并没有任何新意，只是重复了近代中国一些人提出的“科学救国”的老调。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先进的政治力量，在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对科学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而实现了选择思想理论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统一，使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在中国社会根本改造过程中得到体现。从建党时期陈独秀等人对科学的阐述，到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将科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共一些领导人都对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和意义有所领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的学习研究，对更新思维方式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此外，对科学的工具性价值中共也高度重视。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自然科学运动，使偏僻贫瘠的陕北建立起史无前例的科学事业，一批科学研究的机构建立起来，科学开始被用于改造贫穷愚昧的乡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也非常重视发展科学。1949年成立中国科学院。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并且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认为:“我国经济上还没有独立，技术上也没有独立，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¹⁴⁾1956年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集中六百多位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且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的规划。这些历史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个层面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其正确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的认识上也经历了曲折。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我们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一段时间里曾经唯心主义盛行，主观唯心主义成为盲目冒进的思想根源。在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后不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混乱了人们对科学价值意义的认识，拔“白旗”、批判走“白专道路”、批判“技术第一”、打倒“学术权威”等做法，使人们视科学的殿堂为禁地，避而远之。十年“文革”期间对科学的认识颠倒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四人帮”鼓吹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科学无用”谬论，将科学打入了冷宫。造成这些曲折的原因极其复杂，有主观认识上的偏离，有客观形势造成的影响，也不能否认掺杂着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企图。但是，对科学缺乏正确的认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具有理解科学的深刻见解，但总体而言，在对科学的认知上，无论是准确性、完整性还是普遍性、广泛性上，都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前，科学领域是被搞乱的重灾区。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拨乱反正的过程，对科学的认识深化就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收获之一。为扭转“文革”造成的思想混乱局面，邓小平从解放思想入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把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进行阐释。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5年3月，他又提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通过改革，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1986年10月他会见李政道夫妇时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¹⁵⁾1988年9月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¹⁶⁾。10月他又指出，中国要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自此开始，尊重科学逐渐成为风尚，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得到重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关于科学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江泽民领导下的党中央从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突出了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科教兴国等思想。从理性主义价值层面上，倡导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提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形成了许多崭新的认识。党中央号召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向人们特别是各级干部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大力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弘扬科学精神，坚决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揭露和抵制各种伪科学、反科学行为，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进行不懈的努力。这些思想在对科学的认知上是一次飞跃性的提高，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引入治国的大政方略，使邓小平树立的发展观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反映了科学的工具性价值意义，又体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意义。

三　近代中国在科学认识上的局限及其原因

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离不开科学。因此，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科学发展史。中华民族的科学贡献与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形成巨大的反差。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一样，古代中国有过灿烂的文明，以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评论说:在15世纪之前，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在十个多世纪里，中国“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¹⁷⁾这个评论为西方很多史学家所认同。他们都认为，十五世纪、十六世纪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是东方影响世界；在此之后，是西方影响世界。中华民族也因这一转折而滑入衰途，西方国家以科学的先进而颠覆了中国的世界领先地位。

科学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路径差异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历史课题。比如，为什么火药发明于中国，但西方人却首先创造了蒸汽机？为什么指南针发明于中国，但西方人却用它创造出航海的奇迹？这些问题涉及历史、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回答这些复杂而艰难的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其中有一个因素值得指出，即中国古代的科学虽然相对发达，但却长期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始终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从而未能实现思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技术层面上的科学可以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却无法直接提供思维理性的精神财富。技术层面上的科学，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意义。方法论层面上的科学并不直接产生物质效用，但却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具有理性主义的价值意义。近代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在科学地位上的翻身，决不是简单地把古代中国的火药、指南针照搬过去就可以实现的。把这些技术从工具性的价值意义上升到理性主义的价值意义，才是近代西方科学革命的真谛。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个因素，是因为在科学落伍的近代中国，对科学的工具性价值认同淹没了理性主义价值认同，方法论层面上的科学被长时期忽略，以致观念上一直摆脱不了认识的误区。

近代中国曾经有“西学中源”之说。当“天朝帝国”的尊严被外国打得七零八碎后，仍有一些盲目自大人士以“中国古已有之”的阿Q精神聊以自慰，对西方的“船坚炮利”表示不屑一顾。这种对近代西方科学的浅见陋识，固然不值一谈。问题是那些力主学习外国的先进人士，在对科学的认识上也走入了偏途。鸦片战争时期“师夷”派从一开始就将西方的“船坚炮利”定位在技术层面的工具性价值意义上。洋务运动时期这样的思维定势更加成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表明，“西学”只是作为“器”才具有“用”的价值，而不能作为“道”具有“体”的价值。在洋务官僚看来，取法西学决不能超越技艺的藩篱而冲击中学的“道”。这个“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影响中国不止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虽然“中体”不可避免地被销蚀以至被颠覆，但对“西用”的认识却始终受到压抑，表现之一就是“科学”在思想价值层面的内涵长期被埋没，对科学的认识没有摆脱技术层面的工具性价值理解。五四以后，中国社会不乏一些抱持“科学救国”理想的爱国之士，但走的大都是技术层面的路径，注重的是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倒是有一些深刻的见解。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¹⁸⁾他还批评说:我们中国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¹⁹⁾很可惜，这样的认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中国的影响十分微弱，根本不能成为科学认识的主流。总之，近代中国人在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上，长时间里注重的只是它的工具性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误区。

为什么近代中国对科学的认识长期局限于工具性价值的层面？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使近代中国从理性主义的价值层面上认知科学缺乏客观基础。科学的理性主义的价值层面认知，必须以充分发达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中国古代科学水平的领先也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有关。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路径最终没有导向理性主义的价值层面，是因为受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强势排挤。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沿着理性主义的价值层面突飞猛进，是以工业革命奠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经济始终处于困境之中，生产力既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制，又遭到连绵不绝的战争摧残，科学发展的场景不仅难以提升到理性主义的价值层面，即使在工具主义价值层面上的局限性也很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影响，限制了对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的发现。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积淀，使中国社会的运转纳入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系统之下。儒学所表现的价值导向与科学的理性主义发展路径不相契合，很多方面甚至是相冲突的。首先，儒学主张“天人合一”，其“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的是对自然的顺从，并非提倡尊重科学。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梁漱溟等人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都曾经指出过两者在自然观上这样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似乎可以解释科学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的路径问题，就是说，东方文化系统中的自然观不利于科学的生长。其次，儒学维护的是人治型的专制，宣扬“奴性道德”，其一整套伦理规范的文化设计提倡的是人对人、下对上、人对社会的愚昧盲从。虽然这套伦理规范确实有效地维系了封建社会的超稳定发展，但由此而形成的思想禁锢则封杀了理性主义培育的可能。

再次，严重的民族危机客观上使近代中国不得不在“救国”和“强国”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理论上说，“救国”和“强国”是连在一起的，贫穷积弱必然受欺，愚昧落后必然挨打，这个道理近代中国人是认识到的。洋务运动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科学救国”主张都表明，近代中国许多人士试图以富强来救中国。但是，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濒临亡国灭族的深重灾难，迫使“救国”成为第一要务。一方面，危急的形势不允许靠“强国”来“救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根本没有“强国”的现实可能性。更多的爱国人士最终将救亡图存的注意力集中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思路上，这是历史的必然，实践证明也是唯一可行的通路。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削弱了对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的认知，对科学的定位长期摆脱不了技术层面上的工具性价值范围。

四　科学执政理念对科学的工具性价值认知的超越

审视近代中国认知科学的历史，从理性主义的价值层面揭示科学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联系，是加深认识科学执政理论意蕴的一条路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具有开创性意义，这是一个先进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把握执政规律的体现。(www.daowen.com)

科学执政理念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超越了科学的工具性价值的认知，从思维科学和方法范式上，将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融入到执政理念中。从理性主义价值认识科学，它首先是一种理念和方法，是思维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科学的工具性价值说到底是由其理性主义价值决定的，“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常用的术语，它的重点在于思维和方法的合乎客观规律，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的“技术”，只是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结晶。作为科学思维和方法，科学执政意味着要把执政的政治行为当作一项科学行为来对待，要使党在执政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到主客观不相矛盾，理论要符合实际，实践要遵循规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科学执政，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式组织和带领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科学设计、组织、开展各项执政活动。要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我们作出的决策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科学执政理念本来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内在规定。但是，很长时间里，科学执政的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曾经使我们严重脱离国情，导致执政实践偏离正确的轨道，存在很多执政非科学性的表现。比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党包办一切，以及决策机制、政治动员方式、领导经济的模式、党和国家建设目标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科学执政的要求。反思这方面的教训，根子在思想的僵化。思想僵化必然堵塞科学执政的通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仅仅从工具性价值层面上认知科学的意义是不够的，只有在工具性价值层面认知的同时，加深认知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执政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又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时代创新。

从理性主义价值层面上认识科学对执政的意义，还必须遵循政党执政的客观规律。政党执政规律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首先，政党执政是现代政党制度的普遍现象，尽管不同社会制度下执政模式截然不同，但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政党执政仍然存在某些共同的规律。其次，共产党执政有其特殊的规律，共产党的本质、宗旨决定着其执政不同于资产阶级或其他的政党。再次，中国共产党执政又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既不能套用世界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又不能把别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机械地照搬。科学执政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使自己的执政行为符合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在遵循政党制度运行的客观规律上，以往的认识不够深刻。一方面，受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识限制，忽略对世界各国政党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执政经验的研究，轻视执政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机械照搬苏联模式，缺乏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差异性的重视，妨碍了党对在中国执政的特殊规律的认识。这两种情况都是违背科学执政要求的，结果难免经历曲折。历史教训对我们的启示是:全面和正确地把握政党规律是科学执政的必要条件。党的执政既要借鉴世界现代政党执政的先进经验，又要把握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更要体现在中国执政的个性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科学执政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制度文明正是科学的结晶。制度的功能是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的要素对某项行为做出规范性的约束。科学执政的制度化建设，重点在完善科学的执政体制。在政党制度中，执政体制是制度运行的重要环节。有科学的执政体制，才能使执政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和政治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并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历史和国情、行之有效的。着力点应该转向执政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在以往执政体制建设上，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积累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一个进一步科学化的问题。江泽民反复强调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实质就是科学执政的问题。在完善科学的执政体制上，应当解放思想，吸收西方政党和国家体制资源中可供借鉴的做法，应当深刻总结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体制上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际。在党内，不断健全组织制度，切实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搞一言堂，确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做到集体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在党政关系上，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防止以党代政、以党干政。在党群关系上，建立民意、民情快速反应机制，扩大群众的参政议政的范围，使执政体制更能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总之，科学执政首先要使制度科学化，有了科学的制度，才有科学的执政。

胡锦涛强调:“在当代中国，科学执政尤其要体现在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执政的落脚点在于推进社会的发展。与一些国家政党制度下的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为执政而执政。掌握政权不是它的目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地创造执政业绩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政党本质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来源于其政党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性。人民的利益实现必须通过国家的发展来达到，发展、执政、兴国是紧密相联系的。在推进中国发展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科学执政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科学执政的检验。

综上所述，科学执政具有深厚的理论意蕴。近代中国以来，中国人在科学认知上走过了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从工具性价值层面到理性主义价值层面对科学的认识轨迹，显示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升华。科学执政理念的提出，凝结着一代代中国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历史探索的心血，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巩固执政地位、坚持长期执政的深刻觉悟。能否真正做到和做好科学执政，将对共产党执政的未来走向产生长久的影响。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23期部分转载。

(2)《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6月30日，第1版。

(3)吴义生:《自然辩证法通论》第3卷·科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4)郝志功:《现代科学技术简明教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5)[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6)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7)王栻:《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

(8)同上书，第282页。

(9)吴义生:《自然辩证法通论》第三卷·科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0)卢于道《:科学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2年版，第3页。

(11)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12)王文泉、赵呈元:《中国现代史》，中国矿业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13)程雨成:《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14)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5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16)同上书，第275页。

(17)[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

(18)《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1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2、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