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八大关于执政党问题的认识⁽¹⁾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执政党地位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标志着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但明确将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来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党的八大，曾经对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和可能带来的问题从理论上政治上作过深刻的分析，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谦虚谨慎，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防止脱离人民群众，经得起执政的考验。”⁽²⁾研究中共八大执政党意识的形成及其原因，有助于推进共产党执政规律问题的研究。

一　中共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执政党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权力的获得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在国民党败退逃离大陆，人民军队基本上解放全国时，中共在新中国国家权力构架中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奠定，在国家权力构架重建中的领导身份事实上也得到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认同。

执掌政权本来就是党预定的奋斗目标，中共诞生后的第一个纲领就确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³⁾。此后在革命实践中，夺取政权意识始终十分明确。如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⁴⁾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完成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其中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清晰地表达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又明确地告诫说:我们已经到了快要执掌全国政权的时候了，全党必须认真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和斗争本领，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护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他还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共产党执政是不会甘心的，“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⁵⁾这些情况说明，党对走上执政的道路早有心理准备，从思想上看，执政意识是清楚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政府的构建，使党的执政地位完成了程序上的合法性要求，并获得了组织架构上的制度性保障。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关于中共的执政地位，当时不仅各种文献没有作明确规定，而且人们思想上也不是清楚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建国的方案有过曲折的变动。曾经酝酿并已成雏形的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权的试验，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而流产了。其后建国模式的探索当然具有新的意义。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与1949年的新政协会议，在性质及其达成协议的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然而，由于新中国政权的建立采取的是多个革命阶级联合的形式，因此，可以说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上，并没有一个执政党的概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献中，一般都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为正式的表述，有时加一个括弧“经过中国共产党”，基本不用执政党的概念。当时一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性质、发展前途等问题的提法都非常谨慎。如《共同纲领》中没有提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周恩来就有过说明:“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⁶⁾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有过一个《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当时正值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有同志作报告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这个话并不错，中共八大以后就一直用这个说法，但当时中央认为目前宣传“不适宜”，会“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理”⁽⁷⁾。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少直接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大概就是出于同样的考虑。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⁸⁾，得到大会代表的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同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作了间接的说明。该宪法的序言中写道:“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⁹⁾这事实上从法律上肯定了党的执政地位，但措词上还比较含蓄，仍然没有使用执政党的概念表述。

明确提出执政党概念是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¹⁰⁾，并在报告中就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了要求。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更是集中阐述了执政党的问题。他指出:“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¹¹⁾修改后的中共八大党章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鉴于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更加需要向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¹²⁾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样明确地提出执政党的概念和形成执政党意识，中共八大还是第一次。

二　中共八大明确形成执政党意识的原因

从1949年新政权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中国社会经历着20世纪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引起的社会结构性变化自然影响政治体制的走向。中共八大关于执政党意识强化起来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国际国内的历史背景。

第一，党的发展战略已经实现了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中共中央原拟用大约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按照这个最初的发展战略，除经济上将保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共同发展”外，在政治上将较长时期地维持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格局。但是，这个最初的发展战略在1953年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内的情况，决定立即实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个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战略性改变，必然将共产党在领导社会变革中的领导作用提到显著的位置。国家政权的构架必须适合这个战略转变而朝有利于贯彻共产党的意志和路线发展，明确执政党的地位是势所必然。

第二，经过新中国建立头七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这七年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感十分普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结论由于新旧中国两重天的感受而为实践所证明。共产党的业绩突出，有目共睹。在经济上，不仅领导国家恢复了国民经济、稳定了社会秩序，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有计划发展，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落后的中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建设基础。在政治上，不仅有效地遏制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敌视下巩固了政权，而且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面前显示了伟大的力量。这一切成就表明，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执政能力已经充分得到体现，并具备了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成熟条件。

第三，随着所有制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中国社会经过重组而更新了面貌。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工农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真正树立起来，资产阶级由于党的赎买政策从“有形存在”变为“无形存在”。这样，一方面，政权性质的“纯洁度”在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身份有了经济制度上的说明，农民群众的作用也赋予了社会主义的新涵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将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两方面都给党提出了新的领导要求，树立执政党意识正是党对担负新的领导要求的反映。

第四，国际上出现的风波给中共敲响了警钟。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惊险不断。先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攻击斯大林，引发国际范围的政治大地震，西方一股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构成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严峻挑战。接着，10月份发生波兰和匈牙利突发事件，使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首先变成事实，对中共具有警示作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虽然具体的政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是相同的，当时也都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中。国际上的风波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地位。这无疑是中共八大有意识地强化执政党观念的一个外部刺激性因素。

三　中共八大阐述执政党建设的几个主要问题

注重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而从执政的角度阐述党的建设则是中共八大会议的一个特点。虽然很多问题具有共同性，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执政党意识的树立，同样的问题就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中共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思想。

第一，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更加密切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代表人民利益。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只要我们的党员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¹³⁾邓小平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虽然不是新的问题，但“由于党成了执政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他的报告中用很长的篇幅阐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内容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邓小平特别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¹⁴⁾这就从共产党执政的新情况出发，提醒全党必须牢牢绷紧党的群众路线这根弦，违背人民群众利益就是违背党的执政要求。

第二，指出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党的建设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共产党执政以后，“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¹⁵⁾针对党执政的新情况，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了要特别加以重视的现象。首先，“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当官掌权了，就“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发号施令，忘乎所以。其次，“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了不起，高人一等，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再者，由于党的执政地位，还容易使一些人“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¹⁶⁾要特别警惕党员放弃理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

第三，执政党要自觉地接受权力的监督。邓小平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由于执政党掌握着各种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权力，这样的监督尤其必要。除了加强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¹⁷⁾1957年4月，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¹⁸⁾执政权力的监督还包括党员和干部要遵守法律。中共八大把国家法律建设提上了日程。董必武专门就此作了发言，他指出:在执政之前，我们党不能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破坏旧法统的革命传统导致了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现在党执政了，“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党的监察委员会关心法制工作，认真地对党员遵守国家法制进行监督”。⁽¹⁹⁾

第四，加强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党一贯实行的组织原则，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在于使执政权力的行使更能够体现全党的意志。广泛的党内民主是集中全党意志必不可少的渠道，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统一的全党意志。因此，一方面要使党成为统一指挥的战斗组织，另一方面要“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为此，中共八大提出了一系列尝试性的措施，如改党的代表大会为常任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相结合等。总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显然是初步的。但从最早树立的执政党意识来看，中共八大阐述的以上这些思想，应该说还是把握了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实现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深化。

四　中共八大执政党意识的历史启示

中共八大对党自身执政地位的认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后来没有能够贯彻执行下去，但是执政党意识的强化还是使党在融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虽然中共八大以后党在主观上出现了“左”倾指导思想的失误，实践上经历了自身建设的各种曲折，但执政地位始终没有动摇。总结中共八大对执政党问题的认识，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

第一，坚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是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核心内容。如上所述，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阐述共产党执政问题时，着重强调的就是群众路线。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更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前提。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²⁰⁾他总结中外执政党兴亡更替的教训，谈到世界上很多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事实，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多政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强调: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²¹⁾。执政为民是一刻也不能丢弃的，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和增强执政为民的根本观念。

第二，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随着发展的情况加以改变和完善。中共八大虽然没有提出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但在一些制度和措施上则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的新情况作了调整和完善。这个事实为我们认识执政党建设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经验，即社会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与之相适合。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社会的新格局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使世界形势日新月异，党的领导客体和执政基础面临着全新的情况，因此，方式上的与时俱进就成为势所必然。世纪之交，江泽民反复提出要认真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研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第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立足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发展的要求。中共八大的执政党意识是在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后树立起来的，将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的任务与对执政党的要求相统一，是中共八大的一大功绩。中共八大根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得出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的结论，揭示了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为深刻认识共产党的执政要求指明了方向。实践表明，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共产党执政要求和人民群众利益三位一体的体现。

第四，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执政党长期的任务。五十多年的执政实践告诉我们，党的建设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的头等大事。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²²⁾中共八大作为执政党意识树立的开端，揭开了加强党的建设与巩固执政党地位相联系的序幕。在党的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新的伟大工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提出治党必须从严的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很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他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因此，必须从执政党的角度确定治理党的原则，“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并强调:“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²³⁾

第五，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邓小平在很多讲话中将党的作风问题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江泽民也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执政党建设说到底就是一个形象塑造问题。共产党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除了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外，作风问题是关键。“我们是执政党，己不正焉能正人。”⁽²⁴⁾中共八大之所以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强调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问题，着眼点正是端正党的作风。党的执政实践启示我们，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方面，党的新鲜血液在不断注入，党员队伍在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形势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变化，党的作风建设不仅要持之以恒，而且要不断赋予新的内容，“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辩证地看，党的优良作风也只有在新的作风的培育中才能保持。(www.daowen.com)

从中共八大到十六大，共产党执政实践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时期。在全面继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新的伟大工程”为号召，“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执政党的意识进一步深化。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新世纪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使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4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全文转载。

(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81页。

(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2—683页。

(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页。

(1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214、215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27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15)同上书，第236页。

(16)同上书，第24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18)同上书，第270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2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1)同上书，第35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2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468、359、518页。

(24)同上书，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