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巩固执政党地位的若干思考⁽¹⁾

执政选择具有不同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党的执政地位的社会认同需要更新资源。从世界范围政党执政的通例来看，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是始终保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方针，坚持执政为民，最大限度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执政权力的支持。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过程中，都对保持和巩固执政党地位问题有清醒的警觉，并作了深刻的阐述，是指导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武器。

一

古今中外任何形式的国家，不管实行怎样的制度，都存在一个执政选择的共同问题。封建中世纪社会的执政选择，一般是借助神权，以父子传袭的“钦定”方式解决的。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执政选择，一般是通过竞选的方式解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选择，一般都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方式解决的。苏联、东欧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原则。必须指出的是，执政选择的关键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在于能不能取得社会的认同。社会认同的政权就具有合法性。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个法律范畴，而是一个政治概念。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奋斗目标，改变了中国百年受辱的状况，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执政，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这样的社会认同只是对既往历史的首肯。社会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包括认同度增减的量式变化和认同消失的质式变化。量式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式变化，这是哲学上量变和质变关系的道理。从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得到下面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不能长时期靠既往的历史首肯来维持，老本是要吃光的。社会在前进，人类在发展，世界在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需要更新资源。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历史起点，那么，自此开始就是动态过程的进入。历史资源对认同度的量式增减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起作用的是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业绩究竟如何。

现实社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和从新社会生长起来的人，对党的亲切感不一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党的亲切感也有差别。什么道理呢？原因之一就是历史资源起作用的程度不同。值得重视的是，当今中国作为一种主体力量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中青年一代，正是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资源能够对他们起的作用已经减弱，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就会更加微薄。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

由此可见，重视执政业绩将越来越显示其在更新中共执政合法性认同资源中的作用。执政业绩是多方面的，如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文明的建设等。人民群众最直接的认同资源取决于对生活水平提高幅度的感觉。生活水平提高越快，认同资源的积累就越多。反之，执政党的地位就会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发展经济，但又不止于经济的物质层面。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和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强调“五个统筹”的发展方针，正是中共创造新的执政业绩的努力方向。

二

从世界政党制度运作的一般规律看，执政党地位的丧失通常有四种类型:一是竞选失败；二是被外国颠覆；三是国内发生政变；四是因执政危机而自行倒台。这四种类型中，比较普遍、正常的是第一种。第二种类型可分直接颠覆和间接颠覆两种情况。直接颠覆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但外国插手干涉他国，扶植不同政见势力上台的间接颠覆发生率仍较高。第三种类型包括本国自身政派之争演化成政变（一般为军事政变），比较集中在拉美、非洲、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第四种类型如内阁集体辞职，也常发生。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当然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用一般的政党运作现象来套用。但是，既然作为政党，必然具有某些通行的规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矛盾冲突的世界现实、障碍纷呈的国内现状，使中国共产党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群体、多样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影响、冲击和挑战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作为执政党如何稳固地位的严峻问题。

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实行这种制度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基础。中国不会采取西方那样的“两党制”和多党制，这是已经确定的原则。因此，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说，不存在由于竞选而丧失的可能性。此外，党领导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就确定的一条铁的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统率的唯一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在中国军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威胁党的执政地位。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间接颠覆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天起，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对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身上”的和平演变计划，到当今的“分化”、“西化”谋略的种种努力；从鼓动“民主主义者崛起”、帮助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到支持“民运”分子、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等，五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成为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点目标。事情很清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外因素可能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只要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存在着被外国颠覆的危险性。因此，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要充分意识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图谋的严重性。和平建设条件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对这样的危险性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江泽民指出:“敌对势力从外部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真正可怕的是脱离群众，自己毁了自己。”⁽²⁾对中共来说，保证路线政策方针的正确是巩固执政地位最重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危机的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有执政集团内部出现问题而败坏信誉，有执政政策失败而陷入困境，也有党派政派相互攻讦而难以维系。这些情况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中国共产党具有牢固的执政基础，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是一个成熟的党，因此，历史上尽管党中央内部也多次出现过问题，执政政策上也有过重大失误，总体上没有造成执政危机的事实。但是，对于巩固执政党地位来说，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因为执政危机说到底就是一个社会基础丧失、社会认同消失的问题。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什么造成的因执政危机而倒台的情况，从形式上看都是执政党或执政集团的过错所致，而其背后必定是社会的紊乱和民心的丧失。江泽民总结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存亡的规律时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³⁾这个结论，对于中共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同样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只有始终保持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才能维系民心，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支持党的执政权力。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就是执政为民，它是巩固执政党地位最具实质性的精神。

三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开始，党中央三代领导核心在重视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都对保持和巩固执政党地位问题有清醒的警觉。(www.daowen.com)

毛泽东的警觉早在执政之前就已经印入头脑。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谈起历代王朝治乱盛衰的历史，提出了“周期率”的问题，以提醒即将取得胜利、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当时很有信心地回答黄炎培，我们完全可以跳出这种周期率。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早就注意了这一问题。毛泽东曾经嘱咐郭沫若等人认真研究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郭沫若撰写的以李自成起义军由盛到衰的蜕变为内容的《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之一，都是有所用心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告诫，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这是从正面对获得执政地位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最早危机警告。事实证明，执政以后的中共以廉洁清明树立了执政为民的新形象，以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有效巩固了执政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党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滋长，也由于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在执政党建设上，毛泽东的思路转向了偏途。绷紧的阶级斗争之弦使他错误地将执政党的危机意识转移到“反修防修”的焦虑上，提出“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性曲折。显然，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对党的执政地位是否有危机意识，而在于解决执政地位危机的思路出了问题。

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以后，肩负拨乱反正重大使命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实际承担着重塑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艰巨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塑党的形象的最重要的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实现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毋庸讳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较大的损害，党风也遭到极大的破坏，这一事实确实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提出了危机警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修复与社会转型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冲突。“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破坏留下的思想“真空”，突然被打开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环境下，党员尤其是干部面临着个人价值利益的选择困惑。在习惯了的阶级斗争氛围转向一切围绕经济活动的氛围以后，党风的问题不仅没有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逐渐扭转，反而愈益严重。值得重视的是，党风问题严重化的表现绝大多数与经济利益相关。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就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一些高、中层领导干部栽在经济利益的诱惑陷坑之中，个人享受欲的驱动使他们将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生财之源”。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为人民服务，全部丢在脑后。这样的苗头，党中央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提出了“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警告。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向全党打招呼，提出要坚决抵制腐败，如果不加以重视，“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⁴⁾。邓小平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在向新一代领导集体交班时，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危机感很强烈。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的讲话中更是强调了加强执政党建设不能掉以轻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⁵⁾可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对巩固执政党地位问题予以密切的关注。

1989年6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鲜明地树立了巩固执政党地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世纪之交，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国内改革开放的新问题，使党既有着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浪潮、网络信息、知识经济时代和加入世贸组织等新情况，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强劲东风，另一方面也带来不少麻烦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世界的冲击和影响更大了。国内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各种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等新情况，使中国社会的转型朝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执政党将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下领导国家建设。所有这些表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因此，江泽民突出地将执政党的危机意识摆在全党的面前。第一，号召全党要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针对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江泽民多次强调要认真思考，要总结经验，引以为戒。第二，提出要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⁶⁾“只要把我们党建设好了，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和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大大提高了，我们就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怕，我们的事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第三，指出要有忧患意识。江泽民指出: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昭示于我们的治理国家、开创事业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全党同志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大家要忧党忧国啊！”⁽⁷⁾第四，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对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⁸⁾第五，确定治党务必从严的原则。江泽民认为:“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因此，必须从严要求，己不正焉能正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而且，“越是执政时间长了，越要抓紧党的自身建设”⁽⁹⁾，切不可有一日松懈。第六，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的新纲领。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立意来看，是要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从“三个代表”思想揭示的任务来看，是要完成执政党的功能性转换，即要从传统的革命型政党向现代的建设型政党转变。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体现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的要求上，以此来夯实执政基础。归结到一点，就是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新方向。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3)同上书，第473页。

(4)江金权:《江总书记抓党建重要活动纪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380和381页。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7)同上书，第483、173页。

(8)同上书，第97、34—35页。

(9)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8、359、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