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规模问题研究不要陷入误区⁽¹⁾

中国共产党是现在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组织队伍最为庞大的政党。从一个建党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八千三百多万名党员，成长的足迹充分显示了党的强大生命力。然而，庞大的组织规模也给党的治理带来了许多难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关注研究政党组织规模的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研究目的是什么？怎样研究？应该从研究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不弄清楚这些问题，研究很可能陷入误区。

一　对于执政党组织规模的辩证思考

任何组织都需要一定程度成建制的规模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载体，规模是政党组织存在的基础。政党有大有小，规模是一个变量。世界各国政党实践中，有从小到大的政党，也有从大变小的政党；有数个小政党合并为一个大政党的，也有一个大政党拆分成几个小政党的。政党规模大小变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并不是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循的。研究组织规模，就是要从规律上达到认识组织规模问题的自觉，从而促进政党的有效治理。

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的组织规模优势，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保障。民主革命时期，党组织规模随着形势变化而经历了波折。从1927年到1935年，由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党员人数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党中央到达延安后，从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大力发展党的组织规模，到1949年，共产党员发展到四百多万人。国民党原先的组织规模比共产党大得多。据学者王奇生的研究，国民党在1937年时党员人数超过100万。1947年9月，国民党将其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后其党员人数超过1 000万。但到1948 年11月，登记为国民党员者仅132万。当然，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是因为组织规模上压倒了国民党，但正是因为有着成千上万勇于献身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具备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伟大的事业需要大批量的共产党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新鲜血液不断补充到党的队伍，是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事实证明，政党组织规模的大小与其战斗力的强弱有着内在的关系。党员的数量是政党力量的显示符号，没有数量的保证，政党发挥作用就受到限制。但是，政党组织规模与战斗力只是一种正向关系，而不是正比关系。也就是说从两者的内在关系上并不能得出党员数量越大党组织的战斗力就越强的结论。政党战斗力的强弱是一个多重变量因素构成的复数，政党的兴衰存亡与组织规模的大小并无直接的关系。国内外政党实践经验表明，有大党自我失败的案例，也有小党战胜大党的案例。大党不一定胜利，大党不一定就是当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不是以党员数量取胜的，也不是靠组织规模来维持执政地位的。因此，组织规模的优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事情总是两方面的。以辩证的眼光看，在肯定政党组织规模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此带来的问题。第一，组织规模越大，管理难度就越大。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党员思想素质、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参差不齐带来政党治理的各种困难。江泽民指出:党员队伍“过于庞大，必然会增加管理上的难度”，我们党“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²⁾第二，组织规模越大，运营成本越高。执政有成本，组织运营也需要成本。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党员的一套工作程序，党员教育，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有各层级的机构设置，有专门人员的配置，有各种培训所需要的经费，党员人数越多，组织运营的成本当然就越大。第三，组织规模大小还会对国家财政支出产生影响。组织规模的扩大，相应需要增加机构，需要配置党务干部。就事实上看，我国政党运作采取的也是一种科层制，党组织的干部也套用行政级别。虽然基层支部书记大多数不享受津贴，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党务干部享受津贴待遇。机构编制、干部职数与党的组织规模有一定的关系，国家财政为此增加的支出是个客观事实。第四，组织规模越大，越容易产生党员思想上的“身份麻痹”。革命战争严酷环境下，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员人数少但党性意识强，对自己先进性的身份具有高度的认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显著。执政时期和平环境下，公开状态的共产党员人数多却容易淡薄党性意识，模糊组织成员的政治角色，将自己先进性的身份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先锋模范作用反而不显著。

由此观之，组织规模问题确实是大党治理中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大党规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要正视执政党因组织规模大型而带来的问题。研究政党组织规模的目的，就是要在如何避免因组织规模过大而影响政党治理健康发展上形成科学的思路和对策。

二　不要将“适度”问题作为组织规模研究的关注点

就理论界研究的情况看，关注组织规模问题的基点是党员数量与质量关系，这是正确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就此作出的分析和形成的观点富有启发。但是，有个倾向值得指出，即将关注点放在政党组织以多大规模为“适度”的研究上，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根据查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提出“适度”问题的缘由是基于目前党的组织规模超大，发展速度过快。最近数年里，每年有二百多万新党员被吸纳到党的队伍中。不仅如此，大量具有入党志愿的积极分子又反映出广泛的社会需求。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发表的调研报告，截至2012年6月，全国申请入党人数达2 186.2万名，其中入党积极分子1 053.1万名。⁽³⁾这样一支党组织发展后备军的情况，按照近年来新党员的发展实际，到2020年，党组织的规模将超过1亿人。一些研究者由此思考而显露的担忧，成为提出规模适度观点的缘由。这里，我们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供讨论。

第一，当代中国执政党面临的问题是党员数量过多、组织规模过大的问题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深刻变动，党的建设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风险系数增大。2011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的告诫，表达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在分析党建形势时都指出了很多具体问题，如理想信念淡薄、组织涣散，战斗堡垒作用不强、干部腐败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出现这些问题“患”在哪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又是什么？显然不是党组织规模的问题，不是因为党员人数太多。将组织规模研究关注在“适度”问题上，无助于正确认识党的建设的难点和关键所在。

第二，确定“适度”临界点的科学依据是什么？“适度”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概念，做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度。“过度”是一个大家都不能接受的概念，超过了度，就只能使事情办坏，使事情朝不好的结果发展。但是，这个度的临界点在哪里，总得有一个标准，有合理的依据。政党组织规模适度的临界点在哪里？多大规模才算是适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阐述过这个问题，实践中更难找到科学的依据。有研究者提出:“判断党员队伍规模大小，基本指标是党员数量和全国人口之比，比较理想的是在3%—3.5%。”⁽⁴⁾以比重关系作为政党组织规模“适度”的依据能站住脚吗？答案是否定的。3%—3.5%为理想的比例，依据是什么呢？笔者没有看到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从世界政党情况看，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组织规模都比较大。按照比例计算，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占人口的比例为6.1%左右，即100个人里有6个党员。1989年苏联人口总数为2.86亿，党员2 000多万，党员人数占人口比例是7.1%左右。这样的比例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肯定是很高的。日本自民党党员大约100万，占全国1.27亿人口的比例仅为0.8%左右。但这能说明问题吗？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党员的比重大小并不影响其组织运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遭遇垮台失败也不是因为没有保持组织规模的适度。政党规模适度的临界点是无法确定的，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只能使研究陷入误区之中。

第三，组织规模能不能通过控制达到“适度”？有的研究者从党的组织规模庞大的现实出发，提出“必须严格控制党员数量”，“降低党员发展速度”的主张，认为“为了保证党的建设常态化、科学化。对党员发展的数量既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加强微观控制”⁽⁵⁾。这个观点值得商榷。首先，一个政党能发展到多大的规模，不取决于政党的主观意志。我们可以设想，政党组织当然可以作出规模发展的上限，作出缓发展、暂时不发展甚至不发展的决定，对组织规模加以人为的控制。但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不能证明政党规模就是主观意志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政党组织规模萎缩、政党加入兴趣冷淡的困境，绝不是政党主观意志可以摆脱的。其次，政党规模也无法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设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政党的组织规模加以明确的规定，即使是一些制定有政党法的国家，也没有看到在规模上作出硬性限制。各国社会性质和国情不同，政党组织发展的样式也完全不一样。就组织规模而言，政党资源与社会需求也是一种供求关系。在国内入党志愿较为普遍的情况下，以人为的控制以求“适度”，不仅理论上违背政治发展规律，而且实践上也根本无法进行操作。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的“适度”问题，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三　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需要关注的问题(www.daowen.com)

那么，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的问题意义何在？简单地说，其意义在认清大党治理如何实现组织规模与组织效能相统一的方向和路径。笔者认为，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应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走质量强党之路。大和小都是数量概念，大未必强，小未必弱，大小强弱不是绝对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大党，党员数量是宝贵的组织资源。这个强大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好，使其效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是研究组织规模问题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认识党员的数量与质量这对关系上，都有着丰富和精辟的论述，他们都一致认为，质量重于数量。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中央领导人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高度重视提高党员思想素质，采取各种举措，努力从质量上保证党的建设健康发展。这样的建党思想轨迹表明，走质量强党之路才是谋求规模与效能相统一的正确之道。党中央提出要从工业大国转变成为工业强国，要从文化大国转变成为文化强国，那么，就党的建设而言就要从规模大党转变成为质量大党。从根本上说，强党的关键不是数量，质量强党要落脚在以党员思想素质为基础的组织效能上。

第二，立足于超大型政党的国情，将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和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建设方方面面，深刻认识组织规模超大型对执政党治理构成的严峻挑战。治党务必从严，对一个庞大的政党组织尤其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战争年代从严治党突出的是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执政条件下，从严治党不只是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党的宗旨、先锋作用的思想觉悟、群众路线和清正廉洁的作风等方面的要求。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整体和协调发展，是伟大工程系统性的体现。从严治党必须注重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中大规模组织总体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第三，必须将一代代薪火相传、生命接续作为党的长远大计，把好党员发展关，认真研究党的组织规模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关系。胡锦涛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党员来体现”，党员队伍建设是“基础工程”，“坚持不懈地提高党员素质”，“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及时处理不合格党员”。⁽⁶⁾习近平指出:“要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科学制定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切实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全面推广发展党员工作公示制、票决制，进一步提高发展党员质量”，“要建立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⁷⁾这些论述对于研究大党治理与组织规模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保证党兴旺不衰，不在于组织规模的增减，而在于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保持和延伸。组织规模越大，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难度就越高。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问题，应该着眼于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战略视野。

第四，超大型组织规模的政党治理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这是将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取向植入党的建设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来源于其思想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根植于其自身建设的科学性。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是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政党发展有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大党治理又有不同于小党的特殊规律。党员人数众多、机构建制庞大、组织规模超常，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党情，也是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出发点。党自身治理的科学性建立在政党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研究政党治理与组织规模问题，必须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要务，努力寻求超大型组织规模情况下执政党建设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12期；《报刊文摘》2013年1月1日，第2版部分转摘。

(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0—1121页。

(3)中央组织部组织一局:《不断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关于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员队伍建设的调研报告》，《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9日，第15版。

(4)吴德兴:《党员队伍数量与质量关系的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4期。

(5)陈志刚:《党员数量结构的新变化及其新挑战》，《探索》2010年第6期。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7)同上书，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