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共同富裕”思想⁽¹⁾

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历程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其突出的表现即是从改革初期所有制的转型发展到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以社会阶层分化为特征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在逐渐成为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引起各种议论、担忧。尤其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问题，人们认识上的分歧较大。这不只是关系社会成员个人利益趋向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改革目标的认同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等重大原则问题。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阶层分化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一　社会阶层分化不等于两极分化

从词义上看，“分化”的对应词是“守衡”，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在传统的思维范式中，分化具有破坏性的意思。尤其是用于政治领域，分化一词更是遭人嫌恶。例如，当我们说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对我国施行“分化”战略，分化就是分裂的意思。又如，以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是两极分化，也是在贬义上使用“分化”一词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分化”一词的理解，更多的是取其消极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对分化的排斥有着悠久的渊源。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引导农耕结构的中国社会追求一种维持平衡、遏制分化的模式目标。不仅很多农民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宗旨，即使封建统治阶级在贪婪聚敛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要标榜一些“抑豪富”之类的主张，粉饰自己。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普遍的认同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平等性，即克服了资本主义经济两极分化的弊端；二是其利益的广泛性，即维护和代表多数人的权益。但是，人们在认同了社会主义积极的价值取向的同时，却跌进了机械性和片面性的思想误区，即将平均主义融入了社会主义的理解之中。这既有传统思想的惯性影响，又有社会主义模式僵化和社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消灭阶级”、“缩小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废除等级制”、“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实践，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人们的眼里，分化历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取的价值取向。

其实，即使就词义上说，分化未必就一定导致两极分化。就社会阶层而言，分化可以是向上的，也可以是向下的。分化不排除两极分化的可能性，但向中间聚拢也是分化的一种结果。联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在贫富两极差距拉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阶层流动中出现地位上升的大量事实。如“九五”期间我国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超过1亿。据新华网报道的信息，有关方面预计今后十年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76亿。到2020年，转移的人口总量将会超过3亿。⁽²⁾此外，就目标和趋势而言，向中间聚拢的阶层分化结果应该是理想的、必然的。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阶层的分化会加快，向上提升的机会将增多；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教育制度的改善，随着国民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全社会的阶层结构必将发生深刻变化。根据国际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形成一个占较大比例的社会中间阶层是完全可能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根据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尽管该报告认为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化还存在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问题，中国社会仍处在传统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状态，但却十分明确地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阶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³⁾因此，我们无须对阶层分化问题视如猛虎险途，摆脱阶层分化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认识障碍，正确对待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

二　当代社会阶层分化与改革目标的一致性

首先，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是所有制变革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合乎逻辑的历史进程。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首先从所有制入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随着自主性的提高，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导致了两个结果的出现: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巨变的一道亮丽景观；二是“民工潮”涌动，大批农民流向城市。两个结果使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首先在农村发生。1984年10月，所有制的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制、租赁制的试验，“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从而促进了城市中社会阶层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此过程中产生，一些传统的社会阶层也发生着较大的变动。可见，所有制的变革必然促进社会阶层的分化，而社会阶层的分化反过来又推动所有制变革的深入。两者是一个有着逻辑关系的联动过程。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需要。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使社会主义模式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邓小平讲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前一次革命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三十年里，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僵化模式的结果是使中国陷入了生产力发展的迷津。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效绩没有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机械和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权的制度架构、什么都讲“统”的划一思路、拉平差距的平均主义等，造成建设模式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的严重背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转换模式，重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样式、多类型的所有制经营形式，多方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满足，因此，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产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是完全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的。

再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必然要求。实现现代化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传统的思维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到1949年后的中国，对实现工业化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上。片面地以为，只要工业生产总值超过农业，工业化的任务就大功告成，而抹杀了社会阶层结构对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宣布实现工业化，我国在1956年后对中国工业化的盲目估计，都缘出于此。而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单一所有制结构和行政区划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阶层的分布成为先天的制度性安排，不仅阶层单调，而且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可能。这样的结果必然妨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即使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改变，也无法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体现工业化的要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业人口依然占着80%的比重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实现工业化的要求。以社会学家的眼光来看，“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的内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都“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⁴⁾

三　如何看待当前社会阶层分化中的贫富差距

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统计数据显示的情况也不一样。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80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不仅总体上差距不大，在城市内部及城乡内部也相当均等。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上升至0.382。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上升到0.458（超过0.4的警戒线）。而一些专家认为这一估计，“仍有可能低估了中国当前的实际差距水平”⁽⁵⁾。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的调查统计表明，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1996年至1997年则上升到0.46，如果将全体居民按收入情况，分为低、次低、中间、次高、最高五组，各等级组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 06%、8.63%、14. 14%、21.77%、51.40%。⁽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⁷⁾从这些数据情况看，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比较突出，其发展态势不能不引起重视。

究竟怎么来看待社会阶层分化中的贫富差距？

首先，必须承认贫富差距拉大是阶层分化中必然的和正常的现象。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人们的收入状况主要是与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取向相联系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意味着社会阶层之间的间距明朗化，出现贫富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不能把贫富差距扩大归罪于社会阶层分化，更不能因担心贫富差距扩大而人为地阻止、限制社会阶层的分化。否则，因噎废食，反而会对社会转型带来障碍。

其次，必须坦率地承认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呈严重态势。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1989年前后社会上曾对分配不公问题反响强烈，形成对贫富差距拉大的第一次反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又一次贫富差距的扩大，问题逐渐突出。理智地分析，这两次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一次贫富差距拉大主要是一些不良分子钻国家改革摸索期机制、政策漏洞的结果的话，那么，第二次贫富差距拉大则主要是市场价值取向而产生的分化现象。虽然不排除仍有诸多权力因素以及腐败因素在起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社会阶层分化正在逐步向着规范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利益分配导向、机制和格局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而趋向合理化。因此，贫富差距的严重态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形成贫富差距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因素和机制。

再次，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努力应该服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中国曾在很长时间里试图通过人为消灭阶层差别、统一资源配置方式、平均分配收入等办法，来稳定社会，但结果并不成功。而当贫富差距拉大时，又对社会稳定问题引起担忧。这确实是一个理论悖论。走出这两难境地，必须发挥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制度安排和政策倾斜的作用。例如，可以考虑提高低收入阶层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获益程度。通过合理化的税收法规，使社会弱势群体得到一些利益补偿；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定有针对性的保障制度，使贫困阶层的生活有所依靠；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缩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创造社会良性就业环境等。这就是说，在社会阶层分化中，防止贫富差距悬殊不是一个单凭主观意志性的行为所能奏效的，党和国家采取的所有措施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www.daowen.com)

四　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应该遵循“共同富裕”思想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一个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传统的“大锅饭”、“铁饭碗”制度和意识随着体制性的改革而被冲破和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发展思路，实际就是促使社会阶层分化的最早政策导向。

如上所述，社会阶层的分化是所有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的改革进程来看，“先富”政策同样是与所有制的改革相联系的。如果还是统一的所有制模式，如果还是固定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任何地区、任何个人都不会有首先富裕起来的条件和机会。没有贫富差别就没有阶层的分别。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虽然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别，他们之间的实际待遇也有较大差别，但统一的分配制度和“消灭差别”的“左”倾指导思想，极大地抑制了社会的创造性，因而社会的进步不大。这样的阶层结构也就被社会学家视为非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因此，当我们将“先富”政策与社会阶层分化相联系时，从中看到的正是其现代化的时代涵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过程中，阶层分化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现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合理状态如何与社会阶层的现代化结构相协调。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已经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成为现实。邓小平早就说过，等到一定的时候，具备一定的条件，共同富裕的问题就会被提到议程上来。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共同富裕问题，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又有轻重缓急。从社会均等水平的起点开始实行“先富”政策，重在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解放思想，敢于首先富裕起来。到了一定的程度，“先富”已用不着倡导和鼓励，而帮贫扶困、带动落后贫困地区和人员发展的任务紧迫起来。我们以为，当前的中国，在继续为一些社会阶层创造富裕起来的优良环境的同时，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来。

邓小平在阐述“共同富裕”思想时，表述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对此，邓小平作过多次强调。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第二，要提倡勤劳致富。“勤劳致富是正当的”，“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第三，共同富裕的着眼点是普遍的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邓小平说，中国如果也搞资本主义，“可以使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第四，共同富裕是最终目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方法。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⁸⁾第五，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会拉开贫富差距，会带来一些消极的现象，但邓小平说:“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第六，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不是要引导两极分化。“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第七，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的、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⁹⁾认真地学习和把握好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这些重要观点，十分必要。它对于引导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朝着理想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结构目标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实事求是》2003年第4期。

(2)《十年内进城务工达1.76亿》，《中国剪报》2002年1月28日，第1版。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5)《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访谈录》，《安徽决策咨询》2001年第4期。

(6)李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与展望》，《新视野》1998年第4期。

(7)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8)以上引文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72、64、161—162、166、142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49、172、110、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