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分化是当代中国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¹⁾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将拉开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序幕。在经历了所有制变革和经济模式的变动之后，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新的社会力量组合态势，成为启动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征兆，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调整。

一　历史嬗变呼唤社会变革的递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飞速进步，而这样的进步又是在渐进有序的历史演进中实现的。从所有制的变革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逻辑关系的联动过程，所有制的变革必然促进阶层的分化，阶层的分化必然深化所有制的变革。

20世纪末期，中国的改革首先从所有制的改革入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在改变土地经营方式的同时，悄然触动了既有的农村所有制。随后崛起的乡镇企业催生了一种新的所有制萌芽。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所有制的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指导思想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的方针，促使工业领域所有制逐渐发生变化。之后出现的股份制、租赁制试验和“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齐头并进，创造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所有制的变革直接造成的影响就是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改革开放后的资源重新配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盘总量的增加，克服了资金来源、就业选择以及产业构造的局限性；二是现有资源的盘活，原先受体制性束缚的各种社会资源通过优化组合得到新的能量释放。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力量的重组。以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而形成的多种经营实体，使社会力量的组合向多元方向发展，新的利益群体开始出现。不同经营实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拉开了均衡的水平线，社会阶层分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从所有制的变革到社会阶层分化是一个由隐到显的演进过程。当人们自觉地融入社会变革过程时，或许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阶层归属的变化。以农村层面而言，当世代务耕的“泥腿子”转移到机器旁从事商品生产时，他们或许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入了社会阶层分化的行列。以城市层面而言，当因制度安排而置身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员工流向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时，当一些职工、干部放弃“铁饭碗”下海创办企业或经商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阶层身份的变化。但一旦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阶段，阶层归属意识就会明显起来，潜在的因素就明显化为实际的存在。

一场社会变革的成功，总是以层层推进的效果显示来证明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所有制变革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一层浪潮，那么，社会阶层分化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又一层浪潮。两个浪潮的递进构成社会变革的深化。

二　社会阶层分化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价值体现

从社会变革的高度来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前一轮的社会变革针对的是旧的社会体制，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而新一轮的社会变革面对的则是新的社会体制，扩大成果是主要任务。改革所有制也好，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也好，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性运作环境。社会阶层分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新一轮的社会变革相联系。

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对加快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实现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党中央提出的现代化目标无疑是力图完成这个转变的号召。但是，这三十年的实践中，虽然生产力有一定的增长，人民的生活也有较大改善和提高，但社会结构的转变基本上是停滞的。其中原因复杂多重，但经济上的单一所有制成分和行政区划上的城乡二元结构，牢牢地钳制着社会阶层的先天性分布，使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可能。这样的结果必然妨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即使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改变，也无法在社会成员结构上朝工业国家的方向迈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依旧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国家。所有制变革后，阶层的流动很快出现社会结构的改观。资料显示，1997年从农村分流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经济组织工作的农民达1.35亿人，此后农村的分流愈加加快，1999年全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89.7%降到46.6%。这样的阶层分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对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政治民主化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也是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动，党和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有了相当的提高，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各种动力予以推动。人们注意到制度健全、文化素质培育、渠道畅通等对于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意义，却忽视了阶层分化的出现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力。一个民主的社会，是阶层利益便于沟通反映的社会。由此而言，阶层分化形成的多元利益群体就是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动力之一。政治民主化程度与社会阶层发展状态是直接相关的。阶层发展的空间越狭窄、阶层流动的机制越僵硬，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就越低，反之，阶层伸展余地越广、阶层分化机制弹性越大，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因此，社会阶层分化有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第三，社会阶层分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的一种社会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境界。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之一。作为最理想状态和最高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就其含义而言，则包含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利益的协调相一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它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积蓄，一是社会提供个人素质发挥的空间。这种空间包括职业的可选择性、特长发挥的对称性、能力伸展的可塑性、阶层组合的多元性和进出的流动性等。在片面强调阶级对立的年月里，与单一阶级结构的狭隘空间相对应，实现个人自我价值也遭到否定和排斥。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使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素质状态来寻找恰当的位置，从而大大开拓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余地。因此，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阶层分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涵义。

三　增强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认同感(www.daowen.com)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由隐而显的过程，伴随着激烈的思想震动，因为阶层分化涉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大调整。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一下子要接受拉开贫富差距、确认等级差别的阶层分化事实，障碍重重。究竟如何来看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确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看法。

首先，阶层分化是个客观事实，具有必然性。任何社会都有阶层划分。目前阶段，人的差异性决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利益分享的不平衡。有阶层划分就有阶层分化。过去，我们总是视分化为险途猛虎，一讲分化就是两极对峙，这并不合乎事实。其实，阶层分化可以是向上的，也可以是向下的；阶层分化不排除两极分化的可能，但也有向中间聚拢的事实。因此，承认阶层分化的客观事实，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式，摆脱阶层分化必然两极分化的认知困扰。

其次，阶层分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第一，它有利于促进社会竞争机制的形成。长期以来在单一社会阶级结构划分的模式下，阶层得不到发展，竞争实际上也被扼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从而推动着社会竞争机制和氛围的形成。第二，它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社会活力是在动态中绽露的，社会稳定也需要在动态中实现。历史经验说明，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而社会活力的最重要表现就在于能否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西方社会分层理论论证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橄榄状”社会阶层结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激化起着缓冲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阶层分化不仅未必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反而对保持和巩固社会稳定起良性作用。第三，它有利于激励社会整体进取向上的意识。社会群体或成员的进取向上，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身份制”社会的特征。除了少数例外情况，社会成员一般都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固定化的地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开辟了社会成员可能改变自身地位的多种途径，利益驱动成为主要的杠杆。这就为勃发社会进取向上的意识奠定了基础。第四，它有利于推动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不仅有个能力问题，还有一个动力问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社会成员能够在显示创新能力的同时，实现阶层上下幅度的大流动，并在体现价值的同时改变自身的地位，这就从机制上培育了创新的动力源，有利于从总体上提高民族创新能力。

假如以上的看法能够站住脚的话，那么，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就应该采取认同的态度，培育健康的心态。认同不是消极、被动的认同，而是要主动地参与社会阶层分化，积极地融入社会进步的进程，在资源重新配置和社会力量组合的变动中，寻找自我发展的最佳位置。

四　把握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整合的辩证关系

当然，社会阶层分化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肯定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否认阶层分化可能产生的弊端。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隐伏的矛盾很多，面临的问题也很棘手。因此，一方面要努力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这是辩证的统一。面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加强社会整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在身份制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以后，阶层划分的秉承性限制大大缩小，先天因素作用减少，后天努力的自致性因素越来越重要。阶层分化的上下进出朝实力、能力和素质的价值取向倾斜。虽然家庭背景、财产继承等因素仍然会在阶层分化中发生影响，但依靠高层次教育训练，掌握文化科技知识而提高自身地位，从而实现阶层攀升甚至突越的事例已经不胜枚举。这里，关键是要以公正平等的原则，建立社会阶层分化的机制，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户籍制度，使各个社会成员在阶层流动中获得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待遇。

第二，创造进取向上的竞争氛围。阶层分化必然体现优胜劣汰的规则，有竞争就必然有被淘汰者，任何社会都不会因有一部分人被淘汰而停止竞争，而竞争的目标是向上。阶层分化之所以对社会发展不是坏事情，就是因为它引导进取向上的竞争氛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趋势是向上提升。一些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尽管金字塔型的阶层结构尚没有改变，但小康水平的阶层正在大幅度地扩大。另外，大量数据也可以说明，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由下而上流动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由上而下流动的比例。因此，社会利益的整合必须积极创造进取向上的竞争氛围。例如要提供充分的教育培训条件、鼓励社会成员晋阶升层的意识，以此来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第三，确立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发展思路，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经济建设模式。从阶层分化的角度看，这个思路其实就是最早的政策导向，发展到今天，已经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成为现实。现在应当在继续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对因制度性原因、地理环境原因以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给予大力度的帮助和扶持。毫无疑问，只要存在阶层分化，总会有处于弱势的下层社会群体，而且，因各种原因失去竞争优势的社会群体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难。党和政府应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例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严密个人所得税的法规、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利益调节杠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西部地区开发等，在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使弱势群体也能享受社会进步的利益，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四，疏通阶层协调的渠道。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是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形成各自的利益表达愿望，阶层归属感会日益强烈。如果不加强社会整合，就容易引起矛盾冲突，甚至激化为恶性事件。疏通阶层协调的渠道，一是要从制度安排上保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有诉求表达的合法途径，除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外，还应当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使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不仅具有社会广泛性，而且具有群体代表性；二是要通过政策法规，沟通阶层之间的交往，使不同的阶层达成相互理解。一个部门、一个领域、一个企业都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才、企业主、工人因阶层差异而存在的心态隔阂，往往成为引发矛盾的因由。因此，阶层之间的沟通、理解十分重要。

总之，在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作出肯定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把握好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整合的辩证统一。要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群体利益多元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利益差异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阶层分化现象不必恐惧、担忧，但是，在承认阶层差距客观事实的同时又要加强宏观调节和适度平衡，以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避免社会阶层分化向恶性状态发展。唯此，才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政治理论文摘卡》2002年第2期部分转摘。